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曹魏、孙吴、西晋简牍

1．楼兰魏晋简牍

从20世纪初叶开始，一些西方探险队就在新疆楼兰地区的遗址中发掘出一些魏晋时期的简牍。1980年以后，新疆考古工作有又陆续有所发现。虽然这里出土的资料相对来说比较零碎，但因为地处西陲，其意义与寻常文书又不一样，所以历来备受学术界的重视。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组发现。

①1901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发掘楼兰古城，获得魏、西晋、前凉简121支，内容为公私文书。考察与获得简牍经过见赫定旅行记《中亚与西藏》，正式报告为赫定《1899—1902年中亚旅行的科学成果》。这些汉文木简由孔好古（August Conrady）整理出版，见《斯文·赫定楼兰所获汉文文书和零星文物》（斯德哥尔摩，1920年）。1988—1989年这些木简运到日本展览，日本书道教育会议编有《斯文·赫定楼兰发现的残纸和木牍》，刊布了孔好古书中的全部材料，还补充了孔氏所遗的一些残片。冨谷至编《流沙出土的文字资料：以楼兰、尼雅文书为中心》第二部分整理和介绍了楼兰魏晋简。

②1906年，斯坦因在楼兰遗址发掘，获魏、西晋、前凉简166支，1914年又掘得60支，内容均为文书。前者的报告见上引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第2卷（1921年），文书整理见沙畹《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1913年），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1914年）。后者报告见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记》（牛津，1928年），文书整理见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得汉文文书》（伦敦，1953年），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

③1909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也发掘了楼兰古城，获同类木简4支，内容为文书。旅行记录为橘瑞超《中亚探险》（东京博文馆，1912年），图版见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东京国华社，1915年/学苑出版社，1999年）。

④1980年，新疆考古工作者组织楼兰考古队，第一次进入楼兰地区，在楼兰古城遗址发掘汉文木简63枚，也同样是魏晋时期楼兰驻军的官私文书。简报有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均载《文物》1988年第7期），相关考释见侯灿《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文物》1988年第7期），后收入侯灿《高昌楼兰研究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⑤其他零星的发现，参看楼兰文物普查队《罗布泊地区文物普查简报》（《新疆文物》1988年第3期），夏训诚主编《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87年），伊斯拉菲尔·玉素甫《新疆新发现的古文献》（《新疆文物》1999年第3、4期）。

对楼兰遗址出土的魏晋简牍录文加以校订重录的，有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李均明、何双全《散见简牍合辑》（文物出版社，1990年）。而把已知楼兰简牍和纸本文书全部录文，并与图版对照刊布的集大成著作，则是侯灿、杨代欣《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天地出版社，1999年）。

2．尼雅西晋简牍

斯坦因第四次中亚探险在尼雅遗址发现的汉简已见上述，尼雅出土更多的是西晋时期的简牍，与数量更多的佉卢文所写的当地行政文书属于同一时期。目前所知有：

①1901年，斯坦因发掘到西晋时期汉文简50支，系文书。报告见斯坦因《古代和田》（1907年），文书整理见沙畹《丹丹乌里克、尼雅和安迪尔遗址中发现的汉文文书》（斯坦因《古代和田》附录，1907年）。

②1959年，新疆博物馆在尼雅遗址发掘木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新疆民丰大沙漠中的古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3期）对此有简要介绍。

③1996年，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第八次调查，获得西晋简9支，内容系文书，见《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第2卷（京都：非卖品，1999年）。

尼雅遗址出土的魏晋简牍录文，也收入林梅村《楼兰尼雅出土文书》（1985年）。

3．走马楼吴简

1996年7月至11月发掘的湖南长沙走马楼J22共出土孙吴时期的简牍约10万枚左右，内容大致可分为名籍、账簿、文书、券书、名刺等。简报见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均载《文物》1999年第5期）。简牍正陆续整理当中，已经出版的有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简牍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走马楼简牍整理小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附《长沙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9年），又《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贰）、（叁）（文物出版社，2003年，2007年，2008年）。

4．苏仙桥孙吴西晋简

2003年湖南郴州苏仙桥J4出土三国孙吴至西晋时期简牍140余支，内容为簿籍、书信、记事和习字等，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湖南郴州苏仙桥J4三国吴简》，载《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2004年发掘J10，又出土700余支晋简，见龙军、莫崇立《700多枚简牍补正西晋历史》（《光明日报》2004年3月3日），迄今尚未整理公布。简报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湖南考古辑刊》第8辑，岳麓书社，2009年。

过去我们研究从战国到魏晋的历史，主要依据的是传统的文献材料，西北边陲的简牍主要对于职官、军事等方面有所帮助。但我们现在面对这样丰富的简帛史料，不论你要研究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军事、法律、经济、社会、对外关系等课题的哪个方面，几乎都不能不理会简帛史料的存在，特别是我们要关注下层社会、妇女、疾病、儿童等新的史学领域时，这些简牍中包含着大量传世文献所没有的文书档案。我们应当感谢考古工作者不辞辛劳地发掘出这么多的珍贵文献，我们也应当感谢文字、文献学者不懈地努力整理出这样一本本的简牍和帛书的厘定文本，也感谢不同学科的学者努力钻研发表了这么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都为今天的学子在翻阅、利用这些出土文献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