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诗学挑战。这也是一次对于中国传统诗学质疑最为深切，反抗最为彻底的一次诗歌革命。它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功，当然，可能也留下了一些未能如愿、至今仍待解决的遗憾。这里所说的诗学挑战，即指发端于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新诗运动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一次跨越整个20世纪、迄今尚未终结的古与今、新与旧的诗学转换这一重大事件。胡适曾为他写于1919年的《谈新诗》这篇文章加了个副题：“八年来的一件大事。”他认为包括新诗革命在内的新文学革命，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以迄于当时的八年间的、较之任何事件都更为重要的一件“大事”:“与其枉费笔墨去谈这八年来的无谓政治，倒不如让我来谈谈这些比较有趣味的新诗吧。”从那时到现在，时间过了将近一个世纪，这一诗歌事件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的意义，依然呈现着跨越时空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歌革新。这种一般意义上的诗歌革新，在中国历史悠久的古典诗歌史上，曾经有过无数次壮丽的演出。每一次这样的演出最终都推进了古典诗歌的进化，每一次这样的推进也都使古老的中国诗歌焕发出新生命的光辉。但是，所有这样的演出或推进，尽管曾经是造出了惊人的诗歌奇观，例如唐诗之取代魏晋南北朝诗、宋词之取代唐诗，都有惊天动地的效果，却依然都没有从根底上动摇这伟大的中国诗歌传统的基石。

从中国诗的源头上看，展示了远古辉煌的《诗经》时代——它所反映的历史大约自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即西周初年起至东周春秋中叶这段时间——过去之后，紧接着是受到文学史家赞许的漫长的散文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把理性思辨的才情发挥到了极致。许多才俊之士把抽象思维的能力，运用在对于政治、经济、法律、哲学乃至军事学的思考上，从而开展了一个彪炳千秋的诸子百家争鸣的动人局面。

但是散文的辉煌并没有、也不可能代替诗歌的革新与发展。《诗经》以后大约300年间，在铺天盖地的散文对于中国文化的遮蔽之下，中国古典诗歌的第二个春天诞生了。这就是以成熟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为标志的楚辞时代。植根于楚文化丰厚土壤中的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可谓是一块亘古未有的诗歌瑰宝，它通体散发着诡异的奇光。“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瑟以乐诸神。”正是这块神奇的土地，它特有的历史、宗教、音乐、民歌和乡俗，造就了楚辞的奇幻的想象、华丽的辞藻，特别是丰富的情感和新颖而华彩的节奏。司马迁对屈原的人品与诗品评价极高：“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他称赞屈原的作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中国早期的诗歌依然有过无数次像楚辞替代《诗经》这样的诗歌变革。例如充满民间气息的汉乐府诗的兴起、五言诗在文人实践中的形成，以及讲究形式的南北朝诗歌的特有风气——骈偶和声律的特别受到重视。诗歌表达人的情感空间的扩大和细致化，诗歌韵律的探讨及实践的逐步成熟，这些，都为中国古典诗歌黄金时代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唐诗虽然到达了古典辉煌的顶峰，但依然不是中国诗歌发展的终极。词的出现开创了以有别于传统诗艺的不齐整中的齐整的新的律化局面。它以更为自由、活泼、华丽，和更宜于吟唱的艺术特性，为古典诗歌的表现力作出了别开生面的贡献。宋词在已经到达极限的、看似难以超越的诗的顶巅上实现了新的超越。

中国诗史上这些层出不穷的艺术革新，不仅使诗的内在表现力得到增广，而且在它历时性的发展中致力于情感传递方式的丰富性，使诗的形式美也得到了极大的显扬。中国古典诗歌在它数千年的发展中，创造了人类艺术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的无可比拟的业绩。它是中华古老文明永在的骄傲。但仍要特别指出的是，所有上述的那些艺术变革，都是在不质疑固有的审美传统及其传达方式的前提下进行的。用一句比较陈旧的话来形容中国古典诗歌的这种变革，就是“万变不离其宗”。也许从《诗经》到元人小令，诗歌的外在形式发生了令人惊诧的变化，但它的内在精神以及艺术思维则是相当稳定的、一贯的，甚至可说是未曾有过根本性的改变的。

这就是说，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前的所有的诗歌思想艺术上的革新，都是在没有怀疑——当然更谈不上否定——固有规范的前提下进行的。尽管在它数千年的发展中，产生过许多次重大的艺术嬗变，但是，它的充满静态的田园情趣的内涵，基本上是在表现较为狭窄的文人心态的抒情，以及多半是在有限的小圈子中进行交流的传播方式，一直从远古延续到近代。诗歌的语言虽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产生了变化，但它作为脱离日常口语的、基本停留于书面语言的方式，也一直是一种超稳定的遗传。

中国对自己一直引为骄傲的诗意世界产生怀疑，只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事。当然，这种怀疑的产生，有着非常深厚而宏阔的社会历史的、哲学的、文学和美学的背景，特别是诗歌自身的原因。这原因，要而言之即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极为辉煌的成就，推动着诗歌走到了发展的极限。诗到了唐代，词到了宋代，已是至善至美之物，它极致的发展也造出了发展的极致。古典诗歌的这种无以复加的巅峰状态，使后来者在它的令人炫目的光华面前睁不开眼睛。

这就是说，当一种完美的诗歌成为永远不可企及的规范，它同时也意味着是这种规范造出了自身的美学危机。所有的后来者的想象力都在这种辉煌面前失去了自信。创造精神的萎缩是一种可怕的传染，人们只能在前人的惊人的幻想中，在他们华丽的词语中陈陈相因。当创造成为一种奢侈，那么，摹仿就是唯一的可能。对这种诗美处于极限而产生的危机感，前人曾有过充分的表述。王韬说过：“窃见今之所为诗人矣，以为富，刻画以为工，宗唐祧宋以为高，摹杜范韩以为能，而于己之性情无存也，是则虽多奚为？”他看到了诗至当时的“难以为继”的困窘：“慨自雅颂降为古风，古风沦为律诗，时代既殊，人才亦变。自汉、魏、六朝迄于唐、宋、元、明，以诗名者，殆不下数千家，后之学者，难乎继矣。诗至今日，殆不可作。”

今人启功对此也有评说。启功风趣地说：“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唐人诗是嚷出来的，宋人诗是想出来的，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嚷者，理直气壮，出以无心；想者，熟虑深思，行以有意耳！”他的见解是精辟的，唐人作诗是出以无心的“嚷”，有一种自然的、感性的神采，到了宋人，人为的、理性的成分增多了，诗闪射着智性的光芒。所谓的“熟虑深思”虽是为诗者的必需，但若过度则有失灵性的玄机。这样看，宋人大体还过得去，宋以后就惨了，只剩下一个“仿”字。这也就是前此我们说到的诗人创造力的丧失，以及毫无新意的重复和摹仿。

中国诗在唐、宋高潮之后的致命问题是，诗仿佛是走到了尽头，除了在前人智慧的缝隙里讨生活，几乎没有新路可走。到了清代，虽然也有把诗做得很有才气的，例如顺治年间的王士祯，康熙年间的纳兰性德，乾隆年间的黄仲则，他们无疑都是一时的才俊之士，他们的诗，有的得唐人神韵，有的有宋人意趣，大体都有着无懈可击的技巧，但毕竟缺乏一种气象。而这种关于一个时代的气象，却是“仿”不出来的，它可期而不可求。做不下去了，但仍在做，而且还做得很像那么回事。中国文化有着非常强盛的生命力，就诗来说，自宋以后，都说是做不下去了，但是一“仿”就“仿”了一千年。要是没有19世纪以后来自国门之外的强刺激，这局面恐怕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19世纪中叶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中国社会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社会危机的突现，特别是近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震撼，迫使中国人开始从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各个层面全面地反省自己的现实处境。进入19世纪，列强虎视之下的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对于来自西方的这种威逼，中国先是抗拒，后是屈从，丧权辱国激使中国先知先觉的志士思考并探求富国强民之路。

这里有一段文字记述了中国当日的处境：“中国未能理解西方大国提出的新挑战。直至17世纪，中国在很多方面一直比西方优越。18世纪，清帝国达到繁荣安定局面的顶峰。同时，它的军队征服了亚洲内陆一个幅员辽阔的新帝国。但是就在取得巨大成功的这个时期，中国被欧洲的迅速发展所超过。尽管帝国仍是自给自足的，它此时被迫去对付扩张主义的西方大国，这些大国享有技术优势，财富，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组织能力。随着19世纪的岁月的流逝，在一种中国文化当然至高无上传统中教养出来的中国统治阶级，证明自己不能理解这一新挑战，也不能使这个国家现代化。结果，中国落后得越来越远。”此种现实的处境在中国保守的统治者那里是一个盲点，而却激起了一批志在改造社会的先觉者的良知。他们在强烈的使命感的驱使下，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文化和文学——当然包括诗歌——的改革的命题，就这样提到了中国知识界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