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航海时代（Age of Exploration），又叫地理大发现时代（Age of Discovery），是一个肇始于15世纪，止于17或18世纪的历史时期。期间，欧洲人突破地中海的地域限制，跨进浩瀚无边的大西洋，并借助于海洋的探险与扩张，第一次与包括非洲、亚洲，甚至还有美洲、大洋洲在内的外部世界建立起直接的交往关系。
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看，这一时期，对于旧大陆的其他地区而言，历史车轮正循着传统轨迹，以其各自的惯性模式，不紧不慢地向前延展。撇开尚未被“发现”的美洲、大洋洲以及南部非洲等旧大陆地区不谈，仅就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区域而论，虽然穆斯林长期控制着西亚、北非及东地中海沿岸，但伊斯兰文明迈向现代社会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南亚次大陆，古老的种姓制度与复杂的宗教矛盾一起，制约了佛教文明的影响力；而在以儒家文明为特色的东亚地区，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和战国的大名混战时代，明中叶的中国实则已经表现出封建末期的颓势。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下，独有基督教文明的欧洲迎来了冲出地中海、冲向大西洋的大航海时代，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在经济上，南欧地区地中海沿岸，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封建制生产方式的解体过程随之开始，资本原始积累为欧洲未来的发展，准备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在政治上，以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为代表，形成了以新君主制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这是西欧各国经济起飞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障；在思想上，以人文主义为旗帜的文艺复兴运动，从南欧的意大利蔓延到北方的德国、荷兰、英国、法国、西班牙，在挑战罗马教皇权和批判宗教神学的基础上，不但发现了长期以来被基督教禁锢的世俗的“人”，也发现了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的客观世界。此外，欧洲人还突破了地中海的狭隘范围，通过大西洋到遥远的海外去冒险，去发现与探索那无穷的未知世界，由此迎来了促进欧洲崛起的大航海时代。
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交往，差不多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地理大发现以前，沟通三大洲之间的商路主要有三条：第一条陆路，从君士坦丁堡登陆，经小亚细亚、黑海和里海南岸，至中亚后再翻越帕米尔高原到中国，这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第二条海路，从叙利亚和地中海东岸，经两河流域到波斯湾；第三条海路，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出发，经红海至波斯湾，再乘船前往印度和中国。自7世纪阿拉伯帝国突然崛起后，旧大陆的传统商路被拦腰截断，东西方贸易不得不通过垄断地中海商路的中间人，主要是拜占廷人、阿拉伯人、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来进行。特别是15世纪中叶拜占廷帝国灭亡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据着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传统的陆路贸易受阻，另外两条商路又为阿拉伯人控制。因而，西方人需要的东方商品，往往先经过穆斯林商人，再通过威尼斯商人和热那亚商人转手，到达欧洲后的价格，要提高十多倍。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对立，以及穆斯林对传统商路的掌控，使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封锁的性质。特别是随着欧洲向东门户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偏居于亚欧大陆一隅的西方人，更是陷于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孤立状态。然而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西欧人迫切希望寻找一条绕过地中海东岸，直达东方的贸易新航路，从而打破摩尔人的封锁与垄断。探寻新的航路，从事所谓的地理大发现，决非易事，而是一项人、财、物投入多、利润回报丰厚，但危险性极大的冒险活动。在大航海时代，最初的海外探险与发现等殖民活动，主要是政府主导下的有组织的冒险行为。就最早进行地理大发现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而言，推动它们奔向海外的诱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因素。对香料、金银、珍宝的贪求，是促成大航海时代的西方人冒险去海外的直接动因。在物质匮乏、科技落后、贸易受限的中世纪，香料是欧洲人用以保存食物、增加食物风味必不可少的配料。14世纪，享用中国的生姜和印度的胡椒已经成为西方富人的标志。作为东西方贸易中的大宗商品，当时的香料堪与黄金比贵重。13世纪，威尼斯商人兼旅行家马可·波罗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华文明。根据作者的记述，东方是富裕而神秘的，所到之处“黄金遍地、香料盈野”。随着游记的流传，欧洲人对东方充满着渴望，并产生了要到东方去的冲动。他们设法冒险绕过地中海的传统商路，以便打破中间商的贸易垄断，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他们所需求的黄金、白银、香料、珠宝、丝绸等贵金属、奢侈品。
第二，政治因素。反对摩尔人和寻求势力扩张，是伊比利亚人首先拓展海外事业的政治动因。如葡萄牙人起初奔赴海外冒险的动机之一，就是寻求与传说中的基督教长老约翰统治的海外王国结盟，共同抗击摩尔人。12世纪中叶，葡萄牙君主国在“收复失地运动”斗争中应运而生。1249年，葡萄牙人占领南部港口城市阿尔加维（Algarve），最早建立起欧洲的统一民族国家。若奥一世统治时期，葡萄牙为反对摩尔人和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将以攻为守、对外扩张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西班牙作为葡萄牙的邻国，深感葡萄牙人率先向外扩展势力带来的压力。15世纪后期，西班牙由卡斯提和阿拉冈两王国合并而来。在伊莎贝拉女王和斐迪南国王的领导下，1492年，西班牙人不但像葡萄牙一样，完成了“收复失地运动”，而且慷慨资助哥伦布向西探险航行，放手让他“去发现和获取汪洋大海中的岛屿和大陆”，目的就是要与葡萄牙展开殖民竞争。伊比利亚人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的帷幕，随后，由西欧列强主导的殖民扩张悲喜剧，就在世界大舞台上演了。
第三，宗教的因素。欲求与扩张的双重因素固然重要，但无论在哪里，宣传福音教义，张扬宗教理想，似乎都没有像在伊比利亚显得更重要，这也是促成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奔向海外探险的精神动因。在他们的眼里，伊斯兰教始终是一种威胁。到15世纪，虽然摆脱摩尔人统治的“收复失地运动”已近尾声，但半岛南部的格拉纳达仍为穆斯林所占据。此外，附近的北非海岸，还有土耳其地区，甚至整个地中海，都可以感受到来自穆斯林的影响。如果说欧洲人信仰至尊的上帝，认同基督教的普世价值，认为博爱是宗教的本质，那么，他们在对待基督教以外的异教态度上，其实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仁爱之心，而是充斥着狂热的宗教复仇和民族敌视心理。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如此急迫地想要走出去，探知世界的奥秘，这种勇于开拓、敢于冒险的气质，是人文主义思想、基督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最初的海外探险与发现过程中，他们每到一处，一般都要立作为基督教标志的十字架，亲吻他们刚踏上的土地，跪拜他们心中的上帝，给那些根本不知他们为何人、不知上帝为何方神圣的土著人施以基督教的洗礼，为随之而来的掠夺与杀戮行为，涂上最神圣的光彩。
时势造英雄。在历史上的大航海时代，由欧洲水手们组成的一批又一批“航海家”（navigator，voyager）、“探险家”（explorer）或“冒险家”（adventurer），不仅充满着无限的梦想，而且经历着伟大的冒险，如本书涉及的葡萄牙王子亨利、贵族达·伽马、宫廷侍卫卡布拉尔，热那亚人哥伦布、卡伯特父子，佛罗伦萨人亚美利哥、麦哲伦，西班牙人科尔特斯、皮萨罗，英国人德雷克、雷利、哈得孙、库克等，对未知世界充满想象和好奇，梦想有朝一日成为黄金、白银、香料，以及其他一切东方财富的主人；而在对神秘的未知世界的探索过程中，他们不畏艰险，勇于进取，充分彰显了人类自我超越的勇气和决心。今天，不管你怎样认识那个轰轰烈烈而又瞬息万变的时代，也不管你如何评说那些由水手们带来的是是非非，那个曾经造就了探险英雄们的大航海时代，那些曾经创造了航海伟业的水手们，都已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而重温他们征服海洋的故事，也许会不断地激发起我们这些后来者新的自我超越的勇气和信心，激励我们循着前人的足迹，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探索、不断进取，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又一个崭新的高度。
姜守明写于金陵月光书斋
2010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