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留洋的念头来自一位“少年海归”

上一个世纪最后十年的前三分之一，我从美国返回久别的亚洲。离国十年之后重返故土，遇到的人绝大部分都会礼貌地询问：“你定居在哪儿？”每逢遭遇这样的问题，我都傻笑着答不上来。几次练下来，终于找到一个不太离谱且颇为友好的应答，就是：“我是一个国际非盲流。”“国际非盲流”实乃“国际明流”的避嫌变通说法，因为后者容易被误听为“国际名流”。我虽然偶尔胆大妄为，却始终不具备几位中国演艺界出国人士（多半为女士）们的长城砖面皮功，在西方当了几回一流影片的配角演员或者四流影片的主角演员，便坚持不懈地在中国人圈子里自誉为“国际名流”。为避免误解，我只好用拗口的“国际非盲流”替代更为朗朗上口的“国际明流”。

我和国内一度被称作“盲流人口”的差别之处不难罗列。他（她）们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流来流去，我过去二三十年里则是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之间流来流去。他（她）们的流动多半是盲目的，因为不知道哪儿有工打，待遇如何；我在国际的流动则是非常明确的，流动前早已经从公开出版物上得悉哪个国家的哪间大学或研究所招聘什么职位，研究和教学的条件如何，待遇的菲或厚。当然，要成功地流过去，你得提供自己完备的学术资历和学术成就的书面证明，经过国际性的公开竞争，中标受聘。否则，你想流也流不动。不过，我和国内“盲流人口”的共同点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走出了出生于斯成长于斯的小村庄，见识了外面的大世界。二是一旦流出了家乡，就再也不愿意流回小村庄去，哪怕在外面谋生也并不那么轻松。

我在外面游走列国年复一年，却在至少一件事上是旧习难改根深蒂固，那便是渴望着常年能用自己的母语写作。这个语言惯性之强，实在要超过“肠胃不忘本”的力量——如果能让我轮流吃意大利菜、法国菜、中东菜、南美菜、日本鱼生、泰国烧烤、西班牙火腿、葡萄牙海鲜、德国黑面包、南亚黄咖喱，我是可以半年里不碰中华料理每顿吃喝乐此不疲的。但半年不以母语写作却挺不住，信不信由你，对于我本人以及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能用中文写作乃是一种奢侈，这当然意味着是一种高级享受。自从1984年8月29日我半明白半糊涂地赴美国求学以来的许多年里，能够用中文写文章的时间大概不会多于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月里，难得有三天是在用汉语舞文弄墨。当然，这里的百分比不是精确的统计数据，而是大而化之的“匡算”，有如中国报刊上常有的“国有企业三分之一明亏，三分之一暗亏，三分之一盈利”，或者“全国大城市新建商品房空房率百分之四十，中等城市百分之三十，小城市百分之二十”之类。

大约十分之九的时间里，我们这样的人是在受洋罪，名副其实的洋罪——用英文著述和阅读专业文献。很多国内读者也知道，西方学术界有一句俗谚“Publish or Perish”，就是“你没东西出版就完蛋”。对于在西方学术界混饭吃的衮衮诸公，你手里的饭碗是豆腐渣工程还是固若金汤，根本取决于你所发表的论文或专著的多寡优劣。而你用中文发表的东西，不论在汉语读者群里获得过怎样热烈的赞美或猛烈的攻击，基本上不算正宗学术成果。所以尽管我有时斥之为“英语霸权主义”，还是得规规矩矩地和埋头苦恼地用英文思考及撰文。你若真的不想承受英文写作的感情蹂躏，那就得主动地或被动地下岗，或是在国外下海赚点辛苦钱，或是卷起铺盖回国来潇洒地赚大钱。我一直以为“英语霸权主义”这个词是属于我的智慧产权旗下的专利，直到1999年11月初在香港听了一场教育社会学方面的报告，才获悉早在若干年之前，已经有西方（而且是英语国家）的语言社会学家运用这个词进行社会批判了！西方一些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精神有时真令人挺感动的，远超过我们中国人的反省程度。可惜这样的西方人士多半只能屈辱地在大学里面教书而进不了政府做大官，否则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就会少很多很多。

方才提及，1984年8月29日我离开中国赴美留学是处于“半明白半糊涂”的境界，这绝非虚妄之辞。想当年，本人自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历尽周折，全仰赖一位出身满清贵族的儒雅恩师之助，才分配来伟大的首都做一个小小的脑力劳动者，在某某学院某某研究所任并无职称的助理研究员。那个年头人们非常崇尚知识，所以该学院尽管物质待遇不咋样却声誉隆兴，连开小车的司机、管收发邮件的青工、打字机房的文员、往返机场接送外宾的秘书，都大半出身不凡。像我这样一个三代讨饭的赤贫农民的后代能够在这样的研究部门工作，且颇受所里的器重，已经心存感激，真诚地觉着活得充实和富有意义，故而并没有把心思朝“放洋”上做过多的痴想。这倒不是戏言，直到今天为止，我仍然把那两年视作我生活中最富有意义的时段。我真愿意舍弃我今天在物质生活方面所获得的一切，以换回那两年里的那种感觉。人不能纯粹生活在感觉之中，但没有美好的感觉，生活又是什么呢？

然而人生中偶尔也有歪打正着的契机，即便是对咱平民百姓。1983年初春，我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首次全国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为着把论文译成英文向国外推介，我结识了外交系统的一位年轻的老资格翻译工作者。他十几岁时便被政府送到伦敦学习语言，两年后海归，不到二十岁已经是够资格为高级领导人做翻译的好料，英语棒到连美国名牌大学的教授都惊叹不已。某日共进午餐，此老弟在神速地结果了我虔诚地奉献上的三份略有臭味的红烧腔骨（每份价值二角五分人民币）之后，摸摸腮帮擦擦手，若无其事地问我：“你为什么不设法到美国去读书？”我说到国外留学于我是近乎天方夜谭的事，自己英语不行，且又无特殊背景，很难获取出国名额的。他说可以自己主动去申请，他过去几年里已经鼓动过好几个人这么干，多数都成功了，其中有黄某某、纪某某等等（他提到的多半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

就这样，他一手帮助我准备了并翻译成英文的申请资料，逐一发出，共发出六份。然而往往返返几个回合，均遭美国大学的婉言拒绝，原因或是申请期限已过，或是缺乏本申请人英文能力的证据。可是这么一尝试，争取出国留学的念头却明确地植入我心中。1984年夏初，经我的那位恩师的大力举荐，和本人所在的学院数位领导的批准（其中有一位早年曾做过周恩来的宗教事务秘书），我被遴选为美国匹兹堡大学的Presidential Fellowship（“大学校长奖学金”，乃该校最高级别的国际奖学金）的第一候选人。在中国官方为该校校长波士瓦博士访华举办的欢迎宴会上，校长先生略略问了我几句话，我都半懂不懂（他肯定对我的回答更加听不懂），就明确地对我说：“下学期开学时在匹兹堡见你！”

我们单位外事办公室的年轻工作人员事先提示我，校长访华期间提前从上海到达北京，目的是为了面试我，我毕竟拿的是以他名义授予的奖学金，他大概有点不放心，因为我邮寄过去的申请资料很不齐全。外事人员还强调，这位校长派头不凡，品味也挺高，不愿意入住北京当时最高档次的北京饭店，非要住进原本是清朝王府、后来为康生官邸的“官园”，每天的住宿费用比我十个月的工资还多。“你小子可要好好准备，别面试的时候砸了锅！”

我本来就已经够紧张了，给他们外事办的人一忽悠，就更加神经兮兮。好在我们研究所也有两位外事经验丰富的“青少年海归”小邵和小赵，她们安慰我，别自己吓唬自己，该怎么的就怎么的，“死猪不怕开水烫”，越坦然效果越好。事后证明她们是对的，对老外的心理摸得透——她们都有给外国政府首脑当翻译的经历。这两位也是十几岁就被派到欧洲留学，一个在南斯拉夫读经济学，一个在东德读国际关系，这些国家是那个时代中国公派留学生的首选之地。她们不但为我的面试充当无薪给顾问，而且日后亲自为我整理了出国的行李箱。我看到她们朝我的大行李箱里拼命塞进一团又一团的卫生纸，大为纳闷。她们连忙解释：刚到国外的一个新地方，人生地不熟，卫生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仅次于钞票，这类事在苏联东欧国家绝不可以忽视，缺了它，够麻烦的。我小心谨慎地带着这一大堆卫生纸到了美国，发现那儿的公共厕所里都有免费卫生纸，猛然顿悟，在卫生纸这类庸俗不堪的事务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略微高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