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资源配置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

我读大学的时候，读书做学问是大学生的向往——其实那也不是出自献身学术的远大志向，当时留校当助教和进机关到企业当干部，经济收益基本相当，留校至少还多了个有朝一日能在学术上搞出点什么的盼头——一如现在的大学生向往着考公务员进公司。那时，学子们读书之余，常常聊到的一个话题是今后的研究方向。一天，我问一个内定留校的同学，是否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作为研究方向。他思索片刻，断然说不。原因很简单，改革至多也就是三五年的事，怎么能作为藏之名山的事业？我听了点头称是，暗暗佩服他想得远。

转眼20年，当年的“太学生”——此“太学生”非国子监之太学生，而是“太老的大学生”的缩写——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可是原来满打满算三五年就功德圆满的事，至今还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心里不禁因此有点急起来：终不成放翁先生的遗憾还要重演？于是颇为关心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打听的结果是，国内近年有好几个专门的研究，各说不一，虽然悲观的估计也有，但还是乐观的居多，有的认为已经化了一半多，有的说是六七成以上，算“准市场经济”了。我居住的城市经过当局研究，认为已经基本建成。据说此项研究还得到了北京有关部门很高的评价。得知消息后，心中踏实不少。看来不至于“但悲不见九州同”了。欢喜之余，翻看报纸，见报载某国最近大力发展 “土豆经济”。忽然想起数年前该国领导人接见外国记者，不是宣布已经基本建成发达国家了吗？老领导仙逝不久，儿子继任，当局立即转而提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在今后的数年内使百姓住上瓦房，吃上米饭，喝上肉汤——听该国人士说，他们的名菜是烤肉啊——当时就纳闷了一回，怎么最近竟发展起“土豆经济”来了？真叫人大跌眼镜。由彼及此，不由得心里犯嘀咕：咱们这六七成到底实也不实？俗话说，兼听则明。于是又想找点国外的研究看看。找来找去，只找到两个类似的国际比较研究。一个是J. D．格沃特尼和R. A．劳森主持的《世界经济自由度年度报告》，另一个是美国的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发表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经济自由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受政府干预的程度，似乎与经济市场化程度不大相干，但是结论却大致相近。根据传统基金会的报告，1997年世界上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国家和地区是中国香港（1.25）、新加坡（1.3）、巴林（1.6）、新西兰（1.75）、瑞士（1.9）、美国（1.9）和英国（1.95），经济自由度最低的5个国家是朝鲜（5.0）、老挝（5.0）、古巴（5.0）、伊拉克（4.9）和越南（4.7）。巴林和伊拉克的经济情况不太熟悉，姑且存而不论。中国香港、新加坡、新西兰、瑞士、美国和英国都是熟知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朝鲜、老挝、古巴和越南，也大致可以肯定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或刚刚开始经济改革的国家。因此，经济自由度不妨看做市场化程度的近似估计。根据报告，1997年中国内地的经济自由度在148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25位，指数3.8。按照传统基金会的分类，指数1.00—1.99是经济自由（Free）,2.00—2.99是经济相当自由（Mostly Free）,3.00—3.99是经济相当不自由（Mostly Unfree）,4.00—5.00是经济自由受压制（Repressed）。在J. D．格沃特尼和R. A．劳森的报告中，中国内地在11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1位。

这真是兜头一瓢凉水！且不说行百里者半九十，就是按绝对值算，这20年也不过是化了三四成。按此速度预测，在下岂不是行年八十方有望九州大同？

传统基金会是出了名的保守。记得前几年在华盛顿与该会的一位先生有过一面之缘，当时就觉得这老兄傲气逼人，一副眉毛不是眉毛、鼻子不是鼻子的样子。他们的话未必可信。J. D．格沃特尼和R. A．劳森主持的研究，据说是M．弗里德曼倡议，G．贝克尔、D．诺思等参与其间，看来也好不到哪里去。洋和尚的经，不信也罢。

怎么办呢？看来只能宁信足，毋信度了。都说经济学家是研究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想必最有个人理性。他们的人才资源配置取向，或许可以折射出中国的市场化程度？

手头没有中国经济学家就业分布的统计，但是，詹小洪先生在《京城十类经济学人》一文中对经济学家资源配置有过精彩描述。十类经济学人，“决策圈经济学人”、“‘议会’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等近半。他们因为在“玉泉山上雕文字”, “人大会堂审议案”, “中南海里开讲座”, “皇城根下出思路”, “三里河边做规划”,“勤政殿群儒舌战”, “内部资料转奏折”, “直接上疏陈己见”，从而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最声名显赫的人物，应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讲坛经济学人”虽执鞭于大学，以桃李满天下自慰，但欣欣然的也还是“某某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吾校吾系哪届毕业生，某某部长/司长、某某公司总裁是我带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而“个别教授还曾有过进中南海给中央领导讲读经济学课的经历”，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荣光。不少“讲坛经济学人”，身在江海，心系魏阙，随时准备兼济天下，也是公开的秘密。京城如此，地方上也是大同小异。一位朋友是很有才华的中青年教授，曾不无遗憾地对我说过，这辈子大概只能是地方经济学家了。因为他任教的大学虽说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却不幸位于外省。因此，尽管他才高八斗，满腹经纶，至多也只有参与省级经济政策咨询的机会。经济学家的“品级”根据其参与决策咨询的政府级别而定。颇有当年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分中央、省、地、县属的味道。难怪其资源配置取向如星拱北斗。

存量资本如此，增量资本如何？罗仲伟先生最近的调查表明，虽然人文社科类博士已经把大学作为择业第一选择，但是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的博士们还是不屑一顾。在下所在的研究所，多年培养博士，近十年毕业不下数十人。他们择业，第一是政府部门，尤其是中央各部委，第二是金融证券公司，大学从教者，除了原来就是教师，合同规定必须“社来社去”之外，寥若晨星。就连那“社来社去”的也常有宁可赔偿巨额违约金而跳槽的。按说，时至今日，大学教师的工资收入不低甚至略高于相近资历的政府官员了，为何博士们还如渴马饮水，直奔政府大院？朋友笑骂我是呆鸟：名义工资算什么？三五年后，这些博士混上个处长、司长什么的，八面威风，官产学一体，上下通吃，走到哪里不比你风光？实际经济收入不用说，就是那学问凭空也要比你高出一截！

但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经济学家资源配置，似乎并非如此。如果没记错，自有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得主基本上是大学教授。政府经济学家中，名家大腕好像不多。至于增量资本，记得前些年看过B．雷诺兹的一篇文章。文中写到，在美国，刚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在大学任教的收入最低，到政府的居中，最高的是任职于公司的。但是，博士们的择业排序与收入排序恰恰相反。他们首选大学，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公司。在德国，博士们为了能在大学里谋一教职，不惜再花五年时间做一篇教授资格论文（其篇幅必须大于博士论文），通过国家考试，取得教授任职资格后，如果一时没有教授岗位空缺，无法受聘，也要一直待在大学里干编外讲师（privat dozent）这种迹近临时工的活，苦熬苦等教授岗位出缺。德国朋友告诉我，按规定，取得教授任职资格者，如果两年不在大学任教，就要取消资格。因此，为了保住资格，有些候补教授甚至连那种白讲课无报酬的编外讲师的工作也肯屈就，上完课径直上联邦劳动局领失业救济金的大有人在。怪不得有人说，在德国，要想熬成教授，非得娶个富家千金做后援不可。即便如此，人家还是锲而不舍，到今天我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

择业之外，经济学家的研究资源配置取向也是个参照系。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留学加拿大的学生回国探亲，和我聊起中加经济学界之不同，说当时加拿大经济很不景气，但是大学教授们竟然毫不关心，一如既往地埋头于自己的研究。他十分不理解，问道：“作为经济学家，你们怎么能对眼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无动于衷？”教授们耸耸肩膀回答说：“那是政府的事。”学生对我说，“你看咱中国就不一样，同样是经济不景气，全国经济学界，不论专业是什么，岗位在哪里，上上下下的劲往一处使，都在那为政府献计献策，多好哇”。转眼十年，动人风景依旧。知识经济、新经济、全球化、WTO、国企脱困、扩大内需、西部开发、走出去……甭问是什么，只要是当局关注了，就一定成为研究热点。不出三个月，这方面的论文甚至著作也就臭了街，更别提那观点口径的相似程度！

若说经济学家的资源配置取向是中国市场化程度的一个映射，想必有人要问：为什么按照有关指标计算，市场化已经六七成的中国，经济学家的资源配置取向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却大相径庭？最近公布的有关调查或许可以提供一点启示。有调查显示，至90年代末，中国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已经基本落实。1997年，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已经落实了98.3%，产品定价权落实了92%，销售权落实了96.8%，物资采购权落实了98.8%，留利支配权落实了97.3%，人事管理权落实了90.3%。以此论之，中国的市场化水平何止六七成而已。然而，调查也揭示：与此同时，中国的企业经营者至今仍有69.3%是由政府任命的，其中，国有企业经营者由政府任命的占81.8%，上市公司经营者由政府任命的占80.3%，即使是非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由政府任命的也占41.3%。85.7%的国有企业和79.1%的集体企业的业绩是由政府部门考核的，被免职的国有企业经营者中，有1/4强仅仅是因为上级领导不满意。读到这里，不禁想起一位政府官员的酒后真言：企业改革，抓大放小，抓住老总任命，其他全可放掉。嘿，这“准市场经济”里的奥妙，哪里是书生们的指标可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