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五四文学革命

辛亥革命后，政治黑暗依旧。袁世凯在全国推行“尊孔读经”，试图束缚国民的思想。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对此深感失望，开始寻找新的救国道路。他们从历次社会变革失败的教训和复古主义思潮盛行的现状中，认识到要启发民众的觉悟。只有更多的民众具备了国民的基本素质，社会变革才有群众基础。于是，他们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发动的标志，是1915年9月《青年杂志》（1916年9月第二卷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主编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出身书香门第，十七岁参加县考中秀才，但厌恶八股，醉心于新学而东渡日本。在袁世凯大力提倡“尊孔读经”时，陈独秀以比梁启超更为激进的姿态向封建文化发起了攻击。他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宣传“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要请“德先生”和“赛先生”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作为一份综合性的文化批判刊物，《新青年》致力于抨击封建传统文化，输入西方文明。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集中在旧的伦理观上。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说：“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吴虞作《说孝》，指出“孝”的作用，是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不过他们并不是完全否定孔子，而是认为“独夫民贼利用孔子”，而这“实大悖孔子之精神”。李大钊更是明确地说，反孔并非反对孔子思想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

《新青年》于1917年因陈独秀受聘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迁往北京，并从1918年1月号起改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等轮流编辑，周作人、鲁迅也给该刊写稿，由此形成了反封建的思想文化战线。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大大推进了新思想在北大的传播，新文化运动也就借北大学术自由的空气获得了迅猛发展。

文学革命就在这样的背景中发生了。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改良文学要从“八事”着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故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此“八事”侧重文学语言文字的改良，也强调了文学内容的充实，可谓近代白话文运动在新时代的发展。胡适的主张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上阐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势在必行，痛斥拟古的骈文和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就韵文和散文改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五四白话文运动吹响了现代语言革新的号角，白话文的影响借着新文化运动的声威与日俱增。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平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表现出了比胡适更为激进的态度，并且更多地关心文学内容的革新。

1918年4月，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文学革命的宗旨做了新的阐释。他的宗旨，就是通过“国语的文学”来建设“文学的国语”，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结合起来，以收彼此促进的成效。同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提出新文学即是人的文学，从而有力地把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落实到了文学中，使文学革命有了更为明确的内容和更为具体的目标。1918年冬，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办了《新潮》月刊。这些刊物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努力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外国文学思潮，文学革命的声势越来越大。

文学革命的先驱把文学看成是对人生很有意义的事业，因此在提倡新文学的同时，把矛头指向了民国初年追求娱乐和消遣的旧派小说。这是由于新旧两派小说家的文学观念尖锐对立，也是因为旧派小说在市民中仍然拥有很大的影响，不对它实施打击，新文学的影响难以真正地扩大。周作人写了《论黑幕》，批判黑幕小说的陈旧和浅薄，指出它是与封建复辟思潮同气相求的。沈雁冰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文章中，指出旧派小说“思想上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新文学阵营对旧派小说的批判，体现了一种使命意识，但也相当程度上抹杀了旧派小说在现代艺术的探索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文学革命初期，旧势力并没有予以重视，这让先驱者感到了寂寞。于是，钱玄同和刘半农演出了一场双簧戏。先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给《新青年》写信，模仿守旧派的口吻攻击白话文，然后由刘半农复信一一加以驳斥。但当文学革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时，守旧的文人就忍不住了。先是林纾向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发起了攻击。这位在晚清用文言翻译了大量外国小说而享有盛名的古文家，写了《论古文白话之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攻击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 “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声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他极力反对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表公开信，重申北大“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李大钊、鲁迅等人也写文章批判林纾的陈腐思想。

1921年9月，南京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人创办《学衡》杂志，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旗帜，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激进倾向提出了批评。与林纾有所不同，这些教授都曾留学美国，了解西洋文明。他们在实现中国文化和文学革新方面持循序渐进的文化守成主义立场，反对激进的变革。梅光迪发表《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写了《论新文化运动》，吴先骕撰《评〈尝试集〉》，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进行了系统的批评。这些意见触及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一些偏激方面，并非全无道理。但总的看，他们否认历史发生转折的可能，站到了守旧的立场上，成了历史前进的阻力。对此，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倡导者纷纷发表文章加以驳斥。鲁迅发表《估学衡》一文，指出这些教授所写的文言文理不通，只能说明文言的气绝罢了。

1925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在刚复刊的《甲寅》周刊上发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章，力图证明白话文不能取代文言文。他说：“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断定白话文学已成强弩之末，当务之急则是提倡“尊孔读经”。新文学阵营撰写文章，全力反击“甲寅派”的复古观念。

新文学运动在与守旧派的思想较量中不断地拓展自己的阵地，虽然在激烈的论辩中难免有些过急的言论，有时不能冷静地思考对立面意见的某种合理性，但也正是这种冲决一切的气势扩大了文学革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