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画家

今天，虽然生活在成都属于新艺术的画家完全没有像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的艺术家那样，结成纲领鲜明的团体，但是，他们所处的生活境遇与面临的社会状况使他们有许多一致性与精神上的联系。

事实上，了解成都的新艺术应该回溯到20多年前。

1979年到1980年，成都的观众看到了何多苓具有丰富的色调和平凡普通的构图的作品《打过长江去》、《我们曾经唱过这首歌》。只有了解中国历史的人知道，丰富的色调和普通平凡的构图在当时意味着什么：人性、感伤、忧郁与真实。而在此之前，丰富的色调更不用说灰色的层次以及普通平凡的构图意味着画家政治上的错误和思想上的反动，意味着人身自由的可能被剥夺。当时的年轻人和许多观众在何多苓的作品前感慨不已的程度是今天的人不能体会的也几乎不能理解。可惜，现在这两件作品已经不知去向，至少后一件作品是许多年前被人用几百元人民币买去了。

早在1979年之前，何多苓已经是成都年轻艺术家中间的重要人物，大家经常讨论他的绘画内容、技巧、思想和色调，甚至描述他的个性和生活风格。以后，何多苓画出了具有长期影响的《春风已经苏醒》（1982）、《青春》（1984），由此，这位艺术家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中的地位就永久地树立起来。尽管何多苓多少受到怀斯（An-drew Wyeth, 1917—1996）的影响——无论是手法还是精神气质上，但是，中国的观众还是更认可他给时代提供的不可遗失的感情内容与美好的伤感。何多苓的影响力几乎是持久和不容置疑的，而他对整个50年代出生的一代知识阶层来讲，其艺术是具有思想的价值的。

现居住在何多苓楼上的周春芽没有像何多苓那样画出具有深邃思想和政治趣味的作品，他甚至没有何多苓那样的思考和严肃的学术态度，周春芽表现出非常感性的天赋和自由的精神。周是五七艺术学校——在政治严酷的年月中的非正规的艺术学校——的学生，以后进入了著名的四川美术学院。周春芽的艺术是从朴实的藏族生活形态开始的，这表明了画家的本性。以后，周春芽与何多苓共同在画院的一间画室里作画，但是他们之间的风格却是区别明显的。小小的画室经常有许多年轻的艺术家来往，也有许多画家的朋友、模特，他们听音乐，谈论艺术，从画册中共同感受与理解西方艺术的风格。

1986年到1989年，周春芽在德国KASSEL学习，西方艺术的影响几乎是直接的。在他回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周春芽的作品显露出厚重的色调与体积，这多少与北欧艺术传统有关。德国农村是周经常访问的目标，周春芽对生活的真实性与普通性具有持久的兴趣。在这方面，周与整个时代的精神氛围相一致，与何多苓一样，周春芽的艺术中体现出那个时代的愿望：对真实与纯朴的追求。不过，何多苓倾向于真实的“被伤害”，而周春芽则更表现出真实的“和谐”，他们都不可抑制地希望表现出自己的内心真实世界。

90年代，周春芽开始对中国传统艺术尤其是两宋与明清山水感兴趣。他相信艺术不仅仅是所谓“特殊的风格”，在古人的艺术中，可以感受到永久不变的精神内容。就此而论，前卫艺术的思想更多地是为精神的自由表现开拓道路，而自由的表现应该是艺术的关键。所以，他的“黑根”——他的狗——题材的作品、关于“石头”与人体的作品以及那些描绘花的作品，笔触的表现非常自由，经常使人想到中国的传统笔墨以及古人作画的情景。周春芽因他的地位和个性，成为年轻艺术家聚会与展览的组织者，他个性的灵活性与随和态度使他拥有许多朋友。

直至1992年，张晓刚的艺术还没有引起十分广泛的注意力。早在80年代，张晓刚的艺术表现出压抑与伤害的表现主义的特征。这与画家的个性以及生活境遇有关。那些表现幽灵的作品是他生病的精神记录，而1989年的许多作品表现出的残酷与伤残与社会的政治现实有关。直至1993年之后，关于家庭的作品出现，张晓刚开始了他的对历史与记忆的系统和反复的认识。张晓刚的个性是压抑与渴望自由的，他当然希望生活在一种自由的生活氛围之中，当他用自己卖画的钱开设了一间“小酒馆”时，不可避免地使这个地方成为成都地区年轻艺术家——包括音乐家和作家——喜欢聚集的地方。这样的生活方式事实上来自西方，不过中国文人也有聚集论文喝酒的传统，所以，小酒馆作为一个环境成为属于新艺术的画家活动的中心。在小酒馆所在地沙子堰，有许多年轻的画家租房和购房，目的是希望在不可逆转的商业社会里寻求一处相对自我的空间。

张晓刚是周春芽在四川美术学院时期的同学，艺术生活始终处于温和与简朴的状态，只是到了1994年之后，作品销售使艺术生活从容起来。特殊的形象与风格使张晓刚成为知名艺术家，在中国的批评家看来，张晓刚的绘画艺术仍然象征着一个时代的形象，一个重复、荒唐以及乏味的时代形象，一个事实上不能回复的时代形象。张晓刚在90年代获得的影响力与他频繁参加一些国际性的展览和取得销售的成功有关，自然，目光无神的历史形象成为一个标记：那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人的图式。尽管数年后张晓刚并不认为他的绘画里装了这些东西。

郭伟最早受何多苓的影响，风格写实而拘谨。1990年左右，郭伟尝试通过超现实主义的手法，逃离何的影响。直至1994年之后，一种新的风格开始出现。红色的人体接近动物的形态表明了一种生存现实。郭伟长期生活在成都，显然受这个城市的气候和人文历史的影响：缓缓的动作、悠闲的氛围、灰蒙蒙的天空、并不尖锐的生活态度，这些都是这个城市的特征。因为这个城市画新艺术风格的艺术家终为少数，郭伟只能坚持与何多苓、周春芽以及同代艺术家中的少数共鸣者来往。正是这样的来往，开启了郭伟的想象力。

90年代初期，郭伟与沈小彤以及现在四川美术学院任教的忻海洲来往密切，毕竟他们是同学。以后，郭伟将自己的画室移向沙子堰，开始生活在这个艺术家相对集中的区域，自然会经常进出小酒馆。无论红色的人体还是灰色的人体，就是在这个环境中产生的。郭伟性格温和、品格谦虚，在缓缓的艺术生活中，获得了不断的艺术灵感。至于兄弟郭晋，总是经常与郭伟共同举办展览，以至人们习惯地称之为“郭氏兄弟”。只是郭晋的绘画时间几乎都是在任教的四川美术学院度过的，他们两人之间的艺术风格异常不同。

在四川美术学院时，沈小彤对流行的思想具有敏感性，以至他具有不时参与流行文化的习惯，例如音乐表演。事实上，沈小彤的艺术敏感性在毕业前后的作品中已经表现出来。以后，作品的风格和内容不断发生变化。在90年代初，作品中的内容表现出迷茫与危机，那正是沈小彤毕业离开学校之后因社会奇特的变化导致的焦虑的表现。90年代的重要特征是艺术工具主义功能的进一步丧失，同时，市场化的社会变革影响着画家的生活与态度。80年代，画家将绘画视为思想变革的形象陈述，这种现象使人想起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在不同的展览中隐含着“革命”的意义。因此，90年代被认为是失去理想与目标的时期，画家对究竟以什么为题材、表达什么以及如何表达变得困惑。沈小彤经过了这样的困惑的时期，直至1998年，一种富于特殊性的风格开始成型。微妙的色彩和平静的画面与他几年前强烈的红色调子形成反差。

正如我们在艺术历史中经常看到的那样，艺术家群体之中因个性和其他原因经常出现矛盾，沈小彤因个人原因和生活中的误会导致他间或过着孤独行事的生活，尽管他仍然去小酒馆，但画家圈阶段性地看不到他的人影，一段时间里，他总是独自在画室作画，直至一个轻松的空气重新恢复，沈小彤仍然参加一些非正式的聚会。这种复杂、矛盾但温和的生活氛围与北京、武汉等城市艺术家圈的空气形成了对比。在成都，没有人因为个人生活的特殊性或者艺术观点乃至人生观的不同而出现激烈的冲突，而往往出现的矛盾也总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趋于缓解，这是成都艺术圈内的一个有趣的特征。

陈亮、吴小航和邱黯雄毕业于不同的学校。因为生活境遇的类似，三位年轻的画家经常往来，探讨艺术与生活问题。陈亮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但是，成都这个内地城市的某种拘谨的人文氛围，导致他思考一些微妙的问题，比如他对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距离的尴尬状态颇有关注，这样，构图的内容变得微观而灰暗，没有北方艺术家那样的明快的调子。当然，灰色调几乎是成都画家共同的特征，只是他们对不同层次的灰色有不同的理解与运用。

吴小航一开始没有做职业画家的计划，她不过是在陪伴邱黯雄作画时游戏性地涂抹画布，直至有一天她将画布蓝色的色域中点提出一种物体——开始像一把椅子，这个物体的模糊仿佛是被置于蓝色的水中，给人的视觉效果非常有趣。以后，她符合逻辑地将这个物体改变成鱼的形状，微妙而灰色的变化使画面具有新颖的美感。就这样，吴小航成为著名画商张颂仁关注的对象。可以说，吴小航的绘画艺术是她从容而不经意的天赋的结果。

邱黯雄最初的画面异常厚重，很快他发现那些成功的画家作品中的形象和表现具有显而易见的特殊性，便开始思考自己的绘画语言。无疑，邱黯雄经历了受其他画家影响的过程，在摸索的过程中，邱黯雄也到德国学习了一段时间。渐渐地，他将厚重且成团的形象演变为受到某种力量抽吸之后走向消失的纤细模样，画面空间变得神秘而富于吸引力，色彩的调子仍然沉重，但富于流动性和充满变异。精神的一个特殊的点位在这位年轻的画家笔下成为一种可以看得见的美。

谢南星和杨冕都是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之后在西南交通大学任教的画家。谢南星的生活感受从他不同时期的作品来看总是充满悲剧性。在他近两年的作品中，悲剧性不再具有习惯意义上的美感，伤害的感受显得更加内在和荒诞。1999年，谢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这使画家变得对自己的工作的意义有了信心。事实上，经常出入小酒馆和白夜酒馆的谢南星喜欢与人讨论有关艺术的问题，这使得画家作品中较突出地显露了思想的背景。构图显得是不经意的，调子完全是灰暗的，人物的处境与状态是荒诞而没有原因的。而且，这种荒诞感即便是在一个静物的场景中也是那样显而易见。

杨冕的绘画看上去轻松而没有沉重的表现，但是，淡淡的广告形象在看上去任意涂抹的较重的色彩的压制下仍然让人内心不安。杨冕的艺术灵感与画家身处的商业社会环境有关，画家仍然希望通过感性的方式来表达说不清楚的生活现实以及对自己的影响。

也许距成都有三小时高速路程的重庆这个城市的生活过分严酷，更有可能位于成都南边的沙子堰这个环境对画家有吸引力，1998年底，赵能智与何森由重庆迁往成都，开始他们新的艺术生活。他们似乎相信在这样的环境里既能够享受到和谐的友情氛围，也有可能给自己的作品带来更多的展览与销售的机会。这两位画家的艺术精神执著，最初的风格具有强烈的表现主义特征，直至最近两年，他们开始认真且仔细地将内心可能导致表现主义风格的冲动转化为平静的描述态度，以寻求独特的个人风格。

成都被认为是中国少有的几个新艺术画家集中的城市。可以肯定的是，从70年代五七艺术学校，到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的重要画家生活在这个城市导致的多年的持续性的影响，使得在商业社会日益发达的城市中的年轻画家受到不断的鼓舞。直至今天，成都仍然是艺术界关注的城市，批评家和画商对这个灰蒙蒙的城市持续性地充满着了解的欲望与认识的兴趣。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