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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当前中美关系的性质

现实主义视角：冲突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可以简化为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对抗不可避免。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大国中实力超强，中国的实力与之相比虽然还有很大差距，但中国的战略目标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两国的战略目标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美国维持霸权与中国实现民族复兴是两国长远的战略目标，即使遭遇挫折也不可能主动放弃，因此二者之间的战略矛盾将长期存在，并有可能演变为国际政治中的主要矛盾。

鉴于上述分析，现实主义认为，未来中美关系的积极方面将主要体现在“低级政治”领域如经济与文化交流和安全领域的非传统安全方面，如反恐合作。而在“高级政治”领域，中美关系的总趋势是趋于对抗。

自由主义视角：合作

自由主义者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看法较为乐观：鉴于中美关系中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以及经济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的制约作用，中美会长期维持合作关系，而不会陷入冲突和战争。

第一，在反恐、防扩散、打击跨国犯罪、推动经济全球化和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等方面，中美存在许多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减少了中美冲突的可能性。

第二，在经济方面，中美开始形成结构性相互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中美很难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中国对美出口产业、美国的在华投资和对华贸易企业都成为各自国内经济的支柱之一，在日益密切的经贸关系中，两国国内都形成了盘根错节、相互依赖的利益群体和结构。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各种利益团体在国内政治中相互博弈、相互竞争、彼此抵消，塑造着中美双边关系的基本状态。

第三，国际制度对中美关系起了有效的制约作用。国际制度具备缓解和调和两国矛盾的作用，有益于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限制美国对华采取单边行动。通过对国际制度的不断适应，中国可以主动地利用国际制度来调节与改善中美关系。比如，当中美遇到经贸摩擦问题时，可以通过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和平解决两国的矛盾。

建构主义视角：不确定性与互动

建构主义者认为，冷战后的中美关系是“非敌非友”，关系不明确，未来向何处去取决于双方对彼此关系的认识和互动。

一方面，在相互承认和尊重对方生存权利的前提下，中美都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不视对方为敌人，虽然在许多领域展开竞争，但不会给对方的安全和生存造成致命威胁。而且，双方还在相互交流和接触中明确了一些共同的观点。

而另一方面，在某些领域，中美两国的利益冲突和观念分歧依然存在，这些利益冲突和观念分歧在短期内是很难通过谈判与交流来解决的。

在此情况下，中美关系从总体上说既不是冲突也不是合作，其最终走向取决于双方对彼此的认识和互动。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言，如果把中国当做敌人，那中国真的就会成为一个敌人；反之，如果把中国当做朋友，那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朋友。从冷战结束后的情况看，中美两国的互动确实在改变双方对彼此的认知，从而改变两国的总体关系。比如，冷战结束时，中美两国在政治上存在相互敌视，但经过十多年的互动后，中国对自己“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和美国对中国“利益攸关方”的判断，已经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了。

由于上述三个理论视角对中美关系性质有不同的判定结果，因此它们在如何促进中美关系这一问题上也给出了不同的方案。现实主义所开出的药方是推行审慎的外交，要求两国政治家在处理涉及对方核心利益的敏感问题时要谨慎从事，避免感情用事。自由主义建议通过深化中美两国经济上的合作来避免中美走向冲突和对抗，甚至由此扩大两国的合作范围和合作深度，获取更多的共同利益。建构主义希望中美两国都能在平时加强良性互动，在特殊时期保持清醒的自制态度，在政府和社会之间都建立起关于两国关系的“话语空间”，形成更多的共同观念，从而减少对抗的可能和增加合作的机会。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每一种理论都从不同角度加深了我们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尽管每一种理论都是片面的，但对每一种理论的准确理解和恰当运用，都能帮助我们加深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这也就是理论的意义所在。

2．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理论

国际关系中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

国际关系中的批判理论是对占主流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批判和反思的理论。批判理论从本质上讲是追求解放的知识，而非解决问题的知识，其认识论基础是反思主义，强调理论上的自我批评和重建对正确认识和理解世界政治的性质及特征具有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西方政治和社会发展理论的影响和推动，批判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界逐渐兴起，对传统的主流理论提出批评和挑战。

国际关系中的批判理论是一个“家族”，包括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建构主义等分支，其主要特征是打破主流理论所遵循的实证主义及理性主义传统，代表人物有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等。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它认为主流理论的认识论假定以及建设理论的方式是不正确的。考克斯指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只关注在现存的世界秩序范围内解决难题，而没有提出关于世界秩序本身是如何产生以及世界发生转型可能性等重要问题。第二，它认为知识的官僚技术化使人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忽视关于规范的问题，譬如关于世界体系内部的秩序和正义的问题。批评理论强调这些被传统的主流理论所忽视和低估的内容，提出要注意知识与利益的联系，要对国际政治的规范给予重视。第三，它对认识论抱一种温和的态度，谨慎地认为在伦理和道德领域不排除普遍主义存在的可能性。

总体上看，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方面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挑战和批评。

在本体论方面，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挑战理性主义关于人性和人的行为的概念，强调行为体的社会性，认为社会认同对行为体的利益判断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在认识论方面，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批评实证主义试图建立客观的、在经验上可以获得验证的真理是荒谬的。批判理论认为一切知识都是有偏见的，它反映的是观察者自身的利益。理论是权力的工具，总是服务于一定的人和一定的目的。

在方法论方面，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反对单一的科学方法占据支配地位，提倡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使用多种方法。批判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人作为行为主体，不同于化学元素或物理颗粒，前者有观念、价值、道德伦理等，后者没有。因此研究自然界的方法不完全适用于研究社会世界。

在价值论方面，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否认在建立理论、理论研究活动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的可能性，强调恢复研究国际伦理和道德的重要性。

批判理论对于国际关系认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重新界定了社会科学的概念，动摇了新现实主义的话语霸权，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化发展。

国际关系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国际关系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主要内容为：

首先，就分析单位而言，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同的是，该理论的分析单位不是国家而是阶级/阶层。该理论将阶级/阶层视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而阶级/阶层是由个人的经济、社会地位决定的。不过，由个人构成的阶级同国家一样是理性的，其宗旨在于谋求阶级利益，这种阶级利益通常表现为物质、经济利益。该理论不否认国家亦是国际社会中的重要行为体，但它强调国家既非现实主义所描述的单一行为体，也非代表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国家只代表着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即国家可视为统治阶级的董事会。

其次，在体系层面上，该理论强调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国际体系的内容。各国生产方式的差异，造成各国财富积累上的巨大悬殊，因此国际体系呈现出等级结构、高度分层的特点。该理论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被资本主义主导，统治阶级/核心国家控制着边缘/半边缘国家，使国际体系的运行服务于自身利益。主导国家与边缘/半边缘国家形成的剥削和依附的具体方式决定着历史发展和国际冲突模式。

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特别重视阶级分析和经济因素，认为统治阶级利益决定国家对外政策和国际组织的政策，经济结构决定了国际政治行为和结果；占据核心地位的国家力图扩展其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和维护其自身的主导地位，从而使国际体系的和平变迁非常困难。所以，该理论特别关注世界体系的公平与正义以及社会进步与社会产品分配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对第三世界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其影响力逐渐减弱。比如，该理论不能解释世界体系中新兴大国的兴起，也无法解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等。但该理论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关注经济力量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作用，并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末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动力。

国际关系中的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

英国学派是二战后在讲英语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英国、澳大利亚）逐渐衍生发展起来的、独立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它代表着美国之外国际关系理论最重要的进展。其代表人物有赫伯特·巴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查尔斯·曼宁（Charles Manning）、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及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等。

英国学派的三个重要概念为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其中“国际社会”这个概念最为成熟、最为流行。

国际社会理论特别强调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要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有足够的交往，而且一个国家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决策产生足够的影响，从而促成某种行为，国际体系就出现了；不过，要形成国际社会还要满足其他条件：国家意识到它们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念，并在国家间建立了规则及制度，认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一套共同规则的制约。因此，国际社会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它由主权国家构成；其次，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但国家却能为了实现一些共同价值观念，遵守国际规则、国际规范、国际制度（无政府却有序），因此无政府不等于混乱和无序，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一定的秩序和规范；再次，国家体系确定政治和法律框架；最后，国家在国际社会秩序内赋予个人和跨国行为体权利。

从方法论上来看，“英国学派”反对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推崇传统的研究方法，关注历史、规范、决策者，强调规则、制度与文化的作用，并强调三大理论流派的融合和交流。

英国学派是摆脱“美国话语霸权”的成功样板，在它的推动下，英美学派之间的交流也逐渐活跃起来。但英国学派不可避免地有着“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其阐述的有“秩序”和“正义”的“国际社会”实际上是欧洲古典文明的放大和延伸。

国际关系理论中女性主义（Feminism）

女性主义是由女权主义运动带来的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视角，萌芽于20世纪初，其核心概念是“社会性别”（social gender），强调“社会性别”是在男女生理性别基础上经由社会文化因素建构而成的，从而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与知识体系提出挑战。女性主义者瓦勒里·布莱森（Valerie Bryson）说：“一切政治理论，如果忽略了女性主义的思想，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片面和贫乏的理论。”

20世纪80年代开始，传统上以男性为主导的国际关系学受到女性主义的很大冲击。由于现实主义对“社会性别”忽视得最彻底——通常认为国际政治是“名副其实的男性政治王国”，女性主义批判的重点主要是现实主义理论。女性主义者们在国际关系中“寻找”女性的位置，发现女性经验的意义，对权力、安全、和平、主权等传统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概念提出质疑。

总之，女性主义为国际关系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议程——“性别与国际关系”，为国际关系开辟了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即国际关系不仅要研究国家之间的行为，更要分析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不过，国际关系中的女性主义内部存在差别很大的流派，各派学者既没有形成一致认同的假设，更没有形成整齐划一的理论体系，他们的共同点只是接受社会性别的分析方法和一些基本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