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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变化

世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变化！要理解国际关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了解现实！对于出生在这个以异常速度变动的时代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可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不然。人类有记载的历史已超过3000年。要真正理解这期间人类社会变化的速度必须依靠某种观察方法。

为了试着向大家展示这种惊人的变化速度，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位名叫伊丽莎白·“马潘婆”·伊斯雷尔（Elizabeth“Ma Pampo”Israel）的女性。这位令人称奇的女性住在多米尼加——一个加勒比岛国，她生于1875年，经历了三个世纪。通过马潘婆的眼睛，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变化速度到底有多快。

在她1875年出生时，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任美国总统。当时中国正是光绪元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由一位苏丹统治，俄罗斯有一位沙皇，德国有一位皇帝，而统治着大部分中欧的奥匈帝国也有一位君主。亚非大部分地区仍是欧洲大国的殖民地。世界有不到15亿的人口；能在天上用翅膀飞翔的只有禽鸟（还有一些昆虫和蝙蝠），当时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就是格林式机关枪和远程大炮。

当“马潘婆”出生时，人们基本上还只是在陆地上活动。当她28岁时，第一架飞机飞上了天空；当她69岁时，第一架喷气式飞机起飞；当她86岁时，苏联人尤利·加加林迈出了人类在太空的第一步；而当她94岁时，尼尔·阿姆斯特朗登上了月球。还有，“马潘婆”的年龄是原子武器的两倍；在她有生之年，世界人口增长了四倍；她比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国家诞生得都早。“马潘婆”出生时，收音机、电视机、计算机和其他一些如今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技术创新还未出现。

这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如果我们像“马潘婆”活得一样长，那么当我们127岁的时候，世界又会是什么模样？

世界舞台上发生的事件总是充满了复杂和戏剧性，偶尔给人希望，往往又是悲剧性的，而且总是引人注目。不过，世界舞台的戏剧性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人作为观众可以满足于坐而观之。恰恰相反，令世界如此戏剧化的部分原因正在于，观众是坐在舞台上的，并且就是正在发生的故事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旁观者。在这场即席演出的戏剧中，观众席上的我们可以参与进来，而且既然结局很可能是悲剧性的而非快乐的，我们理应有所参与。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受到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所以我们有责任且有能力去书写这出世界“戏剧”的脚本。如此说来，莎士比亚在《终成眷属》（All's Well that Ends Well）中提出的“一切办法都在我们自己”（Our remedies oft in ourselves do lie）一语颇具智慧。

2．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

20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以前），零星探讨、缓慢萌芽的时期。

根据石磊先生的看法，“建国以前，中国的仁人志士、爱国的学者，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心，都十分重视对国际关系的观察和研究。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列强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东方的侵略和中外关系领域，并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资料汇编。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杂志之一《东方杂志》设有专门的国际外交栏目。另外还有一些以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杂志，如《国文周报》、《世界知识》等”。他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也十分重视国际关系研究。《向导》、《群众》、《解放日报》、《解放周刊》、《新华日报》等一些党的报刊发表了大量国际问题社论、专论和文章。抗日战争时期还成立了“时事问题研究会”，出版了一批有关抗战的国内外形势丛书，国民党统治区对国际问题特别是对东方国际关系的研究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新中国成立以前，国内关于国际问题研究的成果并不少见。它们中不乏国际政治教材和国际问题专著，亦有编译与翻译作品，以及与外交部相关的各种资料、报告等，甚至还有国际问题的论文集、关于国际问题研究方法的书籍以及与我们最近几年兴起的各种国际问题研究“黄皮书”相似的年度形势分析系列。

然而，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仍然处于一个比较散乱、零星的状态：缺乏整合的机构，没有统一的规划，研究水平比较低下，教学工作和招收学生具有“零敲碎打”的特征，学科概念和方法论的探讨很少，基本谈不上与外国同行交流对话。不难理解，这种局面与那时中国国家整体的虚弱、分裂状态是相一致的，也与中国整个的新闻媒体、教育事业和研究事业的不充分发展相吻合。

第二阶段（1949—1963年），学科建设的初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给中国国际关系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从那时起，中国的各种文教事业才真正起步，一个独立国家的外交及国际问题才开始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和学生的培养方案。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包括我国与大量的建交国和非建交国的各种政治经贸关系，促使领导人决定创建一些国际问题的研究和教学机构。最典型的莫过于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系的组建和后来的扩展。到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系单独编制建院，成立了外交学院，主要培养外事人才并进行相关研究。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第一块基石。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国际问题教学和研究事业，与当时中国外交及政治体制的“一边倒”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苏联模式成为中国的榜样，或为中国学科建设的教科书导向。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一方面“侧重于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性，特别是旨在揭露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战争政策”。另一方面，则“介绍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形势，研究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发展和对中国的态度，研究如何有针对性地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除那些介绍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成就的大量宣传性读物外，中国有关人员的研究成果的形式主要是供给中央决策和职能部门参考的内部资料和调研报告，公开发表的论文很少，独立研究的学术著作是不被允许也不可能出现的。也就是说，当时的国际问题研究主要是对策研究，确切地讲是注释性、追踪性报告或建议。无论机构设置或研究主题乃至思维方式，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及教学均受到苏联的深刻影响。

第三阶段（1963—1978年），“极左”思潮主导的时期。

这一阶段实际上是第二阶段的延续，二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唯一的不同是最高领导层对国际问题教学和研究更为重视，以及相应在制度建设及经费拨付方面的强化。年轻人的培养和相应的对策分析得到了更大的重视。1963年，由中央外事工作小组撰写的、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出台。根据其精神，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国际政治系，并陆续建立了一批国际问题机构，包括中央一些部委下属的各类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属的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所。这是一个包含两重性的过程：一方面，这些院系研究所在后来均发展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均不同程度地朝专业化方向迈开了步伐；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及教学加强了“革命的氛围”，同时大力批判苏修美帝，援助发展中国家，国别研究与专题研究和教学中也增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第三世界问题、资本主义总危机等课题的探索。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研究的革命语言与反帝语言成为话语中的主基调。

这一时期，虽然中苏在政治上分裂了，国家间关系处于紧张对峙状态，但在思想脉络上中国与苏联仍然处于“光谱”的同一端，教学、研究及思想方式如出一辙。总体上观察，中国国际关系学学科在缓慢成长，但未跳出苏联的影子和路数。

第四阶段（1978—90年代初），大力借鉴欧美经验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政治的重大变化，中国国际关系学有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首先，研究和教学力量由小到大不断壮大，超越了传统的重心（即以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世界为中心）。外交部系统、安全部系统、军队系统、大专院校系统、党校系统、社科院系统以及新华社系统，都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国际问题研究力量；除北京、上海和南京等理论研究的“中心基地”外，东北、西北、华南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结合本区域的地理、需求和对外交往特点，逐步形成了独有的国际研究方向及特色。其次，从原先的简单化的“政策注释”的单打一局面，逐渐形成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注并重的格局。在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努力了解、借鉴国外经验，引进欧美发达国家同行的成果，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引进和学习浪潮”。最后，出现了一批国际问题方面的专业刊物，如《世界经济与政治》、《西欧研究》、《美国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国际观察》等，为学者和教师提供了发表自己见解和展开批评的园地。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富有活力的一个时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眼看世界、竭力向发达国家靠拢的阶段，它与60和70年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革命”、“造反”和“推翻旧秩序”的精神被“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的号召所取代。直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前，这一阶段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学术氛围像整个中国的学术界一样，尽管学习、借鉴外部世界的热情高涨，但并没有沉下心来研讨外国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而更多的是注意一些带有政治变革意涵的思潮和观念。与此同时却缺少自主意识和创造精神。但不管怎么说，这一阶段有了大的进步和扩展，代表着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新起点。

第五阶段（冷战结束至今），世纪转换、世代交接的时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既是中国国际关系学适应全球化加速和冷战终结之大背景的时期，是中国学者的批判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加强的时期，是知识更迭、新人辈出、学派流派涌现的时期，也是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发展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的一个时期。伴随着中国与世界的更大互动，相关学科建设日益兴盛，更多年轻人对国际问题兴趣日益增加，加上政治气氛的日益宽松，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增设了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面的专业课程乃至国际关系院系（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已有40多个国际关系学院，其中多数是90年代以来建立的），越来越多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广播增设了国际问题的专栏、频道，外交、国际政治和国际战略方面的研究、教学越来越像是一门“显学”。在这一时期，引进外国同行作品的速度更快，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流行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学方面的很多著作迅速有了中译本；中国学者自己创作的作品更是难以计数，单从数量上看出了空前的繁荣（国际政治、国际战略和外交学方面的教材就不下数百种）；不仅许多综合性的重点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国际政治（或叫“国际关系”）的院系所，连一些传统上与文科不沾边的理工科院校也成立了国际关系的教学研究单位；在改革开放初期最早的那批学术领导人逐渐淡出、主要是从欧美回来的一批中生代带头人仍相当活跃的同时，一大批中青年骨干（其中多半拥有博士学位和副教授以上学术职称）迅速崛起在各个新兴分支领域，拥有逐渐上升的发言权。这批40岁上下的“希望之星”的优点是，有幸处在中国和平崛起的特殊时期，从事研讨的政治气氛更加宽松，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主张把理论与中国现实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专业和外语水平都不错。尽管目前他们仍有一些弱点，包括思想理论的不成熟，但这批青年学者却体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这一领域的方兴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