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东部丘陵坡地的半地穴“排房”

以上介绍了南部丘陵湿地的干栏“长屋”、西北黄土高原的窑洞与竖穴以及中原丘陵坡地的半地穴“大房子”，经过分析和比照，可知这三种类型的房址皆与所在地的地质气候等方面的自然条件紧密关联，因而具有较明显的原生性。以下介绍东部丘陵坡地的半地穴“排房”，在新石器中晚期，这种房址主要分布于黄河下游以及西辽河流域。与前面三种类型的房址相比，半地穴“排房”与所在地自然条件的关联似乎并非紧密，因而原生性较弱，其得以出现的原因颇令人困惑。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种融合黄河与长江两地要素的建筑。从单体建造方式上看，半地穴是西北高原的竖穴向地面式建筑演进的过渡形式；从布局方式上看，“排房”则与东南湿地的干栏式“长屋”有着某种内在联系。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建筑综合体，究竟是土生土长的当地原生型，是地地道道的外来传播型，还是原生与外来相结合的混合型，以目前已知的考古资料，尚难做出结论。

在距今约8000到4000多年前的黄河下游，新石器系列是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依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除了北辛文化以外，各期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曾出现过半地穴的“排房”。在山东章丘后李文化的西河遗址，发现半地穴式排房；其中房址30余座，多为圆角方形，向南开设短门道，一般面积30多平方米，最大者超过50平方米；排列有序、布局合理、分布密集，聚落形态显示出相当完善的规划设计。

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6300年，遗址主要分布于苏鲁交界的微山湖东南，延伸到泰沂山系南北两侧。这一时期已形成完整的聚落，房址以半地穴和浅穴式为主，平面多为椭圆形和圆形，面积多在5～10平方米之间，常见柱洞。入口朝向以东和东偏南为主，门道分台阶式和斜坡式两种。在汶上县东贾柏遗址（图3-16），发现房址10余座，平面有葫芦形、圆形两种，皆为半地穴式，每座房址面积8～20平方米。从结构常识看，当房址平面为圆形或椭圆形时，不大可能形成排房的群体组合。鉴于在较早的后李文化遗址发现的房址多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排列有序，面积30～50平方米。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说在同一地区，面积较小的圆形房址应当早于面积较大的矩形房址的话，那么北辛文化在黄河下游的出现是否暗示着建筑技术的大规模转型甚至倒退？这一推测目前看来不无唐突，但是将北辛文化陶器的制作工艺与后李文化陶器相比，也能隐约发现一些类似的迹象。

合理的答案似乎只能是：北辛文化曾经受到黄河中上游文化的强烈影响。微山湖东南古为黄河故道，鼎在中游的出现大约比下游早1000多年，中游影响下游正在情理之中。支持这一推论的另一依据是黄河下游新石器文化中鼎的从无到有。在距今约8000年的淄博后李文化遗址，出土陶器有釜、罐、壶、盂、盆、钵、碗、形器、杯、盘、器盖和支脚等，鼎未见身影。在距今约8000年的章丘刁镇小荆山遗址，出土陶器有釜、罐、钵、碗、壶和猪、刺猬、人面陶等，鼎也未出现。直到距今约7300年的滕县北辛遗址，鼎才现出身影。

大汶口文化距今6300～4600年，遗址以山东为中心分布，西到河南中部，东至辽东半岛南端，南达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房址为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种，多单间，个别双间。平面为圆形、圆角方形、长方形等，面积多为10平方米，最小者3～4平方米，最大者近30平方米；门向不一，以东、东南、西南向居多。在大汶口文化的皖北蒙城县许町镇的尉迟寺遗址（图3-17），发现有序排列的房址10排，计41间，面积从2平方米到20多平方米不等，房址相接总长度达75米。

山东龙山文化距今4600～4000年，遗址主要分布在山东、苏皖北部及河南东部地区；房址分为半地穴式、地面式和台基式，多数为单间，平面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用白灰面涂抹墙壁；半地穴式有台阶或斜坡式门道。地面建筑多在平地上挖基槽，槽内挖柱洞，维护部分有木骨泥墙、夯土墙和土坯墙。在连云港藤花落古城内城（图3-18），发现房址35座，门道皆朝向西南；其中位于北部的房址平面不太规则，有圆形、梯形、方形等，每间面积仅5～7平方米；南部房址平面较规整，皆为方形，除单间房外，还有双间房和多间组合的排房，每间面积约12平方米，最南一座是面积达100平方米的回字型房；南北房址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结构的多样性。

距今8000年前后，排列整齐的房址开始出现于西辽河流域，其中最典型的是内蒙古赤峰敖汉旗兴隆洼文化和辽宁阜新查海文化遗址。距今约7200～6800年的敖汉旗赵宝沟文化紧接其后，继之为距今约6000～5500年的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距今约5200年的赤峰北部乌尔吉沐沦河流域的富河文化，距今约5000年的敖汉旗小河沿文化，以及距今约4000年的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

兴隆洼遗址（图3-19）位于牤牛河上源平坦的缓坡台地上，有半地穴式房址170余座，平面为圆角方形或长方形，井然有序地呈东北——西南向排列，共12排，每排10余座；部分房屋重叠建在已废弃的房址之上，反映房址有其固定的排列位置，显示出精心的统一规划；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房址面积大小不一，其中2座大型房址面积达140平方米，分属两排，并列于聚落中心。这里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玉器，它们与有序排列的“大房子”结合，反映了当时社会组织的严密以及特权阶层的出现。通过对兴隆洼房址内人体骨骼的鉴定分析，考古学家大致推断，每个房址为一个单元，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家庭；每一排房址内的各家庭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相近的几排组成一个家族；聚落由多个家族组成，聚落周围掘壕为界，组成了一个部落；几个部落连在一起，组成了一个集团，其中一个部落享有中心地位。

同时期的查海遗址，位于阜新盆地东北边缘的扇形台地上，圆角方形的半地穴式房址55余座，呈南北或东西向有序排列，排与排之间分界不明显，但显然也经过统一规划。房址面积最小的在15～20平方米左右，最大的F46达120平方米，中小房址有以大房址为中心的倾向。

在敖汉旗赵宝沟文化遗址中，80余座半地穴式房址分东南、西北两个组团，呈10余排井然有序地组合，显然也经过统一规划；房址平面呈方形、长方形或梯形；面积一般在20平方米左右，最大的面积达100平方米。

在红山文化遗址中，至今缺少有关聚落的完整发掘，所以不能准确描述布局情况，但对敖汉旗红山文化遗址的初步探查表明，房址的数量很大，数十座乃至百余座房址依一定方向成排分布。

富河文化的聚落遗址分布在河旁朝阳的南坡上，呈有序的密集排列，多为方形，少圆形。在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图3-20），发现半地穴式房址37座，其中33座方形房址，皆背依山坡挖筑，房基呈簸箕形，南北长3～5米，东西宽4～5米，最大的长宽各6米；圆形房址4座，直径3.5～5米；两种房址的室内地面都较平坦，有柱洞、灶坑和篝火痕迹，灶坑四周多砌石板。富河文化在房址以及器物形制等方面，都延续着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的特点。

红山文化是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期登峰造极的文化，它逃不过盛极而衰的宿命。随着红山文化的衰落，西辽河流域腹地出现了文化上的断层现象。距今约5000年前，持续3000多年的排房趋于消失。在其西部山地和南部丘陵地带，出现了排房缺位的小河沿文化。在小河沿文化的敖汉旗南台地遗址（图3-21），房址皆为椭圆形平面的半地穴式，内部布局分为两种：一种是口小底大的单室，门朝南，中间土灶两侧有柱洞；另一种将居室分为一大一小的两间，大室中有圆形火塘。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于赤峰北部乌尔吉沐沦河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房址中多数为圆形平面的半地穴式，只有极少量长方形的地面式。

有关西辽河流域半地穴“排房”的形成原因，仍然有待探寻。就其从距今5000年前开始迅速消失这个事实来看，我们大致可以说这种建筑与当地自然条件之间的关联并非紧密。另一方面，兴隆洼文化聚落中所有房址都不设门道而从屋顶上下的现象，显然是北方穴居传统的延续，而与南方的架空习惯相去甚远，因而我们难以将其归之于南方文化传播的结果。

除了黄河下游和西辽河流域以外，半地穴或地面式“排房”也曾断断续续地出现于黄河中游及其附近地区。依据前面的分析，推测其中部分可能受到黄河下游的影响。临潼康家遗址属陕西龙山文化，房址一百多座分若干排，每排又分若干组，每组少则两三间，多则五六间，构成井然有序的聚落布局；前后两排房之间相距6～9米，形成公共的院落；所有房址皆座北朝南，门向南偏东10°～15°；长方形单室的进深略大于宽，居住面积仅9～12平方米，中间设一圆形火塘。临潼康家聚落持续的时间较长，排房上下叠压最多可达七八层之多，而总体布局的变化很小。

在豫西屈家岭文化层中出现的地面式“排房”，可能曾经受到江汉地区的影响，甚至可能是江汉文化北上的结果。在邓州八里岗遗址，文化层堆积自下而上依次为：仰韶文化早期、中期、晚期，屈家岭文化中后期，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晚期。在仰韶文化晚期与屈家岭文化中期相交的大约5000年前的地层中发现“排房”（图3-22），呈东西连贯的南北两排，间隔约20米；房址中的门扇为南方色彩浓厚的推拉式，支撑结构却为北方常见的木骨泥墙，地面光滑而坚实；“排房”中不同年代的房址层层叠压，但始终保持着先前的位置；两排“排房”之间的地层呈水平多层的堆积状，平整坚硬，可能是人工不断平整的结果。这些遗迹表明，聚落虽经过多次的废弃与重建，但布局却长期延续不变。

当“长屋”随着江汉文化的北上而接近中原边界时，先前的建筑特征立即发生分化。在干燥气候的作用下，立柱架空的结构和长脊短檐式屋顶很快消失，可是带状布局作为习俗的一部分，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豫西南两处台地上的重要发现，应当就是另类的“南橘北枳”。这个地区处在中国南北分界线的中段，从秦岭到淮河，从高山到平原，正是不同自然条件的过渡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