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奈保尔小说的后殖民研究与精神分析方法

从孟买大学获得英文学士学位后，巴巴又遵循家族传统，带着家人对他的期望奔赴英国，进入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堂学院继续深造，并先后获得双硕士学位（M.Phil.,1974; MA,1977）和哲学博士学位（D.Phil.,1990）。

巴巴于1974年获得牛津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76—1978年间在牛津大学的圣安娜学院担任文学辅导教师；期间又于1977年获得牛津文科硕士学位，1977—1978年间同时担任沃里克大学的后殖民文学兼职讲师。在牛津就学时巴巴从伊格尔顿那里学习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时期的巴巴也开始接触后殖民文学，并尝试评论奈保尔的小说。巴巴最先接触的是奈保尔的《毕斯瓦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和他一些写于早期的故事。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对那些奔赴加勒比海地区做契约劳工的印度移民，他产生了一种相当具体而真实的共鸣，这些移民在异国他乡重新创造了某种混杂的东西：既有印度的、加勒比海地区的，又有美国的。他们需要面对外族文化强加于自己头上而本族文化则被无情剥夺的困苦情形。在巴巴看来，如果说启蒙运动能够在所谓的帝国时代或工业时代产生一种伟大的“文化叙事”，那么，在文化的交汇处，也会产生另一种主题，这就是一种“部分认同”（partial identity）、重新定位的移民文化深刻的诗性主题。巴巴认识到：至少是在文学中，没有哪个被殖民主体会幻想能够“从圆满的或完整的地方说话”；“自我的去中心化”正是这些殖民地状况和后殖民地状况中能动性和想象的条件。

由于当时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刚刚开始崭露头角，后殖民讨论尚未大规模展开，后殖民批评理论也还没有形成，因而巴巴体验到一种理论上的“无力感”。巴巴感到奈保尔这类后殖民文本需要一种区别于传统途径的新的概念性框架与分析途径。当时常用的文学分析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利维斯式的，在那时被用来定义和阐释英联邦文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其文学社会学被用来定义并解释第三世界文学。但在巴巴看来，利维斯式美学过度致力于作品的细读；而马克思主义式的阅读又过于执著地聚焦于语境论以及阶级问题。巴巴似乎感觉到，一种对主体性的精神分析式阐释对于自己的批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理论（那时主要是阿尔都塞的）突出了结构性矛盾，但没有充分地说明社会能动性和情感认同的模式，而巴巴发现能动性和情感认同问题才是后殖民文本中最棘手、也是最富挑战性的。部分性的、提喻式的、模糊的、间隙的——这些刻写了殖民地文本和后殖民文本的书写与认同的修辞方式常常被忽视，当时流行的批评传统也没有对其进行充分的阐释。即使语境论或历史主义的方法，也没有对殖民地文本和后殖民文本中的代表性场景给予充分的关注。巴巴认为，“关键不是这种文学的社会学或历史的真实性，而是个人通过这些部分性认同建构起自己身份的形式”。即使是在那时，巴巴就已经相信种族、身份、性和阶级等问题正在后殖民小说中展现，并意识到构成殖民知识的话语秩序具有巨大的差异性和异质性。话语的拼接粘贴、随意摆弄、混乱的秩序等更是吸引了巴巴，因为原来的秩序原则经常是被僵化地分类的、有层级的、拜物教式的。巴巴就是要专注于这一断裂时刻、这种充满矛盾的分裂，此后他也力图通过对种种殖民/后殖民话语的混杂发声模式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并最终发展出自己的后殖民理论。

在牛津求学期间，巴巴开始受到后来被推崇为后殖民理论先驱的弗朗兹·法农的影响，与弗洛伊德和拉康等著名精神分析理论家一起，法农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反殖理论对巴巴发展出自己的后殖民理论和研究策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巴巴看来，精神分析有着属于一种特定的资产阶级欧洲家庭形式的语境。在精神分析内，一方面是激发它的文化建制，一方面是它要建构一种有别于物质现实的心理现实领域的象征性、幻想性论述的欲望，这两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张力。弗洛伊德研究的主要是相当于家长制核子家庭；而《毕斯瓦斯先生的房子》中的家庭形式却是更加母权制的、复杂的、半封建式的、半乡村的、一种处于流散状态中的印度后奴隶制家庭，有着多样而混杂的文化疆界。因此巴巴对于精神分析方法的运用显得更具有策略性。在精神分析中，巴巴也找到了思考殖民身份的一种重要方式，因为精神分析在最普泛的意义上从未将身份视为完整的，而是将其看做一幕场景，或者一个意义、价值和立场的循环，看做一种整体性的幻觉。巴巴不是将身份的“误认”看做是一种否定或者混淆，而是将其看做是对矛盾性的探索，而且在经历这种矛盾过程之后还要继续存活下去，这种矛盾性存在于用以建构主体的“真实性”和幻想性、社会性和心理性之间。总之，巴巴试图在精神分析中探索认同，在精神分析中协商身份。巴巴借用精神分析这一有力的工具对身份问题也就是认同问题作出了十分新颖的、也是极为深刻的探讨。

在这里，精神分析中的“时间性”概念是十分重要的。精神分析的认知论假设和伦理探索出现于其对“延误的行动”的探索。它要求我们不断地探讨“现在的过去”，去协调记忆与历史的关系，去重新在社会性的建构中定位心理状态，或者重新在心理状态中定位社会性。事件发生的时刻或许没什么意义，一个行为的“能动性”也许不得不在一种时差中、在远离其发生的时刻被解译。儿时的创伤或许直到生命很晚的时候才表现出某种症状，但是，那个原始时刻“本身”已经被翻译了、转变了、修订了、重新阐发了。因此，这种症状必须被按照另外的情形来加以处理：它可以被作为一种偶然性的符号、一种“古老的同时性”或一种“缩短的将来性”的集合，或者有关于在断裂的共时性（这是一种不得不被上演、被阐释的共时性）中的过去、现在、将来的某些复杂发声。在巴巴眼里，精神分析从来不仅仅专注于“位于现在的过去”，而是追赶一种预想的过去，一种死去是为了再生的过去，以便我们能够在将来存活。巴巴认为，借助精神分析，我们就能够认真考虑“存活”的问题。存活是日常的能动性，是群体或个人在主要事件或宏大叙事之间隙的策略性行动和活动。日常生活的物质实践是需要持续的伦理关注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按照构成正常的规范性原则来阅读历史时，人类生活中那些信息丰富的暗示就很容易被丢失，而精神分析允许人们借以思考的，是边界的偶然性。按照精神分析，这些边界有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分布在不同的地点，它们虽然不一致，却是联在一起的。我们没有办法超越分裂、焦虑或模糊性，但是我们有办法将这些状况联系起来加以思考，遵从一种新的行为模式，这一模式需要我们对这些情感及其产生的心理影响和身体影响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

巴巴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都具有“高度的冲突性”，“如果想要它们有用的话，那么它们的条件和概念就必须被不断地协商”；但是，弗洛伊德将无意识复杂化了，他在意识的层面上引入了差异、幻想、移位等原则，而这是马克思没有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