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木匠与托儿
朱绍文先生的《经济学家应该是社会的医生》发表之后，常在我脑海里徘徊不去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社会医生”的职业声誉总是不如悬壶济世的医生？
说实在的，历史上医生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虽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说，但是，远古时代，医巫同源。医者，一向被视为是文史星历之亚流，近乎卜祝之间，主上戏弄，倡优蓄之，流俗之所轻的职业。废科举之前，从医是读书人的末流出路，无奈选择。在这个行当里，即使混到头，当上供奉御医，也不过是六品服色而已。中世纪欧洲，外科医生原先只是理发匠的副业。直到16世纪，英国的外科医生和理发匠还在一个学会里切磋技艺呢。
然而，经济学家却不然。诞生之日，社会地位就不低。且不说威廉·配第、弗朗索瓦·魁奈二位经济学先祖都是由医生而经济学家，从医人之疾到诊国之脉，你只要看严复先生翻译《国富论》时，竟把源于古希腊文的“家政”或“家计”的Economics译成了“经济”，就知道他老人家当初是如何看重这个行当的。
尽管如此，一般社会舆论对医生的尊重却远远超过了对经济学家的尊重。对医生，最平常的说法是白衣天使。天使！想想看，经济学家什么时候有过这等美誉？经济学家的社会声誉不如医生，不独是经济学家的苦恼。一般而言，所有以社会科学为业的，都不同程度地感到：都说是社会科学，可是社会上有多少人——包括社会科学家在内——把社会科学当真视为科学，把社会科学家当真视为科学家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自然科学比社会科学更复杂，更精确，更有科学预见性，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事实并非如此。仍以医生与经济学家为例进行比较：就社会效果而论，医生医治的不过是个别病人，而经济学家诊治社会之疾，如果疗效一样，显然后者对社会大众的贡献更大；以学问高深程度而论，如今的经济学，据说仅仅数学的运用程度就已经让物理学家们为之咋舌；若说医生救死扶伤，疗效优于经济学家，古今中外，又曾有过多少胡庸医乱用虎狼药，杀人无数。“五四”时期，中医竟被一些新文化人士称为从肉体上消灭封建遗老遗少的一剂救世良方！
经济学家应该是社会的医生，也就是科学家。这是经济学家自己的愿望。可是，不久前，一位朋友说了个故事，我才知道经济学家这职业原来还有另一说——木匠。
这位朋友多年来一直在某外省大学静悄悄地做他的经济学。一天，小城突然来了新市委书记。新官上任自然要有新的规划，于是城中好一阵忙乱。忙乱中不知是谁突然想起，我这位朋友是书记的老相识，据说又搞了多年经济学，何不请他出来参与呢？朋友觉得经济学家既然号称社会的医生，有人来请看病，不是坏事，何况又是帮老相识的忙。于是奋然出山，带领一帮学生到处调研，前后忙了数月，兴冲冲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不料，市里对其报告却摇头称否。朋友以为是实地调查不够，理论与事实脱节。谁知对方说：非也。报告所述事实俱在，问题出在理论。关键是没有正确领会市委意图，因此理论分析的结论也就不能接受。一定要他加入一些诸如“人类社会已经步入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产业经济发展的第三种形态——眼球经济时代”, “流量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必须大力发展注意力经济”等说法。朋友觉得这些玩意在经济学上说不通，且与当地经济现实不合，不肯遵旨胡开药方。对方情急之下，脱口而出：老兄，请来的木匠找来的工，我们定做的是大衣柜，你怎么可以打个五斗橱？叫我们如何交账？百般劝说不成，对方只好自己重起炉灶，新写了份研究报告，却一定要署上朋友的大名提交。朋友书呆子气大发，断然拒绝。双方不欢而散。也许是作为对不肯配合的一种惩罚，对方赖掉了答应支付的数万课题费。
朋友百思不得其解：先有结论后调查，先定调子后论证，政策咨询能这么做吗？不久，谜底揭开：原来，书记履新不久，有过一个内部施政演说。对方其实不过是要这位朋友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从理论上论证一下书记大政方针的英明正确，借名意在包装。所谓政策咨询，其实是木匠订货，图样人家早有了。
朋友至今气不平，问：不都说经济学家是社会的医生吗？怎么就成了木匠了？经济学家能做木匠吗？
我沉吟良久。是啊，医生和木匠，就其本身职能而言，都为社会提供有用的产品或服务，原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套到经济学家身上，似乎就不一样。经济学家按照医生的原则工作，也免不了有时开错药方，即便如此，仍不因此失去应有的社会尊重。不说别人，孙冶方先生便是极好的前例。而按照木匠的原则工作，即便是技艺娴熟，活儿漂亮，就连经济学家自己也看不起，贬之曰御用经济学家，枪手喉舌。可是，技艺精湛的良工巧匠，不是也应当得到社会的尊重吗？为什么经济学家像木匠那样顾客至上，需求第一，照图出活，就不能被社会承认？两种不同的工作方式，差别到底在哪里？
我想，原因在于：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社会要求经济学家是科学家和思想家。作为科学家，经济学家应该是本学科知识最权威的鉴定者。经济学知识的真伪与否，只能由经济学家自己以及经济学家群体根据科学研究的实际结果进行鉴别，无须屈从于任何其他权威。经济学理论也好，经济政策咨询也好，作为科学家的思想产品，都是对未知世界的科学探索，绝不能允许先有样子后打造。无论是事先规定结论而后按图索骥，还是领导定调专家论证，都是对科学研究原则的亵渎，是欺世盗名的伪科学。因此，如果经济学家希望世人把经济学视为科学，尊自己为科学家，那么，自己首先应当抛弃对所从事职业的犬儒式自嘲态度，保持一份科学的工作精神，一份科学家应有的自尊与自爱。为此，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经济学家进行政策咨询，与医生看病的性质是一样的，因此，可以允许开错药方，可以允许手术失败，但是绝对不能允许木匠式的工作态度。
然而，木匠式的经济研究、政策咨询，近年来多矣。看风向违反逻辑立新说者有之；抱残守缺以祖宗是非为是非者有之；揣摩上意递条陈盼批示者有之；政策出台，注家蜂起，未经实践检验，便论证其理论合理性及深远意义者有之；名曰政策咨询，实则为王前驱，自充权要笔杆喉舌者有之；名曰模式探讨，现象研究，实则老板出钱，秀才造势，意在创收者有之。形形色色，光怪陆离，不一而足。一言蔽之：木匠手法，托儿心术是也。
木匠或托儿经济学家的存在，自然是因为存在着相应的供给与需求。这个供需，各朝各代，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不曾灭绝过。远的不说，延安时代，不就有个整日追着田家英探问主席最近在看什么书的陈伯达吗？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一个社会存在着一些对木匠或托儿经济学家的需求和供给，不是好事，但也不足为奇。问题在于，这些木匠或托儿经济学家的供给和需求总是不肯“计划单列”，老是要混迹于医生经济学家的供给和需求之中，更有甚者，还要指鹿为马，硬说木匠或托儿经济学家才是经济学家的正宗，问题还在于，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需求方，在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驱动下，费尽心机，变着法儿，必欲医生经济学家为木匠或托儿经济学家而后快。
在经济学家市场上，医生经济学家与木匠或托儿经济学家长期混同，两类供给与需求的信号无法自我显示，从而实现区分均衡的后果是什么？信息经济学指出：一个医生经济学家和木匠或托儿经济学家混同均衡的经济学家市场，对于前者来说，必然是一个低效市场。当此之时，你还能指望什么对经济学家的口碑？！
张宇燕先生最近说起过有关经济学家的笑话，中有造就低效市场的七条捷径：甲，仅考虑短期；乙，足够贪婪；丙，相信更愚蠢的家伙；丁，随大流；戊，高度抽象；己，赶时髦；庚，拿别人的钱来玩。不知为什么，听了这个笑话，我却一点儿也笑不起来；相反，心底却感到一股深深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