四 隋唐社会政治与道教的发展

历史证明，道教的兴衰与社会政治关系极大。早期是这样，发展时期也不例外。由隋至唐，道教的发展进入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在这个历史时期，统治者出于稳固封建政权的需要，在思想上采取儒、道、释“三教并用”的政策，从而推动了各自的学术探索。隋唐时期的道教由于受到官方的支持，其组织更加完善，传播更加广泛。为了方便，我这里准备从两个层面来说明：首先介绍隋唐时期统治者对道教的态度；其次阐述道教组织的情况。

（一）隋唐时期的统治者与道教

隋唐时期，道教的发展绝非偶然。要明白底细，可以从“图谶”问题入手来考察。所谓“图谶”是符图、谶语的合称，其内容大抵为符命宣传一类，于形式上多采字形离合、隐喻之法。此类形式，古已有之。隋唐之际，因改朝换代的社会变迁，图谶盛行于世，而有心于政权的人物则顺水推舟，加以利用。

隋开皇初，太原有以童谣形式出现的图谶，说：“白衣天子出东海。”杨坚即依此穿上白衣到了东海。此人为应谶说，便画五级木坛随身带上，且“常修律令，笔削不停”以事道。因为皇帝信图谶，所以诸多大臣也以张扬图谶而受到信任。史称，王劭数言符命，称陈留那地方的老子祠有棵枯柏，世代传说老子将出关的时候讲过，等待枯柏在东南向生出新的枝条并且回指，就会有圣人出世，道教将大兴于世。到了南齐的时候，枯柏果然从下面生出新的枝条来，上指东南。夜中有三个童子相和唱道：“老子庙前古枯树，东南状如伞，圣主从此去。”那时杨坚仅为亳州刺史，为应谶意，便亲自到了祠树下，以标榜自己乃是“圣主”，足见有皇帝欲望的人对这一类图谶是相当关注的。此后，杨坚登基，取道门劫历“开皇”为年号，表明隋朝开基即已暗合道门之神学底蕴。

隋末，农民起义使杨家王朝受到沉重打击，李渊看准有利时机，也揭竿而起。时有《桃李谣》，流行广泛，几乎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歌谣唱道：“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巫浪语，谁道许！”谣中所谓“桃李”系隐喻逃亡之李氏。早在隋末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兴起之际，世上便有“老子度世，李氏当王”的符谶流播，隋炀帝杨广深忌之，每每排斥李姓。李渊利用这种歌谣以应谶告，最终得了天下。此等歌谣谶语可能出于道门中人之手。据诸多文献所载，道门中人每于乱世时创作歌谣谶语且使之广为流布。如《大唐创业起居注》中便收录了蜀郡道士卫元嵩“桃源花”一类谶语，由此可证《桃李谣》之类谶语的流播具有深厚的道教文化背景。

隋唐时期，帝王不仅利用图谶为其夺取政权服务，而且也通过种种途径对道教大力扶植。首先是积极支持道观修建和道教组织的发展。关于这个方面，早在隋文帝杨坚在位时即已采取许多措施。据杜光庭《历代崇道记》所载，开皇三年（583），隋文帝“迁都于龙首原，号大兴城，乃于都下畿内造（道）观三十六所，名曰玄坛，度道士二千人”。除了京城之外，隋朝统治者对于地方上的道观建设也给予相当力度的支持。据欧阳洵《宗圣观序》所载，隋文帝曾经到该道观“沐芳礼谒，护门休征”，他下令重修楼观宫宇，度道士一百二十人；诏命设立玄都观，以“田谷十老”之一的王延为观主，且提供了诸多优惠政策，使之可以更好地发展。隋朝之后，唐朝的统治者对于道教的支持比隋朝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李渊称帝后，一再宣称“李氏将兴，天祚有应”，“历数有归，实惟天命”，他确认道教教主老子为李唐王朝的先祖，屡屡召见道门高士，封赏甚丰。为了提高道教地位，李渊甚至下诏，排定三教先后。《先老后释诏》中，李渊认定“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这虽然仅是一道诏令，但因其确定了道教优先的位置，在整个唐朝道教发展中无疑起了极大的政策导向作用。此后，唐朝的大多数皇帝基本上按照这个既定方针大力扶植道教。

（二）隋唐时期道教组织的发展

与魏晋南北朝的情形有所不同，隋唐时期的道教不再打出新的组织旗号，而是巩固与发展。因此，我们考察这一时期的道教不能离开原有组织的线索。

隋唐时期，由于意识形态较为宽松，道教组织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各派组织的交流也加强了，从而促进了彼此的思想融合。

首先，从茅山宗的情况来看。茅山宗是上清派在茅山流衍的表现，或者说是上清派以茅山为发展中心的别称。在隋唐时期，茅山宗是道教主流派。自陶弘景之后，茅山宗发展迅速，高道辈出。其著名者有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等。

王远知（530—635），一作远智，字广德，祖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徙扬州。弱冠时即师事宗道先生臧矜，后来又随陶弘景学习道法。隋开皇十二年（592），当时尚是晋王的杨广镇守扬州时便派人召见了王远知，杨广登基当了皇帝之后又于大业七年（611）派遣崔凤举迎请王远知，相见于临朔宫。杨广执弟子之礼，请教神仙之事。唐高祖李渊对王远知也很器重，授予朝散大夫之衔，唐太宗为秦王时也从王远知受“三洞”道法。

潘师正（586—684），字子真，贝州宗城（一说赵州赞皇，今属河北）人。出身仕宦之家，自幼熟读六经，并得母口授《道德经》。隋大业间，师事王远知，得道门隐诀及诸多符咒法术。其思想主要见于《道门经法相承次序》中，这是唐高宗与潘师正在中岳逍遥谷的对话录。可见，潘师正与皇帝关系非同一般。

司马承祯（647—735），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晋彭城王权之后。师事潘师正，隐于天台山之玉霄峰，自号“白云道士”等，颇受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等唐朝皇帝器重，但他无心于禄位，因此对力图通过隐居而出仕的卢藏用讥以“终南捷径”，后来这句话成为隐居出仕的一个成语。司马承祯精通书法艺术，自创“金剪刀书”，以三体写《老子》，刊正文句，一生著作颇多，主要有《修真秘旨》、《修真养气诀》、《坐忘论》、《天隐子》等。

隋唐茅山宗的传人大多出自士家大族，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学了道法之后并没有厮守于茅山，而是迁移于各地名山，这就使茅山道法向各地流布。由于茅山宗传人大多出身仕宦之家，谙熟政治，故虽身居道门，也不忘名教世务。茅山宗历代宗师较重视理论研讨，他们的活动在总体上推进了道教理论的发展。

其次，从楼观派来看。自北周之后，楼观派日渐兴旺，尤其在隋唐更达到鼎盛状态。此时有道士歧晖为楼观派的兴盛打下了良好基础。

歧晖（558—630），京兆（今西安市）人，后更名平定。他于北周武帝天和五年（570）出家为道士。不久之后，由于武帝沙汰佛教与道教，歧晖被迫还俗。到了隋朝建国之初，隋皇帝复兴道教，歧晖复为道士。他师事通道观苏法师，得授三洞经法。《混元圣纪》卷八载，大业七年，隋炀帝“亲驾征辽”，歧晖对门弟子说：“天道将改，吾犹及见之，不过数岁矣。”后数年，李渊起兵，歧晖将楼观台的粮草拿出来慰问唐军。高祖李渊得天下，因念岐晖相助之情，遂称其起兵反隋乃是“奉天承运”，于是追认道教教主老子为其远祖，建宗圣宫为祖庙，楼观派更受到青睐。武德（618—626）初，唐皇帝敕修楼观宫宇，并赐田土十顷以充基业，又令改楼观为宗圣宫，以歧晖为宫主，赏赐甚多。武德七年（624），唐高祖李渊又亲自到楼观，祭祀老子。这对楼观派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歧晖“羽化”之后，唐高宗命宗圣宫道士尹文操任昊天观主兼知宗圣宫事。尹文操（622—688），陇西天水（今属甘肃省）人。少年起即学儒业，喜诵读《老子》、《庄子》及《孝经》。稍长，则精心奉事尹真人庙，因读《西升经》、《灵宝经》而深悟玄理，师事周法师。尹文操于楼观派道法探研相当勤奋，主要著作有《祛惑论》、《消魔论》、《楼观先师传》等。

隋唐间，楼观派著名道士大都与帝王关系密切。该道派素有崇尚“老学”（即《道德经》学）的传统。历史上，关于老子的诸多神话传说往往与该道派有关联。在理论上，该道派注意阐述老学“重玄”之理。《楼观本起传》称该道派“寻众妙之轨躅，慕重玄之指归”，表明了该道派在隋唐间的思想旨趣。

复次，从天师道方面来看。作为符箓道法传授的主体，天师道自魏晋以来一直拥有广大的信众。由于发展的需要，天师道子孙约在隋唐间到了龙虎山故地收徒授业，广传道法，由此衍生了天师道龙虎宗。从杜光庭《道教灵验记》所涉及的情形看，隋唐间，龙虎山已经成为天师道的重要基地。考唐代文献，我们也可以发现龙虎山对于天师道法的传播所起的突出作用。《全唐诗外编下》载有唐元和（806—820）初进士吴武陵《龙虎山》诗，其中有“五斗米仙真有道”的句子，徐锴撰《茅山道门威仪邓先生碑》称：茅山道士邓启霞于唐咸通十二年（871）到龙虎山请十九代天师来授“都功正一法箓”。这些资料说明，至少在唐代中后期，天师道的传播基地已经从巴蜀的鹤鸣山转移到龙虎山，并且具有相当突出的影响。

从以上几个宗派的情况，我们大体可以了解隋唐间道教组织的一些特点。这时，道士们学习的经典逐渐增加，并且注意进行社会政治交往，开展理论研讨，从而促进了道教组织的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