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谎，我讲话

在古代，这一简单主张就足以动摇希腊真理：“我说谎，我讲话”，同时，它也检验了所有的现代小说。

事实上，这些主张的效力不尽相同。众所周知，如果话语能够巧妙的向自身回折，使两个命题有所区分，使第一个命题成为第二个的命题的目标，那么埃辟曼尼底斯的论证就能够被理解。这两个命题构成一个悖论，而既然这一悖论的语法结构不能够抑制基本的二元性，那么不妨尝试避开它（尤其当这个悖论困于“我说谎”这一简单的形式时）。任一命题与它的目标命题相比都必须是一种更高的“类型”。目标命题在指定它的命题中重现；一旦克里特人开口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的真挚就会大打折扣；他也许确实在说关于谎言的谎言——比起一个直白简单事实的结果，所有这些，是一个更容易克服的逻辑障碍——言说的主体就是言说的主题。

直率地说“我说”（I speak），我没有面临任何这类危险；隐藏在这一陈述（“我说”和“我说我说的”；“I speak”and“I say that I speak”）中的两个命题绝不会彼此妥协。我被这个自我肯定的主张的难以穿透的堡垒所保护，顺便说一句，它是与自身精确一致的，只是说我在说，没有留下任何参差不齐的边，避免了所有错误的危险。既不是在被质疑的词语中，也不是在说出这些词语的主体那里，存在着一个介于目标命题和陈述它的命题间的障碍或者即将到来的迂回。因此，当我说我在说时，我在说是真的，而且是不可否认的。

但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尽管“我说”所处的正式的位置不会提出自己的问题，但尽管它表面上明显清晰，可是它的意义却开启了一个可能具有无限质疑的领域。“我说”涉及一种支撑性话语，这种话语为它提供了一个客体。然而，这种话语正在消失；“我说”的主权只能驻留在任何其他语言的缺场中。当我说“我说”时，我所说的话语并不能使表述的赤裸性预先存在。我一陷入沉默，它就消失了。语言的任何可能性在它运行传递中都枯竭了。沙漠包围着它。在何种极其委婉的程度上，在何种细微而又单一的点上，一种语言能够聚集起来，以一种赤裸的方式，“我说”，来全力地夺回自我？除非，当然，“我说”这毫无内容的纤细被表明的空洞是一种绝对的开始，通过它，语言无休止的扩散，而同时，这主体——说话的“我”——破碎，分散，撒播，消失在裸露的空间中。如果这唯一的语言场的确是“我说”的孤独君主，那么原则上什么也不能限制它，它所指涉的人不能，它说的真理不能，它使用的表征的价值或系统也不能。简而言之，它不再是话语和意义的交流，而是语言一种原初状态的扩散，一种纯粹外在性的伸展。说话的主体（什么持有它，使用它去主张和判断，什么借助为达到那种效果而设计的语法形式有时代表着自在本身）比起这不存在而言是一个更少责任的话语代理，而在这虚无中，语言无休止的流出仍在不间断地持续着。说话的主体不是话语（什么控制着它，什么用它去主张和判断，又是什么通过设计好的有效的语法形式借助于它时不时地自我表述）负责任的发出者，而是一个非存在，在其空无中，语言的无尽之流在不间断地持续。

人们普遍认为现代文学的特征是对折式的，这使它能够指涉自身；这种自我参照可能会允许它或者极端的内在化（仅仅陈述它本身），或者在若隐若现的距离遥远的符号中自我展现。事实上，我们严格意义上的称之为“文学”的事件，只是表面上的内在化；它更是一个通往外界的问题：语言逃脱了话语存在的模式——换句话讲，再现的王朝。并且，文学话语从自身发展而来。这形成一个网络，其中每一点都是截然不同的，甚至与最近的邻居也不相同，而且在空间中拥有一个与所有其他点有联系的位置，这个空间在容纳它们的同时，又将它们区分开来。文学，只有达到了一种强烈的展示自我的程度，才是一种不断接近自身的语言，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尽可能远离自我的语言。如果它在自我的外部的框架中，揭开了它自身存在的面纱，那么，这突然的明晰揭示的不是折叠，而是缝隙，不是符号向自身的回转，而是一种散播。当文学的“主题”（在文学中什么在说，文学说的什么）不是一种肯定性的语言，而是一种虚空；当文学在赤裸裸的“我说”中自我表述时，语言将这虚空作为自己的空间。

中性空间是当代西方小说所具有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小说不再是神话或者修辞学的原因）。现在需要如此地仔细思考小说——而在过去就是与思考真理相关——的原因，即是，“我说”与“我思”（I think）背道而驰。“我思”导致了对“我”及其存在不容置疑的确认；“我说”，另一方面，疏远，分散，擦去那个存在，仅仅让空闲的位置出现。关于思想的思想，整个传统要比哲学宽泛得多，它已经教会我们，思想把我们带入内在性的最深处。关于语言的语言，借助文学，也可能是其他路径，把我们带入外界，在那里，说话的主体消逝殆尽。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思想花如此长的时间去思考语言的存在这一命题的原因：好像它早就预感到语言的裸露经验对不正自明的我思所构成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