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城市场景

如何体验城市？

一本研究城市的书，与其说表明了城市研究的可能性，不如说表明了城市研究的不可能性——城市是如此之复杂和多面，以至于一种观点，一篇论文，或者一本书，根本无法将城市的奥秘穷尽，它们最多只是打开了城市的一扇窗口。没有哪个学科领域像城市研究这样没有统一的见解了。我们只能说，城市，只能依赖于城市考察者的特殊目光才能现身。问题是，城市包罗万象而且千变万化——城市的复杂性足以让它成为一个迷宫一样的魔幻世界。而城市各个不同的观察者，在这个复杂世界中到底能看到什么？每个人的位置不同，立场不同，时代不同，注定了他感知城市的方式不同，他看到的只是城市的偏僻一隅。就此而言，城市，只是构成一个松散的问题场域，它既不可能有一套完善而固定的研究方法，也不可能有一套完善而固定的成见——自然，本书中有一些篇章相互呼应（它们存在着共同的问题，有共同的理论背景，有近似的观看城市的目光），但另一些篇章则彼此毫无关联，它们好像从天而降却又毫无理由地插到这另外一些篇章中去，在书中显得突兀而莽撞。事实上，这本书中每个人的观点针锋相对，或者毫不相关，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因为城市（有多少城市！）展现出无数张迥异的面孔——如果是这样，如果城市如此之多面，一种趋之若鹜的时髦的城市研究，在什么意义上能够获得它的学科合法性？

事实上，与其说城市构成一个问题场域，还不如说，城市研究集中体现了人们对于城市的兴趣——也许正是对城市，更准确地说，对一个光怪陆离的迷宫一般的城市的迷恋，才是城市研究唯一的共同点。确实，城市丰富、复杂、拥挤、多样、绚烂、玄妙，既秩序井然，又混乱不堪；既可能是欲望的挥霍天堂，也可能是命运的凶险劫数。城市，人们只能说，是个人在其中驾舟的一个大海，个人不可能不体会到大海超出他想象和能力的神奇。对这样一个令他无法回避的而且眩晕的城市，他不可能无动于衷——或许，这就是人们迷恋城市的基本原因。人们必须将目光投射到他置身于其中的城市中来。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人们越来越多地卷入到城市中，人们的个人经验越来越受到城市的锻造，对于城市本身的兴趣就会越来越强烈。1800年，只有百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城市，1900年，有百分之十四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在今天，城市聚集了全球的一半人口。问题是，城市化没有完结的一天，它无休无止——无论是全球范围内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化过程，还是一个单一的城市本身的自我变化。这种不停息的城市变化，像一个怪兽一样，将所有人卷入其中，但没有人能驾驭得住——但是人们试图在理论上来驾驭它。实践中驾驭它是徒劳的，理论上描写它却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研究就是对于城市这一令人着迷的但是又无法驾驭的东西所作的权宜之计的叙事。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些叙事，以及叙事的动力，自然地将城市推到了今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醒目的位置上——人们不可能对一个活生生的而且是难以控制的历史事实袖手旁观，同样，人们更不可能对一个正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事实无动于衷。

事实上，自从19世纪出现了巴黎和伦敦这样的现代意义的大都市以来，人们就开始发现，城市，激发了人们从未有过的想象力，并且赋予人们新的知觉，仿佛一种新的人出现了。一种新的东西，一种新的人，一种从未有过的现代人出现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现代性、现代大都市才结合在一起，它们也才出现在福柯—波德莱尔式的联结中。波德莱尔的现代赞歌，就是率先对现代大都市锻造的新经验的抒情回应——这种回应被本雅明敏锐地捕捉到了。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他向波德莱尔表达了敬意，这种表达敬意的方式就是奉献出了自己关于大都市的理论神曲。毫无疑问，在今天，波德莱尔和本雅明先后为巴黎写的抒情史诗成为都市研究最富于启发性的起源和参照。

这是对新的现代城市经验的捕捉。当本雅明站在西美尔（Georg Simmel）的慵懒散文和波德莱尔抒情诗歌之间时，他不得不流露出一种嫁接的忧郁。西美尔打开了本雅明的视野。对于西美尔来说，大都市确实锻造了一种新的个性，西美尔将它称之为新的“精神生活”。波德莱尔—本雅明—西美尔开创了一种城市经验的摸索道路。个人对城市的体验是千差万别的，但是，个人一定会有自己的城市经验。城市经验，始终是城市研究的一个压倒性的话题。我们一再表明，城市繁复而多样，个人只能摸索到城市的片断，只能摸索到自己的城市（德赛都 [de Certeau] 创造性地将城市看做是一个文本，步行不过是对这个文本的主动但却是精微的语法考究）。将自己在一个特定时空下的城市的摸索经验记载下来，这是探讨城市的方式之一。汽车如何变成了人的一个身体器官从而改变人的时空感知？购物空间怎样构造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并让人完全迷失在其中的梦幻世界？咖啡馆和报纸怎样在一个庞大的陌生人群中将一个新的共同体聚啸起来？酒店大厅内的徜佯姿态如何同大街上的步行姿态相抗衡？城中漫步是白日梦游吗？城市中无处不在的垃圾和气味同人体身上的香水怎样呼应？高层建筑上的远眺能重新解释视觉概念吗？甚至，一个令男人厌恶的街道为什么却可能让一个女人发狂？人们体会到了城市，有时候这种城市经验让他震惊，有时候让他厌倦，有时候让他狂喜，有时候让他忧郁——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城市也在锻造人的新经验。人和城市的交流经验，既会改变城市，也会改变人本身。说到底，城市并非不是一个锻造工厂。人，他的气质和他的想象，他的语义和他的语法，通常是城市的产品，这是城市文化主义者的信奉。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如此的关注城市的原因。

显然，这些城市经验并非普遍的（这也正是人们所说的城市的微观研究），但并不妨碍它的具体性和确切性。城市的魅力之处，就是人和城市的独一无二的经验遭遇。但是，人们显然不满足于此。这些个人经验确切无疑，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经验？这些经验和个人（气质、禀赋、身体）有关，难道不是也和城市的构造肌理有关？巴黎街头的拥吻传统，难道不是得益于19世纪林荫道的扩建？同样，北京街头散步的人锐减，难道不是来自今天汽车马路的大规模扩建？而这种扩建，这种城市的构造难道不是政治经济的产物，不是权力争执的产物？就此，这样千差万别的城市体验，总是和城市的出自政治经济目的的构造有关。问题是，这些城市改造过程中所铸造的新经验，应该获得怎样的评估：它是城市人的福音还是灾难？或者说，哪些新经验是福音，哪些新经验是灾难？哪些经验对哪些人是福音，而对另一些人是灾难？一种关于城市和城市构造的价值判断，以及因为这种判断而导致的干预性分析就出现了——这是城市的政治经济学考究：城市经验，或者说，城市的文化主义，不可能不是政治经济的产物。在此，人们将城市看做是一个人造机器——城市也确实是个人造物，它并非大自然的天赐。人们对这个人造机器进行了耐心的解剖：它的规划、设计、动能、运转机制、效应等等各项数据指标一应俱全地被披露。城市的整个构造机制本身（我甚至要说，一个城市身体）得到了事无巨细的剖析。人们借此要展示城市身体运转规律，如同一个医生要展示人体的生长规律一样。正是在这里，城市是被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所打量。一旦这个视角摘掉了城市的面具，人们就会发现，城市，它的每个细小角度都刻上了利益的痕迹，表达了阶层的纷争，巨大而无形的政治经济力量充塞在规模并不大的城市中，使城市内部的枝枝节节缠绕不休，整个城市因而显得饱满、动荡，喧嚣不已。无数的公开的城市研究论文将自己奉献给了城市内部复杂而隐秘的利益战争。就此，城市不得不在批判的目光中受审——这在列菲伏尔（Henry Lefebvre）以及受他影响的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传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福柯那里，我们甚至看到了城市建造还是对付疾病的机器。在此，构造一个城市区域，仿佛在构造一个战壕。

在此，人们必须承认，城市，是一个理性城市，它必须纳入到生产和消费的循环轨道中，必须纳入到治理秩序中，必须纳入到诸种权力的争斗和妥协中。实际上，整个城市社会学传统都采纳了这种政治经济学视角。城市中上演的是权力和利益的无休止的角逐剧，城市的结构面貌是这个剧情的最后效应——我们甚至能看到，城市，有时候同城市之外的政治权力——比如殖民主义——都脱不了干系。事实上，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城市，城市似乎就排斥了个人经验，而展现出各自的独立总体风貌：或者，这是个到处流淌血汗的剥削之城；或者，这是一个没有隐私的监视之城；或者，这是一个国际资本疯狂中转的金融之城；或者，这是地产商和政府官员勾结的合谋之城；又或者这是一个没有中心却又被形象所充斥的后现代之城——所有这些城市并不能被一个恰当的类别所囊括，它们的形象，完全取决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你也可以说，观察者的视角）延伸至何处。

无论是个人对城市的经验，还是城市的复杂的政治经济构造本身，都是从内部来描写城市的。这是对城市身体的解剖。显然，这并非城市研究的全部——还有大量的城市研究从城市内部抽离出来，他们从外部来看待和描写城市——一个（种）城市只有同它之外的东西进行对照才能认清自己的容貌和气质。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历史主义从城市叙事中脱颖而出：城市是活在历史中的，它有自己的兴衰命运，它的起源和生长充满偶然，它的衰退和消失也常常出人意料。就此，人们有时候试图寻找城市的成长规律——尽管这种规律可能就是缺乏规律。也因此，城市，它必须在历史的链条中，在一个兴衰史中来确定自己的位置，这样，自然的结论就是，一个时代的城市有一个时代的城市容貌——19世纪的城市是在同中世纪的城市的对照中获得自己容貌的；而今天的城市又是在同19世纪的城市的对照中自我认知的。不同的时代，会出现不同的城市类型。而城市史，当然会强调城市的断裂，正是借助于断裂，城市以及城市的空间想象才能获得自己的特殊坐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巴黎，为什么要标明是19世纪的都城？——豪斯曼的巴黎同之前的巴黎迥异。上海，为什么应当是张爱玲时期的上海？——这个上海同之后的社会主义上海迥异。我们也能理解，帕克（Robert Park）的芝加哥，为什么只是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同样，我们也能看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城市对照（哈维），现代城市和后现代的城市对照（索亚 [Edward W.Soja]），工业时代的城市和信息时代的城市对照（卡斯特尔 [Manuel Castells]），地方城市和全球城市的对照（萨森 [Saskia Sassen]），被城墙包围的封闭城市和拆除了城墙的敞开城市的对照（维利里奥 [Paul Virilio]），非景观城市和景观城市的对照（德波尔 [Guy Debord]），甚至是门阀城市和平民城市的对照（韦伯）。这样的城市研究，必须将城市置入一种历史对照的折磨下来进行。人们似乎相信，城市注定会走向它先前的反面状态，而且（似乎是为了让观点更加表达得直截了当）这种反面性要被激烈地强化。这就是城市的蜕变，每个蜕变形象应该被准确地捕捉到——这是从历史的角度，尤其是历史的断裂的角度，来描写城市——尽管这样的描写既不会排除个人的独特城市文化体验，更不会排除政治经济的冷静的有时甚至是枯燥的数据分析。

与这种时间对照相关的是，还存在着一种城市类型的对照。比如，在韦伯那里，东方城市类型和欧洲城市类型是如此之不同，以至于导致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东方城市没有锻造出一个市民共同体，因而也没有锻造出一个市民社会。人们也会说，洛杉矶和芝加哥如此之不同，一个是多（非）中心化的，一个是单一中心化的；一个是发散的，一个是聚焦的。这种城市的差异，导致了美国两个城市理论流派（洛杉矶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对抗。但是，城市研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比较视角，还是“城市和乡村”（这是雷蒙·威廉斯一部文学研究著作的书名）这一对立。这构成一个兴旺的城市研究传统，这个城市研究传统多少有点卢梭式的乡愁气质。西美尔谈论城市的腔调，总是隐含着对乡村文化的潜在眷恋，到路易·沃斯（Louis Wirth）这里，这种对照被公开激活了，并被雷德菲尔德（Redfield）再次挑衅性地激活。由于城市将它的对立面竖立为乡村，那么，城市之间的差异，甚至是城市内部的差异——无论是城市和其他城市之间的差异，还是一个城市自身的历史差异——就可以忽略不计，城市在这里获得了自己的共同属性。似乎只有一个城市，也只有一个乡村。在此，城市，通常被看做是现代性的一个载体，甚至，有时候它就是现代性本身。它不单纯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构造和人口聚集地了，它也不再强调自身的某个独特的城市气质了，它甚至也不仅仅被当做是一个理性而复杂的城市机器来看待，相反，城市，主要地是作为一个文明类型而被看待的，它涉及到人类生活方式的总体：现代社会的决定性要素（无论你如何评论它）都是在城市中发生的。现代城市的出现，通常被看做是同一个乡村主导的文明的断裂：滕尼斯用共同体（community）和社会（society）来描述乡村和城市这两个不同空间的文化形态；涂尔干则是用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对之进行描述。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实际上埋藏着两种社会形式，或者说两种生活方式的对峙。说到底，什么是城市？城市不过不是自然化的乡村而已。超出乡村及其文化的东西，只能属于城市。城市生活，不能不是对乡村生活的取代和替换。19世纪，现代大都市出现了，乡村开始了它延续至今的衰败历程。在这个“城市—乡村”视角中，城市就是现代性本身。这样一个新的城市生活，它就不仅仅是社会学和人文科学的对象了，它理所当然地还是文学和艺术中绵延不绝的主题。我们听听敏感的诗人们对这种刚刚出现的现代城市所发出的慨叹吧：

啊，朋友！有一种感受，它凭借

独有的权利，属于这个大城市；

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多么常见，

我在人群中前行，对着我自己

说道：“经过我的每个人的

面孔，都是一个谜！”

（华兹华斯《序曲》第七章）

相类似的，是波德莱尔的感叹：

旧巴黎已不复存在

（城市的形式，呵，比人心变得还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