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进程的新思议

——朱寿桐著《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序

和寿桐同志认识，是一年多以前的事。1990年闷热的夏天过后，学校开学了。他从南京大学来北大中文系，做访问学者，为时一年。这中间，虽然由于我忙着打杂儿，又常常生病，不可能经常在一起聚谈，于此我是深有愧意的，但在不多的来往中，我对寿桐的印象是很好的。他朴实，话不多，像我遇见的许多苏北人一样，朴实得你觉得吃惊；商量事情，探讨学术，也是那么平心静气，那么虚心。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治学的勤奋精神，令我钦佩。当他把厚厚的一本《情绪：创造社的诗学宇宙》专著放到我手里的时候，我深深地为他的勤奋开拓精神所感动。这已经不是他的第一本专著。他还在继续进行新的耕耘。见面不久，他很快同我商议一部新著的写作意图和撰写大纲，书名就叫《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他潜心撰稿，中间交换了几次意见，有时还得回南大承担教学工作，书只完成了部分章节，便到期回宁了。谁想，没有半年多工夫，一部近三十万字的书稿已经完成。信中得知这一消息，我真的有点惊讶，也感到由衷的高兴，为他的勤奋，为他的辛劳，也为现代文学研究这个垦地上年轻一代人迅速的成长！寿桐嘱我为此书写篇序言，我似乎不能推托。与青年同志相比，自己远远落后了。写吧。暂且把这些拉拉杂杂的话，作为再一次在我的家里交谈，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鞭策吧。

寿桐同志是一个具有敏锐感而又善于深思的青年。在他与我最初的交谈中，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在目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如何做一些既扎扎实实又有理论突破性的工作，是十分需要的。文学史的专著，已经有了多部，在相同的水平和路数上再去做重复劳动，没有太多的必要了。如果从新的视角，结合文学史中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文学现象，做一点并非空喊而是专门性的探讨的工作，或许更有意义些。他提出的《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这一课题，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感的史论性的工作，如果做好了，我感到，既有益于更深刻地总结现代文学的历史足迹，又有益于给新文学的继续发展以更多的启迪。寿桐已就这个专题开过课程，是颇得学生欢迎的。他在部分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这部新的专著，我想是很好地实践了上述学术构想的。作者在该书“绪论”一章，概括了新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阶段，论述了拓宽新文学研究的路子之一，就在于以科学的眼光描述出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走向及内部规律。作者的这一理论思考，和他在该书中所作的尝试性的探讨，本身就是对新文学史研究的有意义的拓展。这部专著的问世，就这一论题的角度来看，也就具有了一种开拓性的价值。

中国新文学是在世界进步文学思潮的冲击下产生的。它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学的历史，使之跨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用贴近口语的白话代替文言的语言形式的变革，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的蜕变，但更重要的是，新文学的创造者们的开放意识和世界性的眼光，使他们将自己对于民族新文学的创造一开始就同世界最先进的文学潮流的发展相衔接。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人物和创造者群具有的现代意识和实践，必然给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和走向带来一个总体特征：文学自身的现代化的努力。这一总体特征是怎样体现在新文学的历史过程中的呢？寿桐同志在本书中分三编，从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意识基础、中国新文学作家的现代性感知、中国新文学的开放态势这几个重要的侧面，对新文学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该书作者对新文学现代化的理解，有自己清晰的理论规范。它不是时间延伸意义上的与传统文化的古典意义相对立的现代化，因为这样不可能揭示新文学历史发展的本质特征；也不是创作方法意义上的与现代主义相契合的现代性，因为这样势必把新文学的整体审视搞得十分狭窄。该书作者既总览了世界哲学与文学现代性思潮的特点，又省视了中国文学植根于近百年灾难重重的历史的民族特点，确认所谓的现代意识乃是在一定时空下的现代主体意识，也就是现代知识者在中国社会、时代要求中的积极的主体选择和个性选择，与西方的过分强调个性意识为现代意识的核心不同，中国新文学创造者们的现代意识，既是个性的，主体的，又是符合社会革命方向和时代要求的。我以为作者这些观点，摆脱了一些脱离中国近百年历史现实的理论构想的影响，更符合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和现实制约，没有让历史的描述纳入主观需求的轨道。

该书在论述新文学作家的现代性感知特征时，选择了鲁迅、创造社作家群、乡土作家这三个点展开理论探讨，也是颇有学术眼光的。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奠基者。他的现代性意识和智性思考，不仅远远超过同时代人，即使时至今天的后来者，也仍然时时接受着他的光照。他给人以永恒的启示，成为检验思想的尺度。作为以浪漫主义为主体的创造社作家群和以写实主义为主体的乡土文学家们，在艺术创造方法方面的差异，不能掩盖他们在生命感知和精神探求方面的相同。揭示这三个新文学源头的内因，也就揭示了新文学主体现代化追求的特征。中国新文学的开放态势，是自身发展的生命之所在，也是新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不应该是一个孱弱者。鲁迅先生总结汉唐以来文化发展的经验，提出新文学发展必须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学成果的思想，虽然经过时代曲折带来的障碍，出现了许许多多弯路，但至今鲁迅的开闳思想仍然为整个文学研究者和创造者所认同。该书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从各个角度探讨了中国新文学的开放态势，从而总结出现代化与世界性、现代化与民族化等重大问题在新文学发展中的表现及内在规律。我认为，这种理论探索，对于回顾历史，对于启示未来，对于新文学在全新时期的健康生存与发展，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我相信寿桐同志所做的这一份工作，不仅会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十分可喜的成果，也将为新文学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某些宝贵的思考。

寿桐离开北大时，我们谈了很多。我羡慕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者中有一批像他这样年龄的学术骨干和尖子。他们给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生气和希望。我之这样想，不仅因为看到寿桐有才气，很勤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潜在意识，即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老师一辈所开拓的严谨学风得到了延续和发扬。我们不为自己的丧失而悲叹。我们不为自己的逊色而自惭。我们尽了铺路的责任，我们无愧于后来者。他们有不同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知识结构，有力求创新的理论勇气和追求，有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作风和态度。我认为这种风气和品格，在今天尤为值得宝贵。

寿桐谈起在北大一年的生活感受时，常为一种学术风气的精神魅力而感动。我想，这种治学风气在南京大学以及其他大学也一样存在。寿桐自己的实绩和他的老师们的成果，就是明证。愿这种风气在现代文学研究这块园地上蔓延，扩大，蔚为雨露，蔚为春风，滋润出更多更美的果实来。

时值岁暮，寒风扑窗，伫笔凝思，心绪烦乱，为尽孝道，即将南行。匆匆中草成这些杂乱无章的话，算是与自己与寿桐心和心的交谈吧。

1992年1月30日至2月1日

北京大学畅春园至南京王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