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说略

一、《诗经》的名称、分类和年代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歌的传统是极为悠久、丰富而光荣的，远在两三千年以前，我国诗歌就已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标志这一成就的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录了我国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三百零五篇作品。这部诗歌总集，本来只称《诗》，或连带诗篇的大约数称《诗三百》，如《左传》、《国语》引用《诗经》中诗句时，均作“诗曰”或“诗云”，有时兼及国名如“郑诗曰”、“曹诗曰”或“周诗有之曰”等等。称“诗三百”，如《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等，并没有“经”这个尊号。所谓《诗经》，是后世儒家学者把它尊为经典以后的称呼。最早尊《诗》为“经”的是战国儒家学者荀子（见《荀子·劝学篇》）；而正式被官方确认为“经”，则大约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武帝建元五年（前144）置所谓“五经博士”，汉班固《白虎通义·五经》：“五经何谓？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

关于《诗经》的分类。我们打开《诗经》以后，就可以发现《诗经》中的三百零五篇作品，是按照风、雅、颂编排的。关于为什么要这样划分，古今学者有种种不同的解释，如有的认为与诗的内容、用途有关；有的认为与来源、作用有关等。后世比较趋于一致的意见，认为《诗经》的这种编排和分类，主要是按照音乐的特点来划分的。因为《诗经》中的诗篇当初都是乐歌，是配乐歌唱的，它们在曲调上的特点不同，因而作了这样的归类。后来乐谱失传，仅留歌词，我们今天看到的不过是一部乐曲歌词的底本。

那么，风、雅、颂又各有什么意思呢？对于这个问题，古往今来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下面我们适当介绍古人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说法，也谈一下近人比较一致的意见。

关于“风”，最早提出解释的是《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按照这一解释，风，包含有两个意思：一是风教、教化的意思；二是讽谏、讽刺的意思。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由于君主要对臣民施行教化，臣民要对君主进行讽谏，这两者都是利用诗歌形式来进行的，利用诗歌形式的好处，是委婉、含蓄，进言的人可以不获罪，听言的人又受到劝戒，这对双方都很便利，都容易接受，正像自然界的风能吹动万物一样，它也容易感动人心，所以起这样作用的诗，就叫作“风”。显然，这主要体现了汉代儒家学者们自己的所谓政治思想和文学观点，是对“风”字的望文生义的解释，是根本不足为据的。

提出另一种有代表性说法的是宋代的学者朱熹，他在《诗集传·国风序》中说：“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朱熹的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主要他肯定了“风”指的是“民俗歌谣”，但他也把它与封建教化观点联系起来，并没有完全突破汉人的牵强附会的观点。

宋代另一个学者郑樵，他在《通志序》中提出：“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这个说法已经比较符合事实了。据近代人的研究和考证，“风”就是乐曲的意思。如《山海经·大荒西经》：“太子长琴，始作乐风。”注：“创制乐曲也。”《诗经·大雅·崧高》说：“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意思就是说，吉甫这个人作颂诗，篇章很长很美，所配的曲调很动听。又《左传·成公九年》说“钟仪操南音”，范文子则称他“乐操土风”。把他所操的南方音乐称作土风，显然即指他操的是南方的地方乐调。由此可知所谓“风”本即指音乐曲调的意思。古称乐曲为“风”，大约取风吹万物而有声，以及乐曲反映地方风俗，有地方性之义。

《诗经》中的“风”，又称“国风”，即指当时诸侯国所辖各地域的乐曲，实际上也就是指相对于当时周天子的京都而言的各地方的土乐，犹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地方俗曲，各地的地方小调。《诗经》中共有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这十五国风所标的名称，有的是当时诸侯国国家的名称，有的则指的是地域名，如《周南》、《召南》，就是指产生于南方汝水、汉水一带的乐曲。《周南》、《召南》又合并简称为《二南》。西周时期，周公、召公分掌各地诸侯。“周南”指当时周公所掌管之南方地区，“召南”指召公所掌管的南方地区，大致包括楚、申、随等国家。另外，后世还有认为“南”是乐曲的一种，应与风、雅、颂并列的说法，如南宋的王质（见《诗总闻》）、程大昌（见《考古编》卷一），近人梁启超（见《释四诗名义》）和陆侃如、冯沅君（见《中国诗史》<一>）等，但此说似嫌证据不足，为多数人所不取。豳、王也不是诸侯国名，豳指周人的最早发祥地之一的豳地，即今陕西省郇邑、邠县一带；王指周平王东迁后的国都地区，当时称洛邑，包括今河南省洛阳和孟县等地区。洛邑，本东周国都，其所以列于“风”之一，据汉郑玄《毛诗传笺》说：“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其所以通称为国风，是因为古代“国”与“域”通，除指国家外，也指地区或方域。

《诗经》中十五国风，共收一百六十篇作品，大部分是民歌。

关于“雅”，历代的解释更加纷繁。《毛诗序》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这是说“雅”是“正”的意思，然后他又把“正”引申为“政”，而得出“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结论。又说“大雅”即“大政”（重要的政事），“小雅”即“小政”（次要的政事）。这与他对“风”的解释一样，都囿于汉儒成见而未免牵强附会。宋代朱熹提出了新的讲法，他在《诗集传·小雅序》中说：“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他把“雅”解释为“正乐”，这是不错的，但对于为什么称“正乐”为“雅”，“正乐”又是指什么，他并没有进一步阐明。

另外，关于“雅”还有种种解释，如有人认为“雅”字古与“夏”字通，西周王畿（镐京一带）本称夏，周初人常自称夏人，所以产生在西周王畿附近的乐歌便称“夏歌”，亦即“雅歌”。还有人认为“雅”本是一种乐器的名称，用这种乐器伴奏的乐歌，就叫“雅”。

其实，“雅”就是“正”的意思，“雅乐”就是“正乐”，是相对于地方乐而说的。把周天子建都的王城附近之乐称为正乐，是出于当时的尊王思想。至于为什么把“正乐”称“雅”，这是因为古代有所谓“雅言”的说法，“雅言”就是标准话、通行语的意思。例如《论语·述而》篇：“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当时各地方言不一，因此以王城附近的话为通行语，王畿之乐也就称“正”、称“雅”了。“雅”又有“大雅”、“小雅”之分，这大约与它们产生的时代有关，“小雅”中的诗在时代上比“大雅”晚，风格上比较接近国风，可能正是音乐上受到“风”诗的影响而有所变化，不同于旧的雅乐，因此才做了大、小雅的区分。大、小雅多数是贵族文人作品，也有一部分是民歌。《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共计一百零五篇。

关于“颂”，前人当然也有各种解释。《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就是说，颂，就是赞美王侯的功德，把他们的功业祭告于神明之前的意思。从颂诗的用途和性质上看，这样说，基本是正确的。宋代朱熹在《诗集传·颂序》上说：“颂者，宗庙之乐歌。”朱熹说“颂”诗本身也是一种“乐歌”，是供王侯祭祀宗庙时用的。比《毛诗序》进了一步。清代学者阮元，从训诂学的角度，考察“颂”的本义，说“颂”字即“容”字，也就是“舞容”（跳舞的样子）的意思。因此，“颂”，是祭神祭祖时用的歌舞曲。这一解释是有说服力的。古代祭神祭祖是王朝的大典，要扮演歌舞，“颂”就是用于这种场合的一种舞乐。近人王国维在《说周颂》一文中说：“‘颂’之所以异于‘风’、‘雅’者，虽不可得而知，今就其著者言之，则‘颂’之声较‘风’、‘雅’为缓也……”接着他举出了三个证明，主要是“颂诗”一般篇章较短，多数不押韵，不重叠，因此他认为“颂”之所以划为一类，也是因为音乐特点有不同的缘故。“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计四十篇。

《诗经》风、雅、颂合起来共三百零五篇诗，后人称《诗三百篇》，实即取其约数。另外，《诗经·小雅》中尚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诗，虽有篇目，但无歌词，后人称为“笙诗”，可能是属于所谓“过门曲”之类。关于这组“笙诗”为何有目无词，另一种说法认为这组诗是配笙乐器伴奏的，故称“笙诗”，原本也同样有歌词，只是后来失传了。总之，现在《诗经》的篇目是三百一十一篇，实存诗三百零五篇。《诗经》三百零五篇以外，被编余的诗称为“逸诗”，现存的逸诗多为零章散句，从先秦古籍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如诸子书和《左传》、《国语》等书都保存一些，犹以见于《左传》者为最多。

至于《诗经》中各篇诗歌的作者，绝大部分都已不可考。就是因为那些民歌多属民间集体创作，最初一个人唱出，或几个人唱出，在人民中口耳相传，在流传中又不断有所加工、修改，根本无所谓是哪个人的作品。至于一些贵族文人的作品，除少数在诗中偶尔留下名字外，大多数也无作者可考。汉代《毛诗小序》解释各篇诗歌时，往往把诗都说成是某王、某妃、某公以及其他历史人物所作，如说《关雎》、《葛覃》、《卷耳》是周文王的后妃所作，《七月》、《鸱鸮》、《东山》是周公旦所作等（据《毛诗序》署有作者名的作品计三十五篇），实际上多是不可靠的。只有个别篇作品，因有特殊记载，又参之诗歌内容是可以确认的，如《鄘风·载驰》是许穆夫人所作，是应该肯定的。关于这首诗的作者及这篇诗的本事，《毛诗序》与《左传·闵公二年》都有记载。又据认为《邶风·泉水》、《卫风·竹竿》也是许穆夫人所作，但缺直接证据。

《诗经》中各篇作品的年代，也难以具体指明，根据它们所反映的内容和作品风格等，现在也只能划一个大致的轮廓。一般地说，《周颂》时代最早，产生于西周初年，《大雅》的大部分诗也是西周初年的，小部分产生于西周后期。《小雅》和《国风》的少量作品产生于西周初年，大部分产生于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鲁颂》是周平王东迁以后的作品。《商颂》的时代尚有争论，一般认为是东周宋国的作品，如司马迁《史记·宋世家》记载：“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这是说春秋时代宋国大夫正考父，因见宋襄公用仁义来修身治国，想做诸侯国的盟主，很为赞同，于是追述宋人先祖的功德，说明当初殷人所以强盛的道理，作了《商颂》。但后世以至近代，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商颂》应是商代晚期之作。关于《商颂》年代一直没有统一的说法。《诗经》中作品的年代多不可考，但它所收诗的年代断限，一般是由比较公认的产生得最早或最晚的几首诗来确定的。如《豳风》中的《东山》、《破斧》据记载是反映“周公东征”的，周公东征在周成王三四年左右（前1113—前1112）。另外，周人祭祖的颂诗，描写周人建国创业的“大雅”中的“史诗”，按其内容当也产生于西周初。多数人认为《诗经》中最晚的诗是《陈风·株林》，它所反映的是“刺灵公”的事，据《左传》记载，陈灵公淫乱的事，在周定王七年（前600），相当于春秋中叶。故除《商颂》暂不论外，《诗经》中诗篇的时代，应上起西周初，下不晚于春秋中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