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笔制转型

1988年1月合肥城郊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墓出土毛笔五支。另有两锭署有名款的宋墨、三方砚台及文具盒。这五支笔杆通长20.5厘米，径0.8厘米，均为竹制。笔毫已朽蚀，仅残留笔心，也已碳化呈黑色。笔头藏纳于竹管端部，其露出竹管外的毫毛长短略有不同。长的毫心6.2厘米，露出管外2.8厘米，最短的全长5.1厘米，露出管外1.9厘米。残有笔心是麻纤维丝制成。当初制作时，可能是硬毫与麻纤维裹制成柱形笔心，以软毫为外披，虽然披毫无存，但从残留笔心之长短来看，可知为长锋柱心笔。

政和八年即宋徽宗在位之时，作为皇帝擅长书画，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书画艺术的繁荣，同时也促进了宣州制笔业的空前发展。从年代和制作工艺来看，这五支宋笔可视为宣笔黄金时代的产品。

北宋笔制有一个重要的转变，那就是从顿心著副的诸葛笔到“无心散卓笔”的变化。叶梦得《避暑录话》:“治平、嘉祐前，有得诸葛笔，率以为珍玩，云‘一枝可敌他笔数枝’。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于是寖不见贵，而家亦衰矣。”蔡絛《铁围山丛谈》云：“及大观间偶得诸葛笔，则已有黄鲁直样作枣心者，鲁公不独喜毛颖，亦多用长须主薄，故诸葛氏遂有鲁公羊毫样，俄为叔父文正公又出观文样。既数数更其调度，由是奔走时好，至与挈竹器，巡闾阎，货锥子，入奴台，手抄圭撮者，争先步武矣。政和后，诸葛氏之名于是顿息焉。”由此可见，这五支宋笔正处于柱心笔向散卓笔过渡的阶段，这对研究宣笔制作技艺的演变，提供了实物资料，在中国制笔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诸葛氏制笔工艺有两个要点：一是选用硬毫，主要是兔毫。二是“紧心”、“三副”。传统制笔的笔心由少量长毫制成，在此基础上加“副”束颉成“柱”，现在外层加“副”毫，则是为“披”或“被”。副毫如果是三层就称为“三副”。诸葛氏散卓笔即“三副笔”。它的具体制法正如黄庭坚所云：“宣城诸葛高系散卓笔，大概笔长寸半，藏一寸于管中，出其半，削管洪纤，与半寸相当，其撚心用栗鼠尾，不过三株耳，但要副毛得所，则刚柔随人意，则最善笔也。”黄庭坚还说：“宣城诸葛高三副笔，锋虽尽而心故圆，此为有轮扁斫轮之妙。”道出了“三副笔”的妙处在于“心圆”，其笔心的制法独具一格。

宋代散卓笔分“有心”与“无心”两种。有心散卓即黄庭坚的“顿心著副”之笔。与此同时“无心散卓”兴起。无心散卓圆熟少锋，软美易使，其形状如枣核模样。黄庭坚说：

南阳张义祖喜用郎奇枣心散卓，能作瘦劲字，他人所系笔多不可意，今侍其瑛秀才以紫毫作枣心笔，含墨圆健，恐义祖不得独贵郎奇而舍侍其也。笔无心而可书小楷，此亦难工，要是心得妙外耳。宣城诸葛高三副笔，锋虽尽而心故圆，此为轮扁斫轮之妙。戈阳李展鸡距，书绳头万字而不顿，如庖丁发硎之刃。其余虽得名于数州，有工辄有拙也。今都下笔师如猬毛，作无心枣核笔，可作细书，宛转左右无倒毫破其锋，可告以诸葛高、李展者，侍其瑛也。瑛有思致，尚能进于今日也。

黄庭坚把郎奇“枣心散卓”、侍其瑛“紫毫枣心笔”都称做无心笔，并且与诸葛高的有心笔，李展的鸡距笔作了比较，并指出无心枣核笔的优势在于“含墨圆健”、“宛转左右无倒毫破其锋”。从笔毫的选择上看，“无心”笔既可以是羊毫也可以是紫毫，侍其瑛的“枣心笔”是紫毫。

“散卓笔”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制笔工艺的一次突破性的转折。由于如黄庭坚所说将三分之二的笔头深纳在笔管里面，使用的只是毫的锋尖部分，所以弹性自然合适，无须再用其他毫料来加健，而且不会有散锋、脱毫的弊端，经久耐用，深受当时士人们的青睐。北宋时文学家、宣城人梅尧臣（字圣俞），把诸葛高所制的笔当做家乡特产送给欧阳修，欧阳修用过之后非常满意，写了一首《圣俞惠宣州笔戏书》：

圣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笔。

宣人诸葛高，世业守不失。

紧心缚长毫，三副颇精密。

软硬适人手，百篇不差一。

京师诸笔工，牌榜自称述。

累累相国东，比若衣缝虱。

或柔多虚尖，或硬不可屈。

但能装管榻，有表曾无实。

价高乃费钱，用过不数日。

岂如宣城笔，耐久仍可气。

由于诸葛笔精湛的工艺和“硬软适人手”的良好性能，获得了著名文人的称道，诗篇题赞屡见于书。在北宋中前期，诸葛笔仍是当时众所趋之、文人抢手必得，为林逋、蔡襄、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大文人所看重。

北宋时已经有了羊毫笔。苏易简《文房四谱》载：“今江南民间使者，则皆以山羊毛焉。蜀中亦有用羊毛笔者，往往亦不用兔毫。”此中“江南”说的可能就是湖州。黄庭坚《张耕老羊毛笔》云：“老羝拔颖，霜竹斩竿。双钩虚指，八法回腕。张子束笔，无心为朴。”此处提到的张耕老是当时制作羊毫的名家。

沈尹默认为宋代开始使用软毫、长锋，如羊毫笔、鸡毛笔、散卓笔，与五代制墨中用轻胶和油烟有关。他在《谈书法》一文中说：

宋以后始有用羊毛鸡毛的，这种变迁，是因为所用的墨汁有了改变而引起的。起初人们只知利用天然石墨，研粉调用，前人往往以墨称螺，知道它必定制成和蛤蜊粉一样，是有渣滓的，非硬毛笔头而且非短颖，是不能够运用自如的，所以以前用的笔头是枣核式的。唐末五代时，易水祖氏、奚氏，相继造作了烟墨，就和现在所用的差不多。因此，宋朝初年，宣城笔工诸葛氏开始改做成一种叫做散卓的笔，吴无至又作无心散卓，来适应这种墨汁。散卓笔与现在通用的相同……那时候恐怕已经知道采用柔毛（羊毛鸡毛）系笔，而且有了长颖制作。散卓和从来有心或无心枣核式的，其功用有大大的不同之处，枣核短颖不能含墨，散卓长颖不但能含墨，而且能多含墨，运用起来自然便利得多，这是写字工具的一大进步。

沈尹默先生从用墨的角度来说明软毫、长锋的出现的意见，值得重视。

中国制笔业发展到宋代，它的工艺水平和制作品质，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完成了笔制的转型。可惜，由于后来宣笔的衰落，诸葛氏制笔法的具体工艺操作方法已失传。后代继宣笔而崛起的湖笔，由于当地流入了不少宣州笔工，宣城诸葛氏所创立的诸葛氏制笔法，成了湖派制笔工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宋代的制笔已经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毛笔作为易耗品，商家为了达到速售、多售并谋取利益的目的，采取减损物品功用、简化工艺过程、降低制作标准等手法，使笔的制作质量日益下降。苏轼曾经谈到，当时京师面上流行的笔多不耐用，原因并非是技术上达不到要求，而是出于“易败而多售”的目的。苏轼在《记都下熟毫》中说：

近日都下笔皆圆熟少锋，虽软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辄衰，盖制毫太熟使然也。鬻笔者既利于易败而多售，买笔者亦利其易使。惟诸葛高独守旧法，此乃可喜也。

由此可以看出，制笔的风尚在商业性社会中有了很大的改变。苏轼在其中以赞美的口吻提到的仍守古法、不入流俗的诸葛氏笔业，也在以后残酷的商业竞争中被淘汰。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一，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五，都记录了拥有五六百年历史的制笔名家诸葛氏笔业的衰落。

负有盛名的诸葛笔被淘汰的惨局，为以后兴起的湖笔业提供了宝贵的参照经验。一是要以市场需求及其变化来把握产品，使之相适应，从而取得市场成功。二是坚持工艺标准，有效改进生产工艺和技术来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既要保持民间制造业的传统方向，又要适应在日渐发达的商业性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新兴方向。以后的实践证明，湖笔在这两种方向的并存和较量中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湖州早有制笔业，尤以善琏为最。可此时的湖笔还不出名。南宋偏安一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到了元代，湖州的制笔业异军突起，宣笔的显赫地位被湖笔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