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堆土垒筑与夯土版筑

直到新石器中期，考古发现，无论在怎样的气候条件下，城址多顺应岗阜、河流等局部地貌呈不规则的圆形或椭圆形；接近晚期，城址多选择较平坦的大块基地修建，形状逐渐向方形或长方形演变。这一情形一方面与先民“降丘宅土”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人类社会组织的逐渐发达密不可分，无论南北各地，城址平面都大致遵循着相同的演进规律。

可是在城墙的筑造技术上，南北大有不同。长江中游采用无版堆土垒筑的方法，即将墙土层层铺垫堆高，其间也进行夯打捣实，但土层难以做到均匀平整。如此堆筑起来的城墙底部极其宽厚，往上收分很大，形成坡度平缓的墙体。作为防洪的挡水设施，这种墙体的功效良好；面对外敌的攀援冲锋，却很难发挥作用。这里常常在城墙外侧，利用天然河道和人工挖掘相结合方式设置宽大的城壕，一方面针对当地的水文特点，发挥防洪、给排水和交通等多种功能，同时也能作为防御功能的辅助设施。城墙坡度平缓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南方生土的粘性大，很难适应夹版夯筑的要求。因此直到商周时期，长江流域的城墙依然采用无版堆土垒筑的方法筑造，如湖北盘龙城、四川三星堆以及江苏畲城墩等古城。

如果说，长江中游古城墙得以筑造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防御洪水，而不是防御外敌的侵扰，那么黄河流域古城墙得以筑造的主要原因可能恰恰相反。正如坡度平缓的堆土垒筑城墙是针对洪水的恰当处理那样，坡度陡峭的夯土版筑城墙极大满足了御敌于外的需求。郑州西山古城城墙采用了所谓“小版束棍夯筑法”，其技术之先进令人惊叹；根据残存的城墙观察，其建筑方法是先挖出梯形基槽，从底部开始用小版分层夯筑；夯窝多呈品字形分布，当为三根一组束棍留下的痕迹，墙体随着高度的增加而逐级内收。距今约4100年的新密古城寨城墙，沿袭了这种筑城方法；城墙的夯痕大小一致，版筑的高、长、宽也都比较接近，表现出很高的筑墙技术；城高壕广，气势宏伟，为中原同期其它城址所不及；城址位于溱水、洧水交汇处，南北城墙长500米，东西城墙宽370米，城内面积17.65万平方米；墙高7～16.5米，城外护壕宽34米至90米不等。

在距今4500～3900年前的山西襄汾县陶寺古城址，采用了“小版石砸夯筑”的筑墙方法；墙下基槽的开挖与否主要由地形决定，如东墙内外大致等高，墙下无基槽；南墙外高内低，于是挖基槽深约3米，夯筑至城内地表高度，然后夯筑挡土墙；挡土墙分段版筑，每段长约1.4米，宽0.8～0.9米；根据东外侧墙根保留夹版痕迹，可知每条版长1.4米，宽0.25米；挡土墙夯筑密实，夯层厚10～25厘米，夯窝径约5厘米，夯头可能为石质；两侧挡土墙筑实后，再于其间填土夯筑形成墙芯；墙芯夯土也很坚实，分层明显，每层厚5～25厘米不等；在史前众多古城中，陶寺古城墙的筑造技术可能最为先进。这是目前发现的黄河流域史前最大的一座城址，从现存的东、南和北墙来看，城址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1725～2150米，东西宽约1550米，估计城内面积在200万平方米以上。

仰韶文化晚期出现的“小版束棍夯筑法”以及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出现的“小版石砸夯筑法”，基本解决了墙体对于均匀性和密实性的要求。夏代水利工程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虽然主要依赖于疏导法，可是各地堤坝的筑造必不可免。在此过程中，先前发达的夯土技术必定曾经发挥过很大作用。商代夯土版筑技术除了用于城墙以外，还广泛用于房屋基础和墙体、墓圹回填等，水平又有所提高。在随后的3000多年中，夯土版筑技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伴随着古代文化一波又一波的往南迁移，它在南方扎根成长，其成果中最为显著的莫过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的“土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