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诗经》的结集和流传

《诗经》中的作品，从创作年代说，包括了上下五六百年；从产生的地域说，有的出于王都，有的出于各诸侯国所领广大地区；从作者说，有贵族的创作，有流传在民间的口头歌谣。那么，这些作品是如何汇集在一起而编纂成书的呢？关于这个问题，诗三百篇本身和先秦古书中都没有明确的记载，至汉代的历史学家则提出关于周代时有“采诗”制度的说法。班固《汉书·食货志》记述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是说，每当春天来到的时候，集居的人群散到田间去劳作，这时就有叫做“行人”的采诗官，敲着木铎（以木为舌的铃）在路上巡游，把民间传唱的歌谣采集起来，然后献给朝廷的乐官太师（乐官之长），太师配好音律，演唱给天子听。另外，同书《艺文志》中还记述说，古代设置采诗官采集诗歌，目的是出于“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代记载“采诗”之说的还见于何休的《公羊传》注：“五谷毕入，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公羊注疏》卷一六）关于“采诗”和“采诗”的目的，与班固《汉书》记载大致相同，惟说“采诗”者是男女年老无子者，而不是“行人”，或者方式不止一种。这些虽然出于汉代人的记述，可能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在古代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由官府来主持采诗工作，靠任何私人的力量来完成这样一部时代绵长、地域广阔的诗集采集工作，恐怕是不可能的。

至于当时统治者采诗的目的，即为什么要化力气广收这些民间诗歌，据设想，除了要考察人民的动向，了解施政的得失，以利于他们的统治以外，大约还有搜集乐章的需要。我们知道，周王朝是很重视所谓“礼乐”的（“制礼作乐”，是为了巩固等级制度、宣扬王朝声威以及贵族们耳目享受的需要）。按照当时制度，举凡在一切祭祀、朝会、征伐、狩猎、宴庆等场合，都要举行一定的礼仪，在举行各类仪式、礼节的时候，就要配合演奏乐章。所以，当时朝廷，专门设有乐官“太师”等，乐官的职务就是专门负责编制和教演各种乐曲，供上述各个场合使用。可以想见，当时乐官们在编制乐章时，除了自己创制以外，一定还要利用或参考许多民间唱词和乐调，这样收集流传的一些民间乐歌作品，也会是他们经常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当然，这是指《诗经》中的那些流传于各地的民谣俗曲说的。至于《诗经》中的那些颂诗和贵族文人所作的政治讽谏诗，当是另有来源，即通过所谓“献诗”的渠道，而汇聚到当时朝廷中来的。

根据《国语·周语》记载，周王朝是有让公卿列士即贵族官员和文人献诗的制度。所谓“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盲艺人）献曲，史（史官）献书……”，我们从《诗经》中的一些作品看，“献诗”的事也是确定存在的。如《大雅·民劳》：“王（指周厉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小雅·节南山》：“家父（周幽王时大夫）作诵，以究王讻。”《大雅·崧高》：“吉甫（即尹吉甫，周宣王时大臣）作诵，其诗孔硕”等，说明公卿列士献讽谏诗或歌颂诗的事是存在的。此外，还有些诗是下层贵族文人或小官吏所写，这一类诗多属个人抒愤之作，既不是奉命作的，也不是为了进献而写的，它们所以能汇集到太师手里，大约和歌谣差不多，是从民间收集来的。至于那些专门用于祭神祭祖的“颂”诗，当是巫（掌管祭祀的迷信职业者）、史等有关职官奉命制作的。

那么，当时通过几种渠道，汇聚起来的作品一定很多，而现在我们所见的这部只有三百零五篇的诗集，是经过谁的汰选、整理成书的呢？古代最流行的说法是孔子曾经“删诗”，是《诗经》的整理者和编订者。最早说起这件事情的是汉代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这就是说，《诗经》三百零五篇诗，是孔子由流传的三千多篇古诗中选编出来的，他把那些重复的，于礼义标准不合的都删汰掉了。这个说法影响很大，但并不可靠。从宋代开始，许多学者进行考证，都表示怀疑，提出反对意见。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他们考证出早在孔子以前，《诗三百篇》就已经定型了。如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游鲁观周乐，鲁国的乐工为他演唱《风》、《雅》、《颂》，而编排的次序和篇目与今本《诗经》差不多一样，而当时孔子还不满十岁。由此可以断定，今本《诗经》根本不可能是由孔子亲手删定的。其他还有种种理由，如孔子自己及其弟子门人都从没有说过孔子有“删诗”的事等。所以后来多数人已不相信孔子曾“删诗”的说法。

孔子“删诗”的说法虽不可靠，但《诗经》毕竟是经过一番删汰整理工作，才会有今天这个面貌。近代通行的说法是，《诗经》删汰和编订工作，仍出于周王朝的乐师、乐工们之手。因为从三百篇都是乐歌这点来看，诗与乐官们的关系太密切了。他们既是当时乐歌的搜集者、保存者，又是乐歌的演唱者，他们出于工作上的需要，对汇集来的诗篇加以去取、加工，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在我们今天看来，《诗经》不过是一部可供阅读欣赏的古代文学作品。但在周代，诗的用途却很广，除了典礼、娱乐和讽谏等用诗以外，它还经常用在外交场合，用来“赋诗言志”，即作为表达情意、美化辞令的工具。所以《周礼·春官》中又有“大师教六诗”（按《周礼》书中所指即风、赋、比、兴、雅、颂。故“教六诗”，即可以理解为全面讲授《诗经》的意思。另外《毛诗序》又称“六诗”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以乐语教国子”的说法，这是说，乐官太师在当时还有用诗歌（“乐语”即诗）教国子（贵族子弟）的任务。《诗三百篇》，也可能正是乐官太师为了教授国子而选订的课本。

春秋以后，周室衰微，诗乐分家，第一个以私人讲学身分出现的大学者孔子，更把《诗三百》作为政治伦理教育、美育以及博物学的教本。孔子曾经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又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这两段话是孔子劝他的学生和儿子学诗的。意思是说诗的功用很多，读诗可以培养联想力，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得讽刺方法。近则可以运用其中的道理来侍奉父母；远则还可以用来服侍君王；而且会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另外又说，如果不学诗，就不会说出优美动听的话来。正是由于孔子对《诗三百篇》这样的重视和推崇，所以使《诗经》这部书在后世得以留传并产生广泛影响。

先秦古籍，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楚汉相争的战火之后，散失很多。但《诗经》由于是口头讽诵的诗，因此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汉代传习《诗经》的有鲁、齐、韩、毛四家，即后世所谓的“四家诗”。《鲁诗》是因鲁人申培而得名的。《齐诗》出于齐人辕固生。《韩诗》出于燕人韩婴。《毛诗》是由其传授者毛公而得名的。前三家在西汉时代即已立于“学官”（由朝廷立为正式学习的科目），《毛诗》出现得较晚，东汉时方立于学官。但《毛诗》一派却后来居上，影响颇大。《毛诗》盛行，鲁、齐、韩三家诗便逐渐衰落，他们所传授的本子也亡佚了。“三家诗”亡佚的情况，大致是这样：“鲁诗”亡于西晋，“齐诗”亡于三国魏，“韩诗”亡于宋。“韩诗”据《汉书·儒林传》有“《内外传》数万言”，今仅存《韩诗外传》一书。后世辑三家诗佚文并加以考订、注解的有清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王先谦《三家诗义疏》等。现在我们读到的《诗经》，就是《毛诗》，即汉代毛公讲解和留传下来的本子。这样，所谓《毛诗》对我们研究《诗经》的关系是最大的，因此，需要附带讲一下关于《毛诗》和《毛诗序》的问题。

前边已经说过，《毛诗》因毛公而得名，但毛公又有大毛公、小毛公之分。据三国时吴人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一书中说，所谓大毛公，是指战国时代荀子的学生鲁国人毛亨，而小毛公则指赵国人毛苌。毛亨曾作《诗诂训传》，后传授给毛苌，东汉时立于学官（参见郑玄《诗谱》）。

那么，我们经常讲到的“毛诗序”是怎么回事呢？《毛诗序》也就是《毛诗》的“序言”。前人把冠于全书的序言称“大序”，把每篇类似题解性质的短文称“小序”。关于《诗序》的作者，历史上也说法不一。例如汉代郑玄认为《大序》是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南朝刘宋时代范晔则认为是东汉光武帝时代卫宏所作。这一直是经学史上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毛诗序》否认和贬低民歌，他们论诗总是把每一篇诗和历史上的人物或事情比附起来，因此往往是牵强附会，并无可靠根据地发挥一通。特别是在解诗时，抱着浓厚的儒家成见，对许多优秀作品都进行歪曲解释，以便符合儒家的封建说教。因此，我们今天来学习和研究《诗经》，是不能依它的解释为据的。但《诗序》在讲诗时，提出了一些文学理论上的问题，如比兴、美刺等，对后世文学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