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回 戈培尔假话失灵 布劳恩真情有报

当全世界人士都为罗斯福总统的逝世表示哀痛之际，却有一个人在听到这一消息后竟欣喜若狂，如获至宝。这个人就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

原来，在1945年4月上旬，苏联红军已经攻至柏林近郊，柏林已成了一个被包围的城市。希特勒不敢到地面上来见太阳，整日蛰居于柏林总理府深达50英尺的地下办公室内。这位显赫一时的第三帝国元首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威风，面容憔悴，精神颓丧，当他看到他所培植的亲信一个个背叛离去时，更使他痛心万分，不能自已。戈培尔是他唯一剩下来的安慰。

希特勒一贯重视宣传，在《我的奋斗》一书中他曾花了很多篇幅来申述宣传之要义，他说：

宣传的作用……不是在于衡量和考虑不同的人所持有的不同的道理，而只应去强调它所要去卫护的道理。宣传的任务不是对真理作客观的研究，那样做无非有利于敌人；也不是按照学院派的所谓公平原则把事实陈示于群众之前；宣传的任务应该是永无休止地为我们自己的“道理”服务。譬如战祸之起，非德国所能单独负责的；如果我们讨论战争的罪恶，那便是绝对的错误。宣传应该是将一切的罪名都放在敌人的肩头，即使与事实有所不符，亦不应顾及……宣传的目的不是为那些酒色过度的少年绅士们提供有趣味的消遣，而是在能够令人深信——我所说的人，乃是指广大的群众。

希特勒的宣传“理论”中特别强调“集中”与“重复”这两个观念。他说：

广大群众的感受性极为有限，他们的才智极微，但又极为健忘。由于这种种情况，所以，有效的宣传都必须集中在特别重要的某二三点上，而且要将这二三点反反复复表现在标语口号之中，务必要使广大群众中的最后一人也能了解你在标语口号中要他所了解的道理。如果你不用简单明了的标语口号而要求面面俱到，宣传效果就无法达成，因为群众既不能消化亦不能记忆你所提供的材料。如果用这种方法去宣传，效果必趋减弱，最后是一事无成。

希特勒对于宣传的信赖，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他曾说过，“藉了锐利机敏，坚忍不辍的宣传，足可以使人们相信天堂是地狱，而地狱是天堂”。为了使宣传发挥充分的效力，所以设计时必须要适应才智最低的人，“经常而主要的目标，应该是人们的感情，尽可能不必诉诸人们警觉的理智”。宣传“与科学的精确性无关，正如同街头的招贴与真正的艺术毫无关系……你所要接触到的群众人数越多，则你所需要的知识水准便愈要低浅”。

在以上的原则之外，希特勒认为，宣传者应该善于运用某些有用的心理学上的小花样。譬如说，你要说服一个与你意见相反的群众，在早晨就不适当，暮色苍茫之时要好得多，天黑之后大家都很疲倦，他们的抵抗力也必随之减弱，这当儿便最容易“完全受情感所操纵”。另一个有力的工具是用大规模的激发。在纳粹政权统治之下，这种战法常常使用，使得本来无组织的群众参加游行示威，间接接受了宣传，如希特勒所说的“……这些阵容浩大的群众示威，成千成万的人在一起游行，遂使得渺小卑鄙的人也都傲然自得，燃烧着无穷信心。尽管他自己不过是一文也不值的虫蚁，但却自认为是巨龙的一部分；在巨龙喷吐的火焰之下，可憎的布尔乔亚世界终有一天在熊熊烈火之中一炬而尽，无产阶级专政必可庆祝其最后的胜利”。希特勒对于所谓广大群众的蔑视，一再形诸笔墨，他所用的词句如“头脑空空的羊群”，如“愚蠢的化身”等皆是。他又表示，人类在集体活动之时，都是懒惰、怯懦、娘娘腔调、感情用事，而且不能从事理智考虑。

在希特勒的宣传理论中，其最后的一招便是漫天谎言，谎言扯得越大越好。他说：“谎言扯得大，正是可以取信于人的一个因素；这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群众们的头脑简单到极点，所以越是大言炎炎，越是比扯一些小谎更有宣传效果。群众也常常扯一些小谎，不过限于羞恶之心使他们不愿意扯太大的谎言。因此，即使有人起而指摘的话，群众也绝不会相信竟有人敢如此无法无天，颠倒是非的。”简言之，谎言越大越容易被群众相信，而且越不容易被人拆穿。

希特勒理论中还有一条，可以称之为“单一魔鬼论”，就是说，不要在同一时候举出太多的敌人来让群众去恨，以免他们会弄错了目标。一次应该集中于一个目标，群众的仇恨应该集中于这个仇敌身上。对希特勒来说，犹太人是一切罪恶的代罪之羊。虽然他也反对民主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凡尔赛和约，反对法国以及其他目标，可是，在他心目中，犹太人却总是“一切罪恶的真正原因”，他们“要彻底毁灭德国以及雅利安民族的文化”。

关于宣传的进行，希特勒看得很简单，他主张由国家全面控制教育就行了。希特勒对于全民教育的观念，正是他反对民主政治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一环。他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对民主政治加以嘲讽，他说民主政治乃是最无效率的制度。读书太多是错误的。体育与卫生健康应该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其次是发展品格，尤其是像军人们所拥有的美德，如服从、忠诚、意志力、自制、自我牺牲以及对于职责的荣誉感等。学识的重要性则列为第三等。对女学生们而言，最要紧的是训练她们做贤妻良母。对于“全民教育”的观念希特勒深感厌恶。他认为那是自由主义分子发明的毒药，足以使他们自行分裂而趋毁灭。他认为，每一个阶级乃至一个阶级之下的每一个分支都只能有一种教育。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他们应该安心“享受”做文盲的福气。至于那能有资格受教育的集团，他们所受的教育也仅限于“一般观念”，这些观念要靠周而复始的重复，铭刻在他们的心坎上永志不忘。其主要的原则永远是“儿童属于国家”，教育唯一的目的“是为国家训练工具”。

而戈培尔正是忠实执行希特勒的“宣传哲学”的最理想人选。

约瑟夫·戈培尔，1897年10月29日生于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个小城雷德特。他父亲是一名由工人升上来的小职员，生有三子一女。这是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家庭。小戈培尔在4岁那年的一天，忽然坐在门口台阶上大叫腿痛，经过医生诊断，确定为小儿麻痹症，从此，戈培尔就成了瘸子。这对戈培尔个人和全家来讲，都是一个莫大的悲剧。

戈培尔既是瘸子，又长得特别瘦小，所以自幼有自卑之感，但这种逆境促成他奋发读书的决心。他父母也对他有内疚，所以尽管经济十分困难，也要咬紧牙关送戈培尔进大学。这样，戈培尔在17岁的时候进了波恩大学，是他家中唯一的大学生。

只念了一个学期，戈培尔的经济就陷入了绝境，他不得不向天主教救济会申请补助。他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我冒昧地向天主教救济协会申请助学金，以便能继续念1917-1918的冬季学期。我是雷德特高中毕业的(附上成绩单)，毕业后入波恩大学念哲学和历史。在过去一学期中，我省吃俭用，并在校外担任家庭小学教员，所以得以勉强度过。但我现在实在不名分文，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在校进修。

我父亲是一名小职员。他收入低微，而物价高涨，即使有所节余，也只能用来维持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在西线打仗，一个在法国当俘虏。

我虽然靠休假日挣钱，但不幸的是我挣不到几个钱。我也曾努力争取做短工，但我的努力全告失败。由于我是瘸子，军队不收我当兵。而我的出路只有继续求学。这事能否成功完全要决定于贵会是否能给我补助。

我诚恳地向你们呼吁，并希望及早获得回音。

一周后，没有回信。他又写了第二封信。结果还是没有回信。于是一周后又发第三封信。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我的父亲是雷德特伦纳兹公司的小职员，他的年工资是3800-4000马克，我们没有储蓄。妈妈是家庭妇女。父亲有三子，我最幼。大哥24岁，在西线当炮手。二哥22岁，在法国当俘虏。妹妹年仅8岁。

由于生活费用上涨，父母需要资助我的两个哥哥，所以已不能给我任何补助。为此，我不得不向贵会申请补助。

天主教救济协会终于批准了戈培尔的申请，由此戈培尔得以先后念了五六个大学。24岁的时候，也就是1921年，在海德堡大学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戈培尔进入成年之时，正是德国在第一次大战中遭受战败之日，他想的也是如何复兴德国。他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不了解人民。他们害怕社会主义，但我深信只有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才能救德国。我们必须争取德国工人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决不能让他们支持马克思主义。”他特别反对罗加诺条约，他说：“罗加诺条约是出于资本家的需要，今天只有资本家说了算。我相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正在前进中。我们不能做无所作为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必须强大，只有强大才能实行社会主义，才能去为社会主义进行战斗。”

戈培尔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是与希特勒不谋而合的，所以他马上加入了希特勒的纳粹党，并成了纳粹党元老中唯一的一名鸡蛋头和理论家。戈培尔与希特勒还有一个相同之点：他们两人本来都打算做文人，投身文艺界的。戈培尔在大学时还出版过一本中篇小说，但时局的发展终于使他们弃文就武，做了穷凶极恶的纳粹头子。

希特勒对戈培尔可以算是“伯乐”。戈培尔一入党，希特勒马上委任他为柏林市纳粹党首脑，越过了许多其他“老党员”。戈培尔也没有辜负希特勒的期望。世界上的人往往只知道希特勒，而忽视了这样一件事：没有戈培尔，希特勒是没有办法成为希特勒的。戈培尔从一名潦倒的知识分子一跃而居要职，他要报答希特勒知遇之恩，乃埋头苦干，千方百计迎合希特勒的意图。

譬如说，希特勒的整个事业中有一张王牌叫做反犹，戈培尔就是反犹的忠实信徒，他在日记中毫不觉得内疚地这样记载着：

1942年2月14日，元首又一次坚决表示决心：毫不留情地肃清欧洲的犹太人。对这件事绝不能有任何婆婆妈妈的感情。今天降在犹太人身上的灾难是罪有应得的。在摧毁我们的敌人的同时也必须把犹太人摧毁掉。我们必须以铁面无情的手段加速这个过程。这样，我们就将为人类做出无可估量的贡献，因为人类受犹太人之祸已历好几千年了。必须打破重重障碍使我们全体人民接受这样毫不妥协的反犹精神。

1942年3月7日，必须在全欧洲范围内解决犹太人问题。留在欧洲的犹太人仍有1100万。首先，必须把他们集中到东方去。可以在战后找一个海岛，譬如说，像马达加斯加，把犹太人集中到那儿去。如果不把犹太人逐出欧洲，欧洲大陆就不可能有和平。

1942年3月20日，最后我们讨论了犹太人问题。元首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永不妥协的。必须把犹太人逐出欧洲，如果必要的话，不惜采用最最残酷的手段。

1942年3月27日，犹太人正在被遣往东部。手段是相当野蛮的，我不能在这里作详细的描写。今后犹太人将所剩不多了。他们中的60%将予以处决，仅40%可以留下充当劳动力。我们在这件事上做得甚为小心，所以没有引起外界的大注意。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不应该有任何恻隐之心的。如果我们不摧毁犹太人，犹太人将把我们摧毁。这是雅利安族与肮脏的犹太人间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一个其他国家或其他政府能够像我们这样为这个问题提供一次世界性的解决。

在战争问题上，希特勒一贯主张把每一个战役打到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后撤，要么是胜利，要么是全军覆没。在这方面，希特勒遭到许多作战将领的反对。因为按照作战规律，战争中总是有退有进，有负有胜的。希特勒的瞎指挥给德军的作战带来了很大的悲剧。只有戈培尔毫不动摇地支持元首。

1943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失败后，戈培尔还在日记中写道：

元首毫不动摇地表示相信第三帝国将作欧洲的霸主。我们面前还有许多仗要打，这些战役无疑将导致辉煌的胜利。所以，统治全球的道路实际上是敞开着的。统治欧洲是统治全球的前奏。

在这方面，我们绝不能去讨论什么是非问题，也绝不能把是非作为任何讨论之基础。如果我们在战争中被打败，那就证明德国人错了；如果我们胜利，那就证明我们有理。总而言之，胜利就是真理，胜利就是道义。

现在再回头说那戈培尔在听到罗斯福的死讯后的狂喜。早在罗斯福逝世之前，他就一直在研究希特勒所喜爱的那本书——《腓特烈大帝传》。腓特烈大帝是普鲁士的开国君王，也是元首所崇拜的民族英雄。但这位英雄也曾遭遇过时艰，他在七年战争中吃了败仗，失去信心，悲观万分。最后不得不召集手下的全体大臣和将领，向他们公开宣布说：“如果在2月15日前时运不转，我将自己处决自己，以结束战争。”正在这生死存亡之际，忽然在2月12日传来了俄国女皇身亡的消息，腓特烈大帝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奇迹，终于活了下来完成大业。

戈培尔为了宽慰那位灰心丧气的元首，时常拿着那本元首所喜爱的书，用读台词的口吻，向希特勒念道：“英勇的国王!请您再等一等，您那受难的日子就要过去了。您那交好运的太阳很快就要拨开云雾升起来照耀您了!”不但如此，戈培尔还把他自己的幻想向全军进行广播，以激励士气。广播说：“否极泰来，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元首已告诉我们，今年是时来运转的一年。领袖的天才的可贵品质就在于它能预知和确知即将到来的转变。命运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领袖，我们应当深信，元首所指出的奇迹即将来到。”

戈培尔把他的广播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广播，希望达到“谎话说一千遍就成真理”的目的。这一条引语人们本是用来嘲笑戈培尔的，但戈培尔本人却不以此为耻，他对妻子说道：“我并没有发明这条真理，我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我奶奶在我小时对我讲了如下的故事：中国圣人孔夫子有一位门生叫曾参，他是一位品行端正的模范学生。为人极孝，家中只有老母亲一人。一天，老母亲在家中织布，忽然对门的街坊慌慌张张地跑来说，‘不好了，曾参杀了人，衙役要来捉拿你了，快逃吧!’曾参的母亲安定地回答说，‘我儿子杀鸡都不忍心，怎么能杀人，绝对不可能。’她织布如故，若无其事。过了几分钟，右邻的街坊又匆匆跑来报信了，‘不好了!曾参杀了人，快逃吧!’那老母亲开始怀疑起来，手中的梭子也不那么听话了。她心中七上八下，安不下心。又过了几分钟，左邻街坊也匆匆跑来了，也说，‘不好了!曾参杀了人，官府来捉拿了，快逃吧!’那老母亲没等对方把话讲完，就打开窗子，经后院逃命去了。”

尽管“谎话说一千遍就成真理”的教义已接二连三地宣告破产，但戈培尔还舍不得丢掉这个法宝，因为这是这位纳粹宣传部长的看家宝，没有它也就没有戈培尔。正在戈培尔千盼万望之际，突然传来罗斯福的死讯，这不是证明上帝赐给戈培尔以奇迹吗?!他迫不及待地大声吆喝道：“把最好的香槟酒拿出来!给我接元首的电话!”他在电话中毕恭毕敬地说：“我的元首，我向您祝贺!罗斯福死了!我们的星相图早已预告4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今天是星期五，4月13日，转折点到了。”

希特勒十分感谢戈培尔带来的这个好消息，地下室中顿然传出久未见过的欢乐气氛。一位在场人物在日记内这样记录道：“这真是历史的天使降临了!我们似乎听到了它在我们房内鼓翼的声音。难道这不是我们翘首以待的时来运转吗?”但冷酷的现实很快就粉碎了纳粹的幻想。苏联红军终于攻进了柏林市区，躲在总理府地下的人员已成了瓮中之鳖。于是，在4月份的最后几天之内，在这方圆不到一公里之地段，就连续演出了旷世罕见的几幕德意志悲剧。

第一幕叫作死亡婚礼。希特勒没有结婚，只有一位女朋友，或者叫情妇，这个女子叫爱娃·布劳恩。她对希特勒忠心耿耿，尽管希特勒公事繁忙，很少同她见面，但她甘心空守闺房。柏林包围之时她不在柏林。如果要活命，她满可以活下来另外找一个漂亮小伙子。但她决心与元首共存亡，于4月15日赶至总理府与希特勒共患难。4月19日，爱娃写信给她的一个妹妹道：

亲爱的小赫尔塔：

我们已经能听到前线的炮声，当然每天都有空袭，需要判断的只是它来自东方还是西方，不幸的是，由于有水淹的危险，我不得不躲避每一次警报。我的全部生活都是在地下室度过的，正如你所能够想象的，我们极度缺乏睡眠。可是我十分愉快，特别是此时此刻，能够在他身边。他没有一天不命令我到伯格霍夫去避难，可迄今为止我总是说服了他。

几个秘书和我都已开始练习手枪射击，我们已经成为这样的好枪手：没有一个男人敢于接受我们的挑战。

4月22日，希特勒又一次要求爱娃离开。他说，“赶快穿戴好，女士们，一小时之内将有一架飞机把你们带到南方去，什么都完了，无可挽回地完了。”爱娃走到希特勒身边，含着微笑把脸贴近他的脸说：“不过你清楚地知道我是留在你身边不会走的，你为什么还要把我打发走?”希特勒一贯在众人面前是严肃万分的，这一次他居然当着众人之面，吻了爱娃的嘴唇。两位女秘书和一名厨娘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也留在这儿，不会走的。”希特勒噙着眼泪说：“如果我的将军们也像你们这样勇敢就好了!”

4月23日，爱娃又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小妹妹格雷特尔：

我亲爱的小妹妹：

我是多么伤感，你将收到我这样一封信。不过这是无法避免的。每天、每个小时，死亡都可能降临到我们身上。因此，我必须利用这最后的时机，把依然要办的事情交代给你。

元首已丧失了一切希望，不相信这场战斗会有愉快的结局。可是我们这儿所有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仍然认为活着就有希望。所以我请求你，高高地昂起你的头，不要失望，依然还有希望。不过，我们自然是不准备让敌人活捉的。忠实的莉斯尔拒绝离开我，我曾对她说过好几次，她必须离开。

我打算临死之前戴着嵌有绿宝石的那只手镯，然后可以把它取下来，而你一定要戴着它，就像我总是戴着一样。倒霉的是我的钻石手表正在修理，我将在此信末尾写上确切的地址，或许你有幸能设法取回它，那是元首送给我的最后一次生日礼物。那只钻石手镯和那副黄玉耳环也送给你。我希望我的愿望能得到他人的尊重。

此外，我必须要求你料理下列事情：销毁我的一切私人信件，尤其是那些商业信件。还必须销毁一封给元首的信，它放在别墅防空洞的保险箱里，请你不要看那封信。

如果可能，明天我还准备给母亲写信，今天已写够了。现在，我亲爱的小妹妹，我祝你非常非常幸福。

为了报答爱娃的忠诚，希特勒终于在最后一秒钟宣布与爱娃结婚，成为正式夫妇。婚礼当然是最简单不过的，只找到一个低级官员来充当证婚人。当初戈培尔结婚的时候曾由希特勒当傧相，今天也只有戈培尔夫妇和几名随从参加了这场稀有的婚礼。这对夫妇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向证婚人宣誓表明自己是纯粹的雅利安人。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的时候，爱娃由于习惯，签上了爱娃·B，她马上意识到这个B字该取消了，所以立即打上叉叉，写上了爱娃·希特勒。爱娃在这次婚礼上成了一个“神”，她是真正的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1980年，西方有一家杂志举行民意测验，要读者推选20世纪三名最没有人性的魔鬼式统治者，结果获票最多的就是德国的希特勒。但希特勒却得到了爱娃的青睐。

正是：

人世姻缘太出奇，门当户对偏不依。

恶魔蒙赐七仙女，白骨嫁得托塔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