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李约瑟难题”与“奇技淫巧”
至此，我们转向一个困扰中国人数十年的著名问题——“李约瑟难题”。李约瑟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中年时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他严肃问道：“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为了方便讨论，这个所谓的难题不妨被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一般说，人类活动的全部内容都不免受到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的制约，但我们首先必须指出，“李约瑟难题”的前半部分只涉及空间而无视时间，后半部分则只涉及时间而无视空间。
我们先看相关的史实。作为文明古国，历史上的中国在科学技术上有过辉煌成就，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其《中国，文明的国度》中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另据统计，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在54%以上。根据以上史实，如果选取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另一个片段，我们是否可以针对“李约瑟难题”的前半部分提问：“如果我的欧洲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四大发明这样伟大的发明者都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呢？为什么古代科学和科学革命主要产生在中国呢？”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后半部分，我们认为有必要引入一个可由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普遍规律，那就是：文明发展的轨迹是波状而非直线演进的，其兴衰起伏呈周期性变化，整体如此，个案亦然。历史告诉我们，自然和社会发展都有起有落，对于地球上的任何地区，概莫能外于“盛极而衰、否极泰来”这一规律。考古学成果表明，新石器时期的西亚和北非文明完全可以称之为欧洲文明之父，可是到公元前2世纪却让位于罗马帝国。这样我们是否可以反问：“为什么直到2100年前西亚和北非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回顾公元前5至公元3世纪，当战国秦汉与希腊罗马时期，中国和欧洲两大文明东西呼应。可是到7至9世纪时，中国的大唐文明创造出中古世界极其辉煌的成就，欧洲的西罗马帝国却已灭亡而东罗马帝国在新兴的伊斯兰武装重压之下苟延残喘。这样我们是否又可以反问：“为什么直到一千七百年前欧洲还雄居于世界的一端，后来却会让中国人和阿拉伯人着了先鞭？”
讨论至此，答案其实已经得出。“李约瑟难题”是个地道的伪命题！将镜头对准当下，难道君不见，17至20世纪的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停滞不前，而中国今天正在崛起？昔日低处波谷的国家正在迅速向波峰攀登，昔日高居波峰的国家正在迅速向波谷滑行。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类直立行走的历史，已经超过100万年；距今10—3万年的晚期智人，脑容量已经与现代人类基本相同。距今10万年前，人类从非洲走向欧、亚各地，在如此浩渺纷繁的时空中，曾经发生过多少波澜起伏、多少兴衰更替。20世纪的人类将自己所处的时代看得过重，是否有失偏颇或过于自恋？身为科学家的李约瑟，是否过分疏忽了时间的重要性？热衷于讨论“李约瑟难题”的学者们，是否可以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些？
与“李约瑟难题”这一伪命题紧密相关的，是中国人自己有关“奇技淫巧”这一传统观念的讨论。《尚书·泰誓下》记载周武王伐殷之前，历数商纣王种种倒行逆施，最后指责其“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清管同《禁用洋货议》:“昔者圣王之世，服饰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诛。”
自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直至不久以前，“奇技淫巧”的提法一直被某些自诩为先进的中国人痛加批判，甚至将160年来中国所遭遇的一切耻辱尽归于此。诚然，中国文化中过于轻视物质作用的传统观念，不可否认是一种偏颇和失当。这种观念使得很多当时领先的技术发明，未能有效地促进实用层面的提高；随着时光的推移，由于文人与匠人之间的习惯隔阂而疏于记载，终于导致令人遗憾的长期湮没。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近代若干德才兼备的名士也曾对传统文化加以毫不留情的鞭挞，正是出于这一方面检讨中的痛心疾首。譬如鲁迅说：我们发明了火药，却用来放烟火；我们发明了指南针，却用来看风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文轻武，文与武并列高下立判。在朝堂上，文官历来位居武将之前；在城市里，文庙之大远胜于武庙；在文人心中，读万卷书是超越功利的理想，在草民阶层，从来流行“好男不当兵”的格言。毋庸讳言，中华文明的确有其文弱气，在北宋那样的时代，文气过度膨胀曾经导致半壁江山的沦丧。相比之下，我们发现，17世纪以前的欧洲，实际上没有什么像样的传统文化可言。死于1616年的莎士比亚，是近代英语的主要奠基人；而在1066年诺曼征服后三百年内，英格兰的国王只讲法语。从1337至1453年间，法国的大片土地被英国侵占，法王被俘；16世纪初才开始形成民族国家，17世纪后期路易十四时代终于将中央集权推上顶峰。当然，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的历史并非空白，只是我们从中看见最显著的不是文化，而是无休无止的劫掠、战争、屠杀和征服。就此而言，如果用中文精确表述的话，欧洲历史的经典画面主要是武力的渲染，是“武化”而非文化。
当文化民族与“武化”民族发生冲突，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回顾历史，我们发现这是一个不幸而循环往复的事实。然而不幸中尚有万幸，从历史的长期性着眼，“武化”的胜利成果终有枯萎的一天，而文化的长河却会无穷无尽地永恒流淌。对于如中国这样和平敦厚的民族，遭受侵略和战败是痛苦的，但从本质上说，这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更不是我们祖先的过错。俗话说：“儿不嫌母丑”，一个因为一时一地的穷蹙遭遇而终日埋怨祖先的人，实在难以称为英雄豪杰。“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必要的，君不见，今日中国难道不是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根本性的成功吗？当中国作为大国而崛起之际，我们应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充满信心，尤其应继承和弘扬其中优秀成分。面对这个并不安宁的世界，中国应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此必须说明：“奇技淫巧”原本绝非对先进技术的单纯批判，而是指责过度奇巧的花拳秀腿。譬如墨子本人从小承袭祖传技术，成为高明的木工匠师和杰出的机械制造家，但是他并不因此而著名。墨子与同时代能工巧匠（鲁班）论争的一段话，生动表达了超越时空的睿智。《墨子·鲁问篇》:“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刈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谓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因为偏激而为世所不容。墨子学派过早地退出历史的主流，是中国文化的巨大损失。墨子的影响不及孔子和老子，但其某些观念从未消失。上述有关工巧与工拙的深刻思辨，便上接西周下达晚清，时至今日光彩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