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语境中再看“文学史重写”问题（代序）
杨庆祥的新著《“重写”的限度》即将出版，值得为他高兴。从他到中国人民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开始，我们相处了六年。前年又留校任教，我们成为同事。他应该是跟着我时间最长的学生之一。
杨庆祥原来写诗，我曾怀疑诗人能否成为一个学者。但今天看来，年轻时候有过文学创作的经验，对后来从事学术研究也大有裨益，假如我们把诗人身份隐藏在学术研究下面的话。文学创作，可以使人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艺术感觉，而这两点恰恰是一个优秀的学者应该具备的条件。虽然不能说所有没有经过文学创作训练的研究者都会先天不足，事先跛足，但至少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人对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对研究领域的了解和规划，确实是缺少敏锐观察力和没有目的性的。也可能是这个缘故（至少是之一吧），在我带过的二十多名博士生中，杨庆祥是少有的让我放心的学生之一。他平时寡言，但心中有数，头脑清晰，善于表达，从做硕士论文开始，就已经明白，什么是自己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而对不可以做的问题，又采取什么方式来加以弥补、调整，绕一个或几个弯子，再换另一种方式进入研究的问题之中。杨庆祥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文艺研究》、《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重要杂志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其中有的还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获得《南方文坛》2007年度“优秀论文奖”。其中一些文章，已经受到人们的相当注意，有的观点还被其他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论文引用，这对一个刚刚毕业工作的研究者来说，已属不易。
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使“文革”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脱胎换骨，完全进入另一条历史轨道，现当代文学学科因此重新洗牌。但遗憾的是，20多年来一直没有人认真清理反思过这一重大的学术思潮，就连当年的发难者都没做过任何工作。这是我当年建议杨庆祥做它的研究的主要理由之一。对这一本来就具理论强势、自信满满的学术思潮，应该采取怎样一种重新进入的方式，用怎样一种研究角度与之对话，关系著作整体的成败。我们当时的设想，一是采取强势的理论对话，用高屋建瓴和事先预设的理论姿态，将这一思潮先设定为几个历史立足点、知识点，在一种整体性的架构中讨论它的意义和问题；二是以“讲故事”的手段，把北京和上海作为故事的骨架，通过叙述串联“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发展和学界反应，它的历史延伸及其对整个现当代文学学科产生的冲击效应，等等，从中理出一条可讨论的历史线索。杨庆祥的这部新著，采用的正是后一种方式，根据历史线索向纵深深入，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学术研究的逻辑关系、历史根据和学理自足性。
重新讨论“重写文学史”思潮，显然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语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它连带在一起的还有制度环境、知识结构、学科建设等等。在这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开展对它的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即使是似乎已成历史纪念碑的“重写”思潮，也都在发生某种历史位置的挪动。另外更重要的是，“重写文学史”思潮已是25年前的故事，裹挟在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浪潮中的“人与事”，或是已经退场，或是成为文学史博物馆里的馆藏。对像杨庆祥这样的“后代研究者”来说，它首先已经具备了一种“历史陌生化”的形象；其次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因为时间长久而产生的历史距离，研究者自己具备的历史深度、知识储备和评析眼光，也是能否形成问题意识并产生学术价值的前提条件。对于后代研究者来说，重温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寻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次自我整理的过程。他在研究问题时，会时时意识到自己应该站在什么妥当的位置，建立怎样一种视野，使用怎样一种知识，他在与历史对话的时候，实际上正是这种“位置”、“视野”和“知识”与前者的对话，而并非书写者本人的全部历史行为和语言符号行为。
我们发现，杨庆祥通过“两个城”（北京、上海）之间的时空转换，通过对北京和上海两个学术群体历史动机、认识装置以及研究者身份的重新认知，已经对多年前的那场思潮做了重新布局。这种布局，如果能够被更多学界人士所接受的话，也许会成为一个历史时期人们对该思潮的接受视角和想象形式。我注意到，杨庆祥一改他过去善于在讨论中推进问题的方式，采用从第一手文献资料中梳理问题的方法，甚至有在某些部分大量铺排这些资料的嫌疑。他这样做，无非是倾向于把“重写”思潮置放在更为结实的历史基础之上，而不像有些热衷于思想的研究者，更愿意在事先准备好的框架里填充问题，包括填充作家作品。我欣赏这种工作方式。因为我从来都觉得，所谓文学史研究，实际是对历史文献的仔细整理和研究，是那种“论从史出”，而非“史从论出”的工作方式。这种方式不一定好看，但具有生命力，尤其是当某些新潮理论和批评再次因年代转折、历史震荡而遭人诟病并被遗弃的时候，这种老老实实的工作方式，才始终活在我们的书斋之中，每天与我们相处，并不时给我们带来历史生命的欣喜。
至于这部书稿，我不愿给予过多的评论。因为我从来都相信，没有任何人的序言能够左右读者对问题的判断，即使鉴于某种特殊时代氛围，它可以影响一时，但却不能左右长久。杨庆祥的新著就是他近年来工作的最有力的证明。而当我写完这篇短序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这部新著的旁观者。我像许多希望了解它的历史纹理和问题储存的读者一样，更愿意自己坐下来，在阅读中走近作者，并与他一起享受思考和写作的快乐。
2011.3.2于北京亚运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