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要素分析
建筑世界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按英国著名建筑史家弗莱彻（B. Fletcher）的看法，建筑的根源可以分解成六大要素：地理、地质、气候、社会、宗教、历史。归纳起来，前三条是自然条件，后三条是人类活动。建筑的根源不同，结果当然不同，进而可知，世界上各地区的建筑各有千秋。弗莱彻早先曾将各国建筑分为历史性（historical）与非历史性（non historical）的两大类型，在受到广泛批评之后，已在其新版著述中将此说废止。中国是一个地形多样、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国家，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孕育出来的传统建筑，自然形成其独特而连贯的体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就物质层面上的建筑遗产而言，欧洲以砖、石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中国则以土、木为主。大体上可以认为，北方（黄河中游为主）用土，南方（长江流域为主）用木。“土木”合称是汉语中“建筑”的古老表达，也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中国文化的南北统一。今日“土木”一词则无法涵盖建筑的全部，高校中“土木工程”这一学科，侧重于建筑材料与结构的研究，而较少关注建筑的文化蕴涵。早期北方建筑常采用穴居和半穴居的方式，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穴居和半穴居逐渐被地面式土木建筑所取代。南方的气候潮湿，为了避水防潮，多采用巢居的方式，逐步发展为干阑式建筑。
黄河中游的天然条件是，多土少木且少石；在干燥寒冷的气候中因地制宜，土自然成为最常使用的建筑材料。陕西、河南一带的考古成果表明，早期建筑经历了从地穴、半地穴到地面的进化。大约成书于西周的《易·系辞》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北方房屋的墙体和屋顶采用木骨抹泥和草筋抹泥的做法，木骨被厚厚的泥土包裹在内。在汉代甘肃居延甲渠遗址中，可见夯土墙厚达2米。唐宋以后移居到南方的北方人，部分强烈执着于中原传统，如闽、粤、赣交界地区客家人建造外土内木的聚合性楼房（土楼）。其土墙厚达2米，高逾10米，整体边长或直径最大可达80多米，屋舍靠墙建造，秩序井然，而其内院的建筑多为木构。在今日华北农村，常见的建筑做法仍旧是以土为主、以木为辅。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湿润，森林植被茂密，理所当然以木材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南方的木加工技术在新石器时代就达到很高的水平，如在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加工精美的榫卯构造。在6500多年前，使用石、骨工具加工这些榫卯构造能够达到如此精美，毋庸置疑地证明当时南方技艺的发达。采用榫卯构造，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特点之一。
古人云“巢居知风，穴居知雨”，准确指出了南北两地居住状态的差别。树巢为飞鸟所栖，因而南人崇鸟，南方建筑中常以鸟形为饰。如正脊上的燕尾、戗脊上的鸽、石桥墩分水尖饰等，使得南方建筑物在整体效果上轻灵欲飞。土穴为走兽所居，因而北人崇兽，北方建筑中常以兽形为饰。如正脊上的吞脊兽、戗脊上的戗兽以及石桥券心吸水兽等，使得北方建筑在整体效果上凝重庄严。另外应当注意的是，中国建筑并非单一中心的扩张，而是由不同地域建筑整合而成多样统一的复合体。自春秋时期或更早开始，黄河中游的汉族就自称华夏，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具有无法匹敌的优势。华夏周边的民族被蔑称为蛮夷戎狄，加上文字记录方面的弱势，他们为整个文明史所做出的贡献常被忽视，特别是那些带有地区色彩的成就。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文献中的这一并非公正的倾向，从而通过认真的梳理探究历史真相。
在中华文明南北互动的进程中，北强南弱的总体态势是显而易见的。黄河流域习惯上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摇篮，从政治、文学等方面看，这种说法不会引起多大争议，但从技术史的角度着眼，情形有所不同。新石器晚期长江流域木构建筑的高度成就，必定建立于优良工具的基础之上。春秋战国时，北方铜制礼器的雄浑瑰丽无与伦比，但南方铜制器械的锋利坚固盖世无双。“蜀山兀，阿房出”，秦朝在咸阳建造宫殿须从四川输运木材，表明黄河流域的木建筑已经得益于长江流域的支持。最晚约从唐代后期开始，中原木建筑的成就可能直接仰仗于南方的技术和工匠，在京城负责建筑设计和施工的著名工匠（都料匠、梓人）大都来自南方。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的如北宋初的喻浩，生于浙东，奉调到东京主持高达十一层的开宝寺塔工程，并撰《木经》三卷。宋代东南沿海石结构高塔长桥的建造，倘若没有足以克服花岗石的高硬度工具，工程根本无法进行。明代初年的蒯祥系江苏吴县的木匠名师，奉调到北京负责宫殿及陵墓的设计和施工。清代统领内廷工程长达200多年的“样式雷”家族，原为江西南康籍的木工，应朝廷的征募才来到京师。
材料的力学特点，决定了结构方式，继而决定了建筑物的空间形式。欧洲在砖石材料上的选择，导致了建筑物采用承重墙结构体系。砖石的抗压性能远远高于抗拉性能，适合砌筑拱券，但不适合制作横梁。在欧洲传统建筑中，拱券技术是对砖石材料抗压性能的完美诠释。中国传统建筑主要用木，木材有着良好的抗拉性能，适于制作抗拉的水平部件——梁。在中国，简洁而有效的立柱横梁体系成了最好的结构方式。梁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必须为之披上红妆并隆重对待。昔日土木工程中主梁的安装就位，类似于现代钢筋混凝土建筑的“封顶”。不同结构方式的选择，导致了中国与欧洲建筑在形式上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并最终形成一定的思维惯性。
在中国，人们习惯于以梁柱斗拱为主要部件的木作形式，将其视为建筑的不二法门，甚至纳入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礼制体系。从而在建造石阙、石屋、石塔及石亭这些石结构建筑时，执着地模仿木作建筑的形式。基于材料和结构有机产生的理性形式，一旦在文化观念上被普遍认同，久而久之将可能升华为在情感上不可割舍的非理性选择。适应石材本性的拱券结构往往受到负面评价，或被压抑到地下墓室或桥梁中去。
中国的抬梁式屋架外观近乎三角，实为若干矩形叠加而成，在荷载作用下允许局部变形，特别有利于减缓地震等瞬时外力的剧烈破坏，结构是柔性的。在欧洲建筑中，木材也有很长时间的使用，但结构做法与中国相比有本质的差别。如英国刚性结构的三角桁架（half timber），其优点在于受力时形体不变，但局部变形则可能导致整体破坏。柔与刚之间，是否有优劣之别？往往并不能够立即判明。
与中国相对应，欧洲以木材仿效石作形式。对拱券的极端推崇，也使人们对这一形式的选择从理性逐渐走向非理性。拱券风行的根本原在于砖石材料的结构适应性，但到19世纪铁材料大量运用之时，结构却无法摆脱传统的羁绊，如英国塞文河上的铁的拱桥，如巴黎埃菲尔铁塔下部的拱形支架。砖石适应拱券结构的原因是其受压强度大大超过受拉强度，铁则与之不同，其受压和受拉强度几乎相等，从而更适应梁柱或悬挂结构（工字梁和拉索），形式趋向正与拱券的形态上下颠倒。欧洲人以木建造桥梁时，也常采用拱券形式，木材被加工成楔石状，在荷载作用下全部受压，结构上更不合理。日本木拱桥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也用此种做法。中国的木拱桥则是由叠梁相贯而成，整体外观似拱券，而构件的局部受力似横梁。古代工匠的智慧，曾将木结构的壮观和优美演绎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