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眼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公之间的关系

谢宇 密西根大学

王广州 中国社科院

无论用什么指标衡量，中国经济在过去的30年一直快速增长。在1978年至2006年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年均递增9.8%（计算自国家统计局2006年数据附表3.3）。这是一段持续时间内非常高的经济发展速度。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目前为13亿）因素，其正在发展的经济无论规模还是速度都是惊人的。

伴随着1978年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的是经济不平等的急剧上升。在中国，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指数，据估计从1985年的0.310稳步上升到2001年的0.415。过去的十五年来，现有的大部分关于中国的文献集中在社会不公现象，试图解决过渡期“谁胜谁败”的分配问题。最近，有人研究中国人对不公的态度。前期研究表明，尽管普通中国人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感到震惊，与较高的不平等相比，他们更关心的是不平等带来的可感知的不公平。

本文感兴趣的是，中国人对社会不公的态度是否被中国当今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加剧的社会不公塑造。一个有用的假设是，许多中国人依据这段经济发展史，可能认为社会不公是经济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为了解决这一课题，本文将依据2006年进行的一份社会调查，要求受访者评定5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社会不公等级，然后衡量和研究普通中国人如何看待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公之间的关系。

一、理论问题

社会不公和经济发展

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关心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公之间的因果关系。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普遍看法是，社会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发展，人们就会观察到社会不公呈一个倒U型的轨迹：首先随着经济发展，社会不公上升，但将趋于平稳，随着社会发展到足够程度，最终甚至会下降。这一预测本质上和卡尔·马克思的人类历史观一致，最终是共产主义下的平等。伦斯基（Lenski）关于社会分层学说广为人知，它假定先进的社会可以通过再分配负担所有公民的福利，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关注发展的经济学资料得出与此一致的预测，但基于不同原因。其中占主导地位是库兹涅茨（Kuznets）的论点，即倒U形的不平等：早期和中期的发展阶段，不平等上升；随着继续发展最终下降。库兹涅茨推测，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比乡村高，就从农业部门吸引工人。起初，工业部门工人稀少，享有较好的工资收益，造成收入不公。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从农业流向工业，工业部门的工资下降，而农业部门则由于工人日益稀少工资随之上扬。其结果是收入不平等下降。除了工业部门（和相应的城市化）发展之外，经济发展（特别是快速的经济发展）为何可导致最初的不平等加剧，还有其他两个主要经济原因。第一，因为需要时间和社会投资来教育下一代工人，在经济发展的时代受过教育的劳动力始终供不应求。第二，“更有效分配资源的个体（换句话说，受过教育的人）将能够更好地利用变化的机会集合”。这两个原因表明，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教育的回报增加了，而增加本身反过来又提高了不平等的整体水平。例如，巴西的不公平等级是世界上较高的地区（见附表1），以前的研究表明，大多数高等级的不公平是由于教育的高回报引起的。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人力资本的收益增加也与上升的收入不平等紧密相关。事实上，有人认为库兹涅茨曲线往往确实是来源于增加的教育或技能回报造成的跨职业的工资差别，而不是库兹涅茨原先所描述的部门间的工资差别。技能优势随着劳动力更加熟练而逐渐减少，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降低。

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数据证实一个推测，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总会导致不平等增加。虽然这一猜想与一些国家如巴西的经验一致，但中国台湾最近的历史发展恰恰与之相反：1964年至1980年之间是台湾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基尼系数从0.321逐渐下降到0.277，然后稳步上升到1990年的0.312（“行政院”1990年，页15）。一般来说，库兹涅茨曲线作为一种模式解释在国内不同时间的增长率，而不是特定时间内国家之间的差别，经济学发展的文献里出现了对这种模式的有效性的辩论。利用纵向数据测试库兹涅茨假设的研究始终没有找到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即使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结构，也说明不了在不同国家或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不平等的变化。

无论倒U型推测是否具有普遍性，它的确符合当代中国的趋势。尽管中国自1978年以来经历了非常迅速的经济增长，但充足的证据表明，社会不公现象已大大增加。据估计，中国的基尼不平等指数，从1985年的0.310上升到2001年的0.415。事实上，社会不公现象已成为最经常讨论的主题之一，在近几年受到广泛关注。尽管公众更关注身边的不公平和体制机制，如贪污腐败，而不是高水平的不平等，中国媒体，尤其是纸质和网络媒体，也喜欢讨论社会不公现象。

我们猜测，中国由于最近的经济和社会不公迅速增长，个人将趋于认为这两个因素呈因果联系，经济发展驱动社会不平等。据推测，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头脑里带着这一因果模型，会简单地认为他们眼中的高水平发展国家不平等较高而低水平发展国家不平等较低。如猜想正确，他们对不平等的评级将符合对发展的评级。

发展的观念论

从本质上说，中国人看待一个国家社会不公的水平，以及他们所认为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两者在何种程度上相关，这是我们感兴趣的内容。一个基本设想是，中国人了解经济发展是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后果，也了解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发展水平。这种假设是植根于一种观念，或自17世纪以来广为接受的思维范式，桑顿称之为“发展的观念论”。

发展的观念论这个范式指出，所有社会进程都经历同样自然的、普遍的、必要的发展阶段。社会发展的速度各不相同，这样可以在任何时间点观察到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因此，横断面的各种差异表示时间轨迹中社会发展的本质。

以前的研究已经表明，发展的观念被人们广为接受，具有深远影响。在非洲、印度、阿根廷、尼泊尔和新几内亚的研究表明，平民百姓利用发展的观念论框架评估各种特性和行为。在这些不同的国家，受访者都基本了解“发展”这个术语，并能标出一组给定的国家的发展水平。至少平均而言，在排名排序上他们的排名与国际机构，如联合国的报告相似。后面将会谈及，中国人也不例外，他们也了解发展，并能在列表上给一些国家的发展排序。这是因为受普遍的发展观念论的模式影响，发展已成为一个社会的主要特点。然而，不平等不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社会特点。事实上，我们认为普通老百姓可能会从发展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出发把不平等作为次要功能来理解。

“社会投影”假说

一般来说，个人形成与他们没有直接联系的其他社会的意见，一定通过间接手段来了解。在所有知识传播的间接途径中，我们注意到两个特点。首先，信息必须首先经由他人处理，然后通过以下这些渠道沟通，如正规教育、大众媒体和经历叙述等。其次，对其他国家的间接了解必然是支离破碎、含糊不清的，对接受者来说往往需要认知简化，以便成为有效的意义。

启用简化分类为间接了解其他社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认知过程都需要分类，因为人的思维需要对有限的信息和未知的情况进行概括，以应付过于复杂和不确定的现实世界。因此，分类导致玛尔迟（March）和西蒙（Simon）称为“规划”的解决方案，尽管令人满意，但不一定是最优化的方法。不用说，分类意味着忽略类别的内部差异和幼稚的简化。用心理学家奥尔波特（Allport）的话来说，“过度分类也许是人思维中最常见的欺骗”。事实上，奥尔波特认为，偏见的根本原因是分类需要认知，这在他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奥尔波特的研究基于一些社会分类的基础，如种族和性别，但他的认知过程的工作对研究中国人关于不平等的主观认识是有益的。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不仅比较其他社会团体与国家在未知特性的观念形成上的差异；我们还直接借用奥尔波特的两个具体想法。首先，奥尔波特认为，人类倾向于关注突出的特点，即跨社会群体“看得见的”差异，把明显特征和其他没有可靠信息的属性关联。他称之为“在可见线索周围凝缩的态度”。其次，他认为在“直接投影”旗帜下，人类往往把自身的属性和感情投射到他人身上。我们强调，“凝缩的态度”和“直接投影”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认知过程中涉及的信息有限，因此需要简化给出意义。

现在让我们应用这些观点，了解普通中国人对不平等和其他外来社会特点的评估水平。我们知道，普通中国人与其他社会很少或没有直接联系，所以对他们没有直接了解。因此，他们需要通过基于有效的可见线索的方法来简化对其他社会的了解。在形成对其他社会的意见时，作为个体的中国人主要依靠自己对某一特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了解并依据自己了解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来举一反三推定其他特性。为简洁起见，我们称这一假说是“社会投影”。

阐说如下。首先，本文已经指出，中国人对许多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很少或没有准确的了解。他们关于一些社会的了解可能是准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存在客观的评级，这是一个可测试的命题。我们可以把受访者对发展的评级与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专家的意见相对照。问题是一些国家发展的主观排名与国际组织出版物的结果到底怎样相符。其次，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可能对其他社会的所有特征了解的程度不同。由于中国和其他地方流行的发展模式的影响，当个人被问及一些不太显著的社会特征时，他们的想法就以这些特征为基础，如果是关于缺乏实际了解的问题，他们就以社会发展的程度为基础。此外，由于中国社会最近经历了迅速增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公，个人往往把自己独特的经历投射到世界其他地区，认为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不平等水平就高，发展水平不高的国家不平等水平就不高。

二、数据和方法

我们在2006年设计了一些关键项目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来解决我们的研究问题，使用多阶段、分层、系统抽样方法得出一个概率样本。从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取6份样本：北京、河北、青海、湖北、四川、广东代表中国的地理多样性、发展水平以及城乡差别。每个省（或自治区）随机抽取3个县（或3个城区），每个选中的县（或同等地区）随机抽取6个村（或同等的城市社区），每个村（或街道社区）随机抽取30—50个家庭。因为调查的目的还在于收集有关计划生育政策，后随机挑选一名已婚生育年龄（15—49岁）内的受访者。总共5400次调查中，成功进行4898例，答复率为90.7%。4898例中，1845例来自城市，3053例来自乡村。在2006年5月，这项调查通过面对面的采访实行。为了简洁起见，我们以下用“2006年中国六省调查”表示。附录提供这项研究的主要英文调查项目。

其中一个关键项目是发展等级量表。采访者要求受访者使用从0到10的等级评定5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中国、日本、巴西、美国和巴基斯坦，10代表最发达国家，0代表最不发达国家。我们把受访者的回答与联合国的评级（2006年）做了比较。为研究受访者关于不平等的态度，我们也制定和实施了经济不平等量表。它要求受访者使用从0到10的等级评定这5个国家的不平等水平。然后，我们把他们的答复与这五个国家衡量实际收入不平等水平的基尼系数相比较。虽然一些受访者由于不熟悉上述所有国家，调查时仍有困难，但留空不填的却是相当少。10个等级中，有71例没有提供全部评定，其中，超过一半（42例）甚至没有给中国评级。因此，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能服从要求。一些受访者反映他们喜欢这种访查。表1、2、3的是基于4814例被视为两种量表的有效回答调查的结果。

我们第三个关键项目是要求受访者比较“三个国家中三种职业典型的劳动者”收入水平。这三种职业如下：医生，界定为“一国大医院里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木匠，界定为“定制家具的工人”；农民，界定为“一个普通的农业工人依靠生产粮食生活”。三个相比较的国家是美国，中国和巴基斯坦，一个包含5个国家的子集给前两个项目内容打分。我们把设定一位典型的中国木匠年收入是10000元人民币，以此询问受访者猜测其他8个国家职业的收入情况（1元在2006年价值大约1/8美元）。本项目的目的是通过测试受访者是否或者如何把他们自己理解的中国职业收入不平等投射到相关其他国家。

三、测试结果

对6个省的调查分析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反映了普通中国人如何看待今天发展和不平等的关系。第一，中国受访者评定5个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结果与联合国的评级（2006年）十分相近（结果列在表1头两个栏）。例如，美国被受访者评为0—10级中的9.19，非常接近联合国评定的（UN）0—1级中的0.948。其他三个国家获得的分数比联合国的评级相对较低，但相对状况仍然适用：美国和日本是最高的，其次是在中间的中国和巴西，巴基斯坦在最后。两套评级之间的差异存在两个实例。一、中国人往往低估日本（或过高估计美国）：虽然联合国的评级中，美国和日本非常相似，但中国受访者给予美国更高评分（9.19），而日本很低（7.79）。二、中国受访者似乎还略微低估巴西，巴西（0.792）被联合国评为略高于中国（0. 768），但在我们的受访者调查结果上巴西和中国是5.49与5.56。

第二，普通中国人关于这5个国家不平等水平的平均评级（第三栏）与他们对发展水平的平均评级非常靠近，但其结果并不符合联合国（2006年） （第四栏）依据实际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的报告。尤其是他们把美国评为最好，日本、中国和巴西在中间，巴基斯坦在最后。把他们关于不平等的主观排名与客观的联合国（2006年）衡量相比，我们观察到，中国受访者普遍错误地认为，社会不公在美国较高，巴西比中国低。这一结果表明，普通的中国人在国际大背景下，没有良好的关于不平等的了解。当受访者被问及陌生国家的不平等水平时，他们尽量依据现有的线索，即本调查的发展水平来猜测。这种猜测在很大程度上涉及他们投射自己发展和不平等的关系的想法。因此，他们对其他国家不平等的看法反映的是自己的地方经验而不是对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的了解。

由于两个量表中众多的个体差异，我们现在重点放在通过反馈的等级序列所揭示的反应模式上面。5个国家可能有一共120个可能的等级序列组合。表2中，我们列出了四个普遍模式：（1）美国≥日本≥巴西≥中国≥巴基斯坦，（2）美国≥日本≥中国≥巴西≥巴基斯坦，（3）日本≥美国≥巴西≥中国≥巴基斯坦，和（4）日本≥美国≥中国≥巴西≥巴基斯坦。总之，这四个模式在我们受访者的数据中占71.62%。前两个模式特别普遍，分别占受访者的34.11%和33.96%。选择模式3和4的比例要小得多，分别是2.18%和1.37%。这些结果表明，中国人倾向于认为美国比日本发达，但他们也同样地认为中国比巴西发达。如果考虑联合国评级误差，我们可以认为受访者对四种模式的反应与客观衡量大致符合。因此，表2结果确认了来自表1的早期推断，即大多数中国人能够准确地评定5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下面我们研究不平等量表的反应模式。这次处理方式与发展量表的反应模式方法不同，因为早前假设受访者对不平等问题的反应是他们回答发展问题的衍生。虽然预计社会投射假设带来一个积极的关系，由于对称性，我们也考虑到分析中的负面衍生关系。结果报告见表3。

表3有9行，编为1,2,3,4,6,7,8,9和10，代表9种对不平等评级的反应模式。前四个模式1至4是相同的，这是用来模仿表2的发展衡量。6—9模式（5至8行）分别是颠倒的1—4模式。例如，模式6如下：美国≤日本≤巴西≤中国≤巴基斯坦。表3最后一栏给出了受访者一种模式的总比例。我们注意到，与发展量表的反应相比，受访者对不平等量表的反应很少聚集在某些特定模式。模式2中比例最高的是16.33%，模式1中，是14.13%，这些结果与发展量表类似。然而，他们也表明中国人对其他国家的不平等情况并不了解，因此，他们相应的评级倾向于杂乱无章，例如，与发展量表相比更加分散化。

我们用发展反应模式分解不平等的反应时，纵栏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很大一部分人对不平等衡量的反应与自己对发展衡量的反应密切相关，有正面符合也有负面一致。例如，标示为“1”的栏。本栏的受访者报告了他们给5个国家发展的排名符合美国≥日本≥巴西≥中国≥巴基斯坦的模式。在这些受访者中，25.58%也依照同样的顺序评定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等级，称为同相符合。还有12.61%的受访者按照完全相反的顺序平等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等级：美国≤日本≤巴西≤中国≤巴基斯坦。我们称之为“反相符合”。令人惊讶的是，在所有四个关于发展量表的响应模式中，都出现了同相或反相符合。如果用列统计同相和反相符合的总比例，这4个普遍的发展反应模式中，受访者的不平等评级与发展评级相关的分别是38.19%,41.59%,20.95%和13.64%。前两种（关于发展）模式比后两种更为普遍，同相符合的比例非常大，乃至超过了反相符合。后两者（关于发展）模式中，反相模式似乎较同相模式更为普遍。从这些结果中，我们推断出很大一部分人依据自己的发展评级来评定不平等，基于自己的判断，要么是同相推断要么是反相推断。由于中国最近高速增长的经济和加剧的不平等现象，许多中国人也投射到其他国家，其中同相推断超过了反相推断。

我们最后讨论第三个关键调查项目的结果，受访者在一项实验中被要求估计三个国家（美国、中国和巴基斯坦）三种典型职业（医生、木匠和农民）的收入，其中，中间等级（中国的木匠）的收入设定为10,000元人民币。当然，普通中国人要了解与他们没有直接联系的不同国家不同职业的实际收入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根据我们发展范式和社会投射的推理，我们预计受访者能够基于他们对不同国家发展水平的知识以及中国内部不同职业的收入差距从而提供深思熟虑的推测。实际上，绝大多数受访者（4802中有4496例）提供了他们对收入的估计。结果收录在表4，根据国家和职业表示。

数据的一个模式是，一个职业的平均收益是医生大于木匠，木匠大于农民，这在三个国家是相对稳定的：在2.2和3.6之间徘徊，但有一个例外：关于美国农民和木匠的比较。出于某种原因，受访者认为，在美国农民几乎和木匠一样不错。从总体上看，社会投射的预测从这些结果中得到一些佐证：本调查的中国受访者能够基于他们所了解的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和一国（大概是中国）内部职业的差别，给出合理的不同职业的收入数字。

四、结论

虽然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一直侧重于实际经济发展的原因和结果，但很少有人注意针对经济发展影响社会不公的态度和看法。然而，这种态度和看法具有重要含义。例如，它们也可以影响人们对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波动的不平等的预期和满意度。此外，这些态度和看法能影响经济发展与政治不满的关系。

中国经历了经济较长时期和较大规模的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不平等现象也急剧增加。本文开始的问题是普通中国人如何看待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公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中国最近的历史中，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公的增加之间的联系不能简单归为一般因果关系。事实上，我们的研究里有一些证据表明，一小部分中国人拒绝接受这种因果关系的结合。

根据以往的文献，我们制定了三个命题。一、普通中国人能大体上准确地评定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二、他们对不平等的评级则不准确，发展的评级衍生于他们对发展和不平等的关系的理解。三、鉴于中国近期经济快速发展和不平等现象急剧上升，许多中国人把自己的经历同相投射到别的国家。

我们的实证工作中设计了三个关键项目测试这些想法，并通过6个中国省份的调查而执行。两个项目要求受访者给5个国家评定发展和不平等状况，它们是美国、日本、巴西、中国和巴基斯坦。第三项要求受访者猜测三个国家（美国、中国和巴基斯坦）中三种职业（医生、木匠和农民）收入水平。尽管有明显的困难项目，绝大多数的受访者能够递交理智的回答。在本文中，我们稍许附加限制条件后，发现了支持这三种命题的经验证据。

本次研究有五个主要发现。一、受访者对发展的评级与联合国公布的数据类似，但日本和巴西被低估。二、受访者评定5个国家的不平等时，与联合国的衡量相比不准确。三、很大一部分受访者似乎依据发展的评级来给出不平等的评级，基于他们自己的理解，可能是同相符合也可能是反相符合。四、当受访者把不平等与发展关联，他们往往形成一个同相关联，大概反映了中国的近况。五、受访者能够根据自己对一国内职业收入不同和国家发展水平差异，提出基于职业和国别，关于收入差别的合理猜测。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发展范式也有助于简化（历史的或国家之间的）社会差别的认知需要，因此，发展水平成为描绘社会特征的一个明显线索。当个人不了解一个陌生社会的其他方面时，他/她可以从他们的发展水平举一反三。因为这种认知帮他们从完全了解其他社会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解放出来，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能起作用，但是也有一个明显的风险：在奥尔波特对偏见的研究中，不同社会人们之间的误解和不信任可能会产生于这种基于自己的理解和经验得出的显著线索和通常倾向得出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