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地玩古时尚

明清时期，苏州工商业经济极度繁荣，是江南地区的重要经济中心。被时人推为“天下四聚”之一。所谓“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清人比较北京、苏州、扬州、汉口四个城市说：“繁而不华汉川口，华而不繁广陵阜，人间都会最繁华，除是京师吴下有。”也就是说，只有苏州与北京可算得上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一南一北，成为全国性的商品市场。

晚明商业路程书《一统路程图记》卷七“江南水路”部分提及苏州时指出苏州商业兴盛之因在于“不税”：

御史朱寔昌，瑞州府人，嘉靖七年奏定门摊客货不税，苏、松、常、镇四府皆然，于是商贾益聚于苏州，而杭州次之。

龙登高在《江南市场史——11至19世纪的变迁》第九章，探讨了明清时期苏州城市地位的兴起与市场的发展：

中心城市的地理转移，深刻反映了江南市场的发展。杭州在南宋的繁华与中心功能的强化，是政治中心及其巨大消费需求的有力推动。因此，当中国经济重心转移至江南后，不是苏州或其他城市，而是杭州成为区域中心城市。至明清，虽然人们多以苏杭并称，但以区域市场中心地等级而论，杭州已退居其次。运抵杭州的货船，必装卸运至苏州才开封出售，然后再转发杭州，杭州的丝织品也“以吴阊为绣市”，杭州的商品粮，亦主要通过苏州米市分销而至。苏州在明清时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级行政区治所，但在地理位置上居于江南腹心之地，江南市场的蓬勃发展造就了苏州这样一个区域中心城市。杭州的丝织品，湖州的丝，松江的棉布，都运至苏州加工和出售。苏州是丝绵及其织品的最大加工中心，是江南最大的米市。运河可以说在交通运输上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传统市场的面貌与水平，依靠运河的苏州则是传统时代中心城市的典型，并发展到极至。

工商业经济的巨大发展，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艺术品市场的繁荣，无论书画临摹、鼎彝冶淬、文玩制作等工艺，都有相当水平，以致海内竟以苏州人的审美趣味为取舍标准。明末清初人谈及苏州时尚，多赞赏有加。明王士性遍游全国，论及苏州时说：

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莫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子匡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亦为俗蠹。

晚明大文人袁宏道曾官吴县令，他对于当时苏州的时尚，印象尤其深刻：

古今好尚不同，薄技小器，皆得著名，铸铜如王吉、姜娘子，琢琴如雷文、张越，窑器如哥窑、董窑，漆器如张成、杨茂、彭君宝，经历几世，士大夫宝玩欣赏，与诗画并重。当时文人墨士、名公巨卿，炫赫一时者，不知湮没多少，而诸匠之名顾得不朽，所谓五谷不熟不如梯稗者也。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然皆吴人。瓦瓶如龚春、时大彬，价至二三千钱。龚春尤称难得，黄质而腻，光滑若玉。铜炉称胡四，苏松人有效铸者，皆不能及。扇面称何得之，锡器称赵良壁，一瓶可值千钱，敲之作金石声。一时好事家争购之如恐不及。其事皆始于吴中狷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得重赀。浸淫至士大夫间，遂以成风。然其器实精良，他工不及，其得名不虚也。千百年后安知不与王吉诸人并传哉！

袁宏道注意到，这一时尚的形成“始于吴中狷子，转相售受，以欺富人公子，动得重赀”。后来才在士大夫之间流行。

王世贞则对此“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的时尚甚觉讶异：

今吾吴中陆子刚之制玉，鲍天成之制犀，朱碧山之制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勋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人至有与缙绅坐者。近闻此好流入宫掖，其势尚未已也。

王士性已注意到，“苏州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王世贞指出，连宫廷内亦有此好，而且“其势尚未已”。当时苏州时尚的巨大号召力，竟连内廷也起而仿效、追随。

沈德符论及当时流行的折扇之风时指出：

今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者，俱目为俗制。惟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贵，惟骨为时所尚。往时名手，有马勋、马福、刘永晖之属，其值数铢。近年则有沈少楼、柳玉台，价遂至一金。而蒋苏台，同时尤称绝技，一柄至值三四金。冶儿争购，如大骨董然。亦扇妖也。

寄籍嘉兴的收藏家汪珂玉，其父徽商汪爱荆最喜收购吴中名手制萐，汪珂玉以藏家身份对吴中治扇名家的风格特点作了详细记载：

先子爱荆公自少喜购图史古物，每长日永夜展玩不休。尤嗜名手制萐，如吴中刘永辉用刀削骨而不打磨，李昭惯作瓜子十三骨，马勋善圆头，棕竹尤精，蒋苏台兼善直根，其巧在销，沈少楼善仿马勋、柳玉台，技兼蒋、李，闵二舍稍次沈、柳。

一扇之艺，其精若此。以致苏州名画家文徵明父子非某名手所制扇面不肯落笔。明末清初江南文人张岱在晚年忆及吴中绝技，认为吴中绝技简直是“技也而进乎道”：

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道矣。

这些时尚的流行，在晚明江南奢靡风尚中得风气之先，并对其他地区有巨大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明人张瀚《松窗梦语》对此现象有相当精辟的概括：

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

与此时尚相呼应，不少吴门画家（如周臣、仇英等）都有作品描绘明代文人的玩古生活（图14、15、16）。好古、玩古的风气可上追至北宋，北宋金石器物学的兴起，培养了文人对于古物的特别兴趣。如《画继》记李公麟“平日博求钟鼎古器、圭璧宝玩，森然满家”。他不仅收藏，而且进行描绘：“又画古器如圭璧之类，循名考实，无有差谬。”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探讨了文人收藏品（包括古物）真伪的鉴别问题，显见当时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南宋画家李嵩曾画鼎彝十二，赵孟頫行书跋曰：“此卷写商周秦汉五代鼎甗之属凡十二事，南宋李嵩笔也。嘉定，宁宗年号，嵩，宁宗画史，意德寿殿有此数种，偶当御笔，特命写以自怡耳……”该画明代犹存，李日华观后说画中器物“形范古雅，傅色苍郁，令人触目遐思，用代摩挲”。由于明代曹昭《格古要论》等鉴赏著作的影响，明后期文人们玩古、品古蔚然成风。所有那些想要探求将经济地位转化为文化地位之路径的人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这些书。尤其《格古要论》在明朝初期新王朝的新士族教育方面特别有用，因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并非出身于具有良好文化品位和鉴赏力的家庭，而关于古董物品的广博知识是对一个士绅的起码要求，新一代的士家子弟就得接受这样的教育。由于这一类著作的精心培养，至明后期，社会上已经出现大量此类士族，尤其是在因工商业发达而富有的苏州地区。晚明李日华曾戏评古物次第，并特别提醒说“士人享用，当知次第”，可以看做是明中期后文人玩古者收购艺术品时的基本标准：

门人黄章甫索书，余因戏为评古次第云：晋唐墨迹第一，五代唐前宋图画第二，隋唐宋古帖第三，苏黄蔡米手迹第四，元人画第五，鲜于、虞、赵手迹第六，南宋马夏绘事第七，国朝沈文诸妙绘第八，祝京兆行草书第九，他名公杂札第十，汉秦以前彝鼎丹翠焕发者第十一，古玉珣之属第十二，唐砚第十三，古琴剑卓然名世者第十四，五代宋精板书第十五，怪石嶙峋奇秀者第十六，老松苍瘦，蒲草细如针杪并得佳盆者第十七，梅竹诸卉清韵者第十八，舶香蕴藉者第十九，夷宝异丽者第二十，精茶法酿第二十一，山海异味第二十二，莹白妙磁秘色陶器不论古今第二十三。外是则白饭绿韲、布袍藤杖亦为雅物。士人享用，当知次第。如汉凌烟阁中值次，明主自有灼见。若仅如俗贾，以宣成窑脆薄之品骤登上价，终是董贤作三公耳。

这种玩古尚韵之风，流行于苏州一代，成为雅致生活的标志。至清代此风依然不绝，我们可在郎世宁所绘的《弘历观画图》（图17）上看到乾隆帝在此方面的特别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