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问题

第一章 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

经典名句

◆从属于统治阶级的少数民族群体和宗教少数派群体，出于自愿或者不自愿地被排挤出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职位，于是就趋向于以一种不寻常的力量投身于经济活动领域。

◆全力以赴的精神、积极进取的精神或者其他可能称之为的精神，这些精神的觉醒都倾向归功于新教教义，而坚决不应该听随一种惯常的趋势，将其与生活享乐相联系，也不要在任何意义上将其与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Esprit des lois）第二十卷第七章中说道，英国人“在世界上所有民族中取得了三项最为长足的进步：那就是虔敬、贸易和自由”。

在任何宗教派别复杂的国家中，你只要稍稍留意一下有关职业的数据统计，就能经常发现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这一现象多次在天主教的出版物和文学作品中、在德国的天主教大会上引起讨论，那就是：大部分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以及那些现代企业中的高级技工和接受过高级技术和商业培训的职员，基本上都是新教教徒。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那些宗教信仰差异和民族差异相重叠，进而又造成文化发展差异的地方，比如德国东部的德意志人和波兰人；这一现象也体现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有关宗教信仰的数据中，资本主义在其迅速扩张期间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自由改变人口的社会分配，进而决定人口的职业结构。在这其中，资本主义越是能自由行事，这一效应就越发明显。之所以新教教徒相较于其他教徒能够更多地参与到资本所有权、商业管理和工商业企业的高级技术领域，这要部分地归因于深远的历史原因，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宗教信仰并不是影响经济状况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经济状况引发的结果。若想参与到上述那些经济职能中去，通常需要参与者具有一定的原始资本积累，又要接受过高成本的良好教育，这两种背景常常是缺一不可的。在今天看来，具备这两种条件大部分情况下要依靠继承家族的财富，或者至少参与者要具有一定的物质财富才可以。在16世纪的古代帝国中，许多经济最发达、自然资源最丰富和环境最好的地方，特别是大部分富饶的城镇，都转而信仰新教。这种信仰的改换使得新教教徒在争取经济地位的努力中受益匪浅，甚至到了今天这一效应依旧发挥着作用。而这就引发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为什么那些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同一时间都支持进行教会革命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不会像人们想象中那样简单。

从经济传统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无疑会大大增强一种对宗教信仰崇高性的怀疑情绪，正如针对各种传统权威的怀疑那样。然而有一点需要提及却经常被忽视，那就是这种改革不是以消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为目标，而是要以一种新型的控制形式取代旧有的形式。它意味着抛弃一种非常松散的、在当时没有实效的、几乎流于形式的控制形式，进而推崇一种控制范围渗透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所有领域的一切行为的控制形式，这种控制着实难以承受，然而必须严格遵守。正如天主教教会的教规“惩罚异教，宽恕罪人”，在当时比现代社会实施得更为有效，现如今从属于各种完全现代经济体的人们已经接受了这一规定，然而在15世纪初，这一规定只是由地球上最富有、经济最发达的民族所遵守。与此相反，在17世纪的日内瓦和苏格兰，16世纪和17世纪之交的尼德兰大部分地区，17世纪的新英格兰以及一段时间内的英格兰本土所实施的加尔文宗教规，在如今看来简直是一种对于个人来说绝对无法忍受的教会控制形式。这也正是当时在日内瓦、荷兰和英格兰的众多老商业贵族的想法。反观宗教改革者们，他们却在抱怨教会对于那些经济高速发展的地方进行的生活监督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然而，为什么当时那些在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和那些国家中冉冉升起的资产阶级不仅没有抵抗这种史无前例的清教主义专制，反倒是捍卫了这一专制，并在这个过程中培育出了一种英雄主义呢？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都没有显示出过英雄主义的特质。正如卡莱尔指出的“那是我们绝无仅有的英雄主义”，这一看法不无道理。

但进一步看来有一点非常重要，正如之前指出的那样，新教教徒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广泛地参与到所有权和商业管理中，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可以理解为（至少是部分地理解为）他们仅仅是受益于其所继承的更多的物质财富。然而这里还有其他现象不能进行这样的解释。于是乎，我们只举几个例子：在巴登、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可以发现天主教教徒的家长和新教教徒的家长为他们的子女选择的高等教育类型极不相同。天主教教徒在高等院校的在校生和毕业生中的比例，在总体上要落后于天主教教徒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而这可以大部分地归因于他们所继承的财产不同。在天主教教徒的毕业生中间，毕业于专门培养技术研究型和工商业专业人才的学院的人数，以及毕业于培养资产阶级的商务性人才的学院的人数，都远远落后于新教教徒的毕业生在这些学院中的比例。另一方面，天主教教徒更倾向于走进人文主义的殿堂，接受人文主义的训练。这一情况是上述解释无法适用的，恰恰相反，这正是天主教教徒之所以很少参与到资本主义企业活动中来的一个原因所在。

另一个更令人瞩目的事实可以部分地解释天主教教徒在现代工业的技术工人中为何只占少数。大家都知道，工厂里雇用的技术工人大部分来自于青年的手工业者；这些技术工人中更多的是新教教徒而非天主教教徒。也就是说，在技术工人中，天主教教徒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留守本行业的倾向，更多的时候他们会成为本行业的师傅，然而新教教徒则大部分被吸引到工厂里成为高级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毋庸置疑，对于这些实例的解释只能是：受环境因素影响（家庭所在社区和祖辈家庭中的宗教氛围所倾向的教育方式）所养成的智力和精神特质，决定了他们对于职业的选择，随即也注定了他们的职业生涯。

在德国，天主教教徒很少参与现代商业生活的状况更是让人吃惊，因为这与经常（包括现在）可以观察到的一种趋势截然相反。从属于统治阶级的少数民族群体和宗教少数派群体，出于自愿或者不自愿地被排挤出具有政治影响力的职位，于是就趋向于以一种不寻常的力量投身于经济活动领域。他们中最有能力的成员由于没有机会成为国家的公职人员，都想方设法地在经济领域中赢得社会对于他们能力的认可，从而满足他们在这方面的愿望。俄国和东普鲁士境内的波兰人的状况准确无疑地证明了这一点，生活在那里的波兰人相较于生活在加利西亚占有优势地位的波兰人而言，他们绝对拥有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更为久远的具有同样情况的例子还有，生活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生活在英格兰的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教徒和贵格会教徒，以及最后的但同样重要的，那就是有着两千年历史的犹太人。然而，身处德国的天主教教徒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身份而创造出什么让人刮目相看的成就。在过去，不论是在荷兰还是在英格兰，当天主教徒遭受迫害或者仅仅被容忍可以存在的时候，他们却都没有像新教教徒那样，实现过特别显著的经济发展。而从另一个方面讲，一个确定的事实是，新教教徒（特别是后面将要深入探讨的新教运动的一些支派）不论他们是身处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论他们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他们都体现出了一种发展经济理性主义的趋势；而对于天主教徒来说，不管他们是处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这种趋势都未曾显现出来过。因此，对于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的这种差异，应该着重研究他们各自的宗教信仰中固定的内在特质，而不是仅仅观察他们暂时的外在的历史政治环境，从而得出一个最重要的解释。

我们的任务正是调查研究这些宗教，试图找到它们的独特特质或者曾经的独特特质，因为这些特质可能是产生我们上述情况的诱因。有些人基于表面的分析和根据某些普遍的印象，认为这种差异是因为天主教教义更为重视美好的理想世界，及其最高理想中的禁欲主义特征，正是这些因素的指引使天主教的信徒们对现世的美好无动于衷。这种解释是与评价这两种宗教的普遍趋向相一致的。在新教教徒那里，这种解释被用来作为批判天主教生活方式中那些禁欲主义理想（真实的或者是想象中的）的基础，而天主教教徒则指责新教教义将所有理想都世俗化，是物质主义的根源。最近一位作家（指奥芬巴赫，Martin Offenbacher。——译者）试图对天主教和新教对于经济生活的不同态度进行这样的阐述：“天主教更为恬淡，较少营利冲动；天主教教徒宁愿选择一种收入较少但非常安稳的生活，也不愿意选择一种充满冒险和刺激却可能带来荣誉和财富的生活。俗话说得好，‘吃饱睡好，不可兼得’。在这个例子中，新教教徒更倾向于吃得饱，而天主教教徒则青睐于睡得好。”

事实上，这种要吃得饱的欲求准确但不全面地描绘了目前德国很多名义上的新教教徒的行为动机。但是在过去，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英国、荷兰和美国的清教徒的形象与享乐生活恰恰相反，而这一个事实对于我们目前的研究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再者，新教教徒中的法国教徒一直保持着各地加尔文宗教会留下的特质，特别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宗教斗争中所留下的特质，直到今天这种特质还一定程度地保存着。然而（或许，正如我们之后会思考的，的确是由于这一原因吗？），这些特质众所周知是当时法国工业和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尽管它们仅被允许在小范围内存在并一直饱尝迫害。如果我们可以把这种对待信仰的严肃态度，以及让宗教利益主导整个生活方式的做法称为追寻理想世界的话，则法国的加尔文宗教徒从过去到今天至少都和北日耳曼的天主教教徒一样超凡脱俗（不妨以北日耳曼的天主教教徒们为例，因为他们对于天主教的重视程度无疑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对于自身信仰的重视程度）。而这两种宗教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内，都以几乎相同的方式与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发展趋势区别开来。法国下层人士中的天主教教徒对于生活享乐非常感兴趣，而上层人士对宗教则直接采取了一种敌视的态度。与之类似的是，今天德国的新教教徒都全神贯注于现世的经济生活，而上层人士则对宗教漠不关心。再没有什么可以像这种对比一样清楚地说明，那些断言天主教就是追求理想世界，断言新教教义就是重视现世的物质享乐，以及其他类似的含糊概念，都无法帮助我们达到研究目的。以这种笼统的说法来区分两种宗教，甚至都不足以适合今天的现状，就更不用说与过去的状况相符合了。然而，如果有人依旧想利用这一方式进行区分，那么其他几种意见就会马上出现，并且与上述对比相结合从而提出一种假设的矛盾，矛盾的一方是理想世界、禁欲主义和宗教虔诚，另一方则是参与资本主义的获利行为，而这对矛盾的双方实际上可能具有亲密的关系。

事实上，基于一种非常表象的观察所得出的结果会令人大吃一惊，那就是大量虔信派（Pietism）的精神形式都源自商业圈。特别是众多最具热忱的虔信派教徒均来自这一圈子。而这可以解释成：为了避免敏感的本性被商业生活所浸染，他们所采取的一种针对拜金主义的回应，正如亚西西的圣方济各的例子那样，很多虔信派教徒也是这样解释他们皈依的过程。与之相似，非常明显的是众多资本主义企业家（包括塞西尔·罗兹）都来自牧师家庭，而这或许可以解释为是他们对儿时起就受到的禁欲主义教导的一种反应。但是当一种卓越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一种贯穿和支配所有生活的最为强烈的宗教虔诚结合在一起，并体现在同一批人或者同一个群体身上的时候，这种解释就显得没有说服力了。这种例子不是孤立存在的，而这些特质却正是很多新教历史上那些最为重要的教会和教派的特质。特别是加尔文宗，不管它身处何方，都体现了这种结合。然而，在加尔文宗教改革盛行的时候，加尔文宗（或者任何其他新教信仰）并没有与任何特定的社会阶级保持密切的关联，但是很独特并且在一定意义上非常典型的是，在它的皈依者中法国胡格诺教会的修道士和商业人士（商人和手艺人）占了很大比例，尤其以宗教迫害时期为最。甚至连西班牙人也意识到这种异端邪说（也就是荷兰的加尔文宗）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而这正与威廉·配第爵士对于尼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因论述如出一辙。哥赛因（Gothein）确切地将加尔文宗在各地的聚集地称作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即使是这样，有人依旧会认为，是法国和荷兰的经济文化在那些社会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抑或可能是背井离乡对打破传统亲缘关系所造成的巨大影响，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从科尔伯特的斗争中我们知道，法国早在17世纪的时候情况就已经如此了。甚至连奥地利都直接吸纳了信奉新教的手艺人，就更不用提其他国家了。

但似乎不是所有的新教教派都对这一发展方向有着同样重要的影响。即使在德意志，加尔文宗的影响也是各个宗教教派中最强大的，而归正宗信仰（reformedfaith）相较于其他信仰看起来也更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在伍珀塔尔地区和其他地方情况都是如此。其影响无论从总体上讲还是从具体事例上说，都要比信义宗大很多，这一点在伍珀塔尔尤为突出。苏格兰的巴克尔（Buckle）和英国诗人济慈（Keats）都曾强调过这些关系。还有一个只是需要提及的又更为明显的事实，就是在那些因信奉理想世界和非常富有而闻名的教派中，特别是在贵格会和门诺派中，宗教的生活方式与最大限度地发展商业才干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贵格会在英格兰和北美洲所扮演的角色，在德意志和尼德兰则由门诺派扮演。在东普鲁士，虽然门诺派教徒完全拒绝服兵役，但是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还是容忍了他们，那是因为他们是工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而这不过是很多能描绘上述事实的诸多著名例证之一，当然考虑到这位君主的脾气秉性，这个例子算是最令人惊叹的了。最后，众所周知的是，这种极度的宗教虔诚与同样极度发展的商业才干的结合，同样是虔信派教徒的特质。

应该想到的还有莱茵河地区和卡尔夫。在这个纯属导言性质的讨论中没有必要再堆叠更多的实例。仅有的这几个例子已经足以说明一个观点：那就是全力以赴的精神、积极进取的精神或者其他不管怎么称呼的精神，这些精神的觉醒都倾向归功于新教教义，而坚决不应该听随一种惯常的趋势，将其与生活享乐相联系，也不要在任何意义上将其与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路德、加尔文、诺克斯（Knox）和沃特（Voёt）这些老式的新教教派对于今天所谓的进步没有做过什么重要的贡献。即便是最为极端的宗教狂热者在今天也不会压抑现代生活的所有方面，而这些在过去的老式新教教派那里都是直接被敌视的。如果能够在老式新教精神的某种表述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找到任何内在联系的话，我们决不应该在这些精神声称或多或少含有的唯物主义因素，抑或是它们反禁欲的生活享乐中寻找答案，而应该将寻找的目标定位在它们纯粹的宗教特质上。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第二十卷第七章中说道，英国人“在世界上所有民族中取得了三项最为长足的进步：那就是虔敬、贸易和自由”。英国人在贸易上的优势地位和他们对自由政治制度的适应，通过某种方式和孟德斯鸠认为英国人具有的无上虔敬联系起来，这难道不可能吗？

当我们以这种形式提出疑问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大量可能的关联依稀浮现在我们眼前。由于历史资料有着无穷无尽的多样性，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将这些模糊的关联尽可能地阐释清楚。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把前述那些已经被证否的含混不清而又宽泛的概念抛在脑后，而努力地研究基督教历史上那些分支教派各自的特质和相互间的差异。

但是在开始我们的任务之前，有一些讨论是必要的：首先，针对我们正尝试进行历史性解释的这一特殊现象，思考其所含有的独特性；再就是围绕本书的研究范围，考虑这种解释在何种意义上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