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愉悦、解构者的责任与学术自由

——J．希利斯·米勒访谈录

编者按：J．希利斯·米勒（1928—）是加州大学厄湾分校英文与比较文学系“杰出教授”、国际文学理论学会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解构批评“耶鲁学派”主要成员、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清华大学外语系荣誉教授。米勒先生自幼酷爱文学，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文学研究中。多年来，米勒先生频繁地来中国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推动中美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的互动与交流，为世界文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05年8月，米勒先生应邀参加了于深圳大学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于会议期间接受了笔者的采访。米勒指出，人们对解构批评存在着很多误读和误解，解构批评家如德里达等其实大都能够自觉地承担起作为社会良心的道德责任并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对现实进行了有力的干预。米勒还指出中外比较文学界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描绘了理想的大学体制，表现了对学术自由的憧憬。米勒也谈及了自己在学术生涯中所受到的影响、家庭与事业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学理论界的问题等等。

问：通过阅读您的各种著作，我知道您已经接受过无数次的采访，光是在中国就有好几次吧！我也知道您不喜欢乏味的问题，我不想用这类问题来折磨您。因此，我会设法问您一些有趣点儿的问题和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如果您对其中的有些问题不愿意回答，那也没有关系，我是非常理解的（米勒幽默地插话：“无可奉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文坛的解构批评以“耶鲁四人帮”或者“五人帮”亦即德曼（Paul de Man）、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布卢姆（Harold Bloom）、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你而著称，而你自己更认同于德里达和德曼。请问您自己更认同于德里达和德曼的原因是什么？此外在您的成长经历和学术生涯中，还有哪些人对您产生过比较重要的影响？

答：我也从哈特曼和布卢姆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自己的研究更具决定性地受到德曼和德里达的影响。很难具体地说明情况为什么是这样的。简单地说，我觉得就是在哈特曼和布卢姆的理论中还有些语言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残余。我自己的研究工作转离了他们的方向。你还记得那本题为《解构与批评》的书吧，里面的论文是由我们五个写的。从表面看，我们写的都是关于雪莱的《生命的胜利》（The Triumph of Life）。哈特曼说在那本书中他不是一个解构主义者。我们五个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好亲密，但我们绝对不是异口同声的。即使是德里达、德曼和我之间也绝对没有同样的理论假设或者批评思路。布卢姆和哈特曼之间的区别、他们与所谓“耶路学派”另外三人之间的区别就更大了。在德里达最晚近的一本题为《尝试秘密》（A Taste for the Secret）的书中，他指明了他与德曼之间的基本区别。他指出：“……我力所能及地标示出语言上和修辞上的局限——这是我与德曼之间的深刻论辩的症结所在。德曼对解构有一种更为‘修辞学’上的阐释。”在德里达的另一晚期文章《打字机的墨带：有限的墨》（2）（“Typewriter Ribbon: Limited Ink”[2]，以英语发表在《没有托辞》[Without Alibi]上）中，德里达再次转回到德曼，以极其微妙婉转、小心翼翼的方式批评德曼对自己的阅读，那是德曼早期的一部著作，题为《盲视与洞见》（Blindness and Insight），书中探讨了德里达对卢梭的解读。德里达这一举动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德里达指出，一般来说，“我后来同意保罗·德曼的看法”。德曼也通常这样说：“德里达真是伟大。我真希望能够像他那样写作。”他们是十分要好的朋友，非常仰慕对方的著作。德曼参加过德里达在耶鲁大学所有的研讨班。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那些研讨班确实是智性上令人激动的事件。

我对这四位理论家的敬慕在于，他们个个都是文学文本的绝妙读者。哈特曼是个天才的读者、很棒的读者，布卢姆也是。他们都是文学的出众的读者，而且他们都热爱文学。德曼和德里达也都以不同的方式深爱着文学，都是哲学文本和文学文本的绝妙读者。他们对文本的解读让人称奇，但又都能够合情合理、有理有据，他们的这种能力是我最看重的，甚至比他们的理论建构更让我看重。

还有谁影响了我？波克（Kenneth Burke）、燕卜逊（William Empson）、瑞恰兹（I.A.Richards），他们要比经典的新批评派如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兰瑟姆（John Crowe Ransom）和塔特（Allen Tate）等对我的影响大多了。除了燕卜逊以外，我听过所有这几位的讲座。真正对我的学术发展起到重要影响的是波克和燕卜逊。这或许揭示了我的某些性格特点，因为他们几个都很有个性，有点儿我们常说的“古怪”。燕卜逊是一位出色的但极其不同寻常的英国批评家。这两位是同一类型的批评家，碰巧布卢姆在当学生时也对他们很感兴趣。他和我都同样仰慕波克、燕卜逊以及另一位性格怪异的英国批评家那埃特（G.Wilson Knight）。布卢姆和我都认为，他们的著作在其古怪之中，抓住了文学本身里面的某种真正的、不可驯服的野性的东西。哈特曼是第一位我所知道的在其作品中将所谓的现象学介绍到文学批评领域里的批评家。他的第一本书是关于他所谓的《无中介视像》（The Unmediated Vision）。我读到这本书时还很年轻，对我而言，该书是一种启示，因为我那时还不知道为哈特曼提供了灵感的欧洲大陆的批评。之后，我于1953年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学，初次读到了比利时现象学批评家普莱（Georges Poulet）的著作。后来竟然发现他也在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于是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的批评方法对我早期的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我的第一本关于狄更斯的书。我也从与普莱有关联的“日内瓦学派”其他批评家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瑞蒙德（Marcel Raymond）、贝桂（Albert Béguin）、伯驰拉德（Gaston Bachelard）以及其他人等。不过，我的博士论文写在我受到他们的影响之前，那时主要是受波克的影响。我试图用波克的理论来谈论狄更斯。该论文从未出版，与我后来出版的关于狄更斯的著作其实大相径庭。后者受普莱的影响更大些。

问：在我阅读您的文学批评时，经常能感受到一种文学的韵味甚至某种激情，就是说，您的评论文章本身就是很好的文学作品。譬如您的《解读叙事》的第十四章《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的关心如何？》开始的一段。而我也发现，您对诗歌以及其他文本总是有着十分独特而敏感的感受性与观察以及切入的角度。请问您有没有进行过文学创作，如写诗、小说什么的？如果有的话，您认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是怎样的？另外，您从小就对理科的学科倍感兴趣，您于1944年秋进了奥柏林（Oberlin）学院，立志当物理学家。擅长数学与科学，对天体物理学十分着迷，那么请问您对科学的持久兴趣对您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

答：这其实是纠缠在一起的三个问题。就像很多热爱文学的人一样，我也尝试过写小说，但不是很成功。我那时还年轻，这种尝试只是持续了很短的时间。这不是我毕生追求的事业，不是我真想做的事，更不是我能够做好的事。然而，我不害怕承认在文学批评中有某种文学特征。但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格外小心。文学是一回事，文学批评则是另一回事。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一点交叠。就我而言，无法满足的文学创作的欲望完全被转化为尽我所能从事文学批评活动的欲望。就我而言，文学批评不是写诗写小说的替代，而是那种欲望的完全的升华。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需要仔细回答。

无论如何，文学批评对我而言是一件极为有趣的事，甚至比你所说的激情更加重要。我从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在具体的例子中，我确实掌握了某首诗或者小说，我确实理解了它，我对它有话要说，是从来没有人说过的。把它写在纸上是一种快乐，尽管我从未对哪篇批评性文章感到百分之百的满意过。而这种不满足感又是继续努力的动力。最近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卡夫卡的文章，是为明年春天（2006年5月）在奥斯陆举办的卡夫卡会议准备的。我在该文中讨论了卡夫卡的《城堡》，他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要理解它并写出点令人信服的东西真是一种挑战。但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很有趣的，因此，与其说是激情，倒不如说这里面包含着某种明显的乐趣呢。

至于我早期对科学和数学的兴趣与我转而从事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我确实不是很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但有一点，那就是这二者都注重简约和优雅。一段精彩的数学论证与一段精彩的文学论证或许都可以被描述为优雅。数学家不但敬佩一段成功的数学思考，而且也欣赏在数学论证过程中的优雅和简约。这也是我在文学批评当中所景仰的一种境界。普莱是一个出色的简约型的批评家。他可以把对雨果的一大堆作品的阅读分析浓缩到二十页之内。真是了不起！我也试图去模仿这种令人钦佩的简约，但不是很成功。

我的文学研究中还有一个特点是来自早期对科学的兴趣。我不太想说自己是个实证主义者，但我仍然是个经验主义者。我科学的一面仍旧存在，我有这样的欲望，那就是关于文学作品的论断要经得起考验（verification），或者相反，能够被反证（disproof）。在科学上，一个好的假设是潜在地能够被——用科学家的话说——“证伪”的。科学上的假设需要被证明为或真或假。有个例子就是现在在美国，宗教保守主义者想要在学校里重新恢复教导“创世论”（creationism）。创世论就是教导是上帝在大约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宇宙（虽然有所有的生物和化石——这都是进化论的证据）。它的一个新名词叫做“智力设计”（intelligent design）。按照这一理论，这些宗教保守主义者指出：生物太复杂了，根本无法自然地进化。肯定有某种智力型存在物（intelligent being）从起初就计划好了整个生命世界，从细菌一直到人类。问题是：没有办法可以用来证实或者反对这种智力设计。它不是可以“证伪”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真正科学的假设。相反，进化论是可以检测的。我们可以拿出对大多数人而言极具说服力的证据来。我们在岩石中可以看到化石。我们可以做大量的实验。现代遗传学显示出生物经进化后是多么的不同，而其染色体组又是如何相关联的。再举个例子，有些人或许会说：“月亮是用绿色的干酪制成的。”科学家会说：“你要证明你所说的。去月亮上带些绿色干酪回来。”到目前为止的太空旅行只发现月亮上除了岩石什么都没有。于是科学家就说：“我们断言，一个科学上的假设必须能够被证伪。我们的太空探索已经证明，月亮不是由绿色或其他任何颜色的干酪制成的，至少在我们业已探索过的地带是这样。”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就应该是这样。我们如何证明一个已知的关于文学作品的假设是真还是伪呢？通过引用，通过对引文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读。文学文本，页面上的字句，无论多么问题重重，也都是对解码和阐释敞开的。字句都是具体而实际的，我们可以就其展开讨论。在文学批评中，它们扮演着相当于在科学中月亮上的岩石的角色。它们提供了某种经验性的证据，一些可能会使对于它们的含义能够达成某种统一意见的东西。我先是对卡夫卡的《城堡》提出了某些看法，之后又通过引文以及对那些引文的解读而证明我所说的是正确的。我指出：我的证据支持我的阐释。这就是文学批评中的类科学特征（the quasi-scientific aspect）。对这一方面的强调或许使得我不同于“耶鲁学派”的其他成员（当然不是完全不同），这种强调也表现出我早期科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问：在阅读您的作品时，读者很容易发现，您喜欢在正文之前引用别人的语句。请问这些引文是该文本的一种灵感之源呢，还是一种暗示、一种象征，抑或是一种总结，还是一种对比、一种意义的拓展呢？

答：这个问题很好，但是不容易回答。通常在我读完了某个特定的文本之后，我又注意到某些重要的篇章，至少对我来说是重要的。它们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典型的母题或者主题的例子，一些支持更加传统的、成规性的对于该文本的阅读。另一种则似乎明显地有悖于总体结构的片断。它们因为异乎寻常和不和谐而显得十分有趣。它们拒绝被同化于一种连贯条理的解读之中。因此引文的选择不是那么简单的。对我来说，把它们全都以某种方式（即使是通过展示它们是多么地不合适）嵌入文章，以解释它们为什么要放在那里，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普莱的引用技巧略有不同。他更感兴趣于这样一些段落：它们支持某个作者的一种连贯的、完整的、辨证的模式，这一模式是他发现的或假设的。我记得多年之前我跟他谈过一次话，那时他正在评论美国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普莱的阅读速度十分惊人，我就不这样。他说自己在一个周末就读完了霍桑所有的作品，目的是要写一篇关于美国作家的短论，作为附录追加到《人类时间的研究》（études sur le temps humain）的英语译本后面。对于霍桑的“内在距离”（inner distance）（就像他在一本著作的题目中所称的那样）的某些特征聚合在一起的方式，他已经有了一个假设，但他还没有找到这样一条可以适配该思路中的某个阶段的引文。就在那个周末，他终于找到了那个他猜测肯定存在的段落。他都高兴坏了，真是兴高采烈，这说明他的假设是正确的。比较之下，我则更感兴趣于那些最终否定了我在一开始就持有的假设的那些段落，无论那些假设是什么样的。

问：解构理论或曰修辞式阅读以及以后结构主义为基本批评策略的文学批评思潮如后殖民主义，经常被指责为一种虚无主义，是文本的沉溺和对现实的逃避，完全迷失于无休止的、乏味的语言游戏之中，是精英的、反动的以及不关心政治和社会的。但总体而言，您当然是十分反对这种指责的，在《理论的胜利，阅读的阻力以及物质基础问题》一文中，您认为这是对你们理论的一种误解和曲解（misunderstanding and misrepresentation）、一种肤浅的理解，是无力阅读他们的谴责对象、没有能力搞清其含义。您还指出德里达和德曼都没有把自己的事业与政治和历史隔绝，而是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认为，一个人没法不从事历史和政治的活动，二人均把人文学科的研究和文学理论看做是对历史和政治的积极干预。具体从实践上说来，您认为解构批评是从那些方面对现实生活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您是不是认为解构批评或者任何批评都不应该失去自己美学的独立性，不应该成为现实的简单化了的或者简化的附庸呢？

答：你说只问一些轻松的问题，但我现在发现你是在开玩笑！（大笑）你的问题绝对不是琐细无所谓的，也不轻松。我确实认为，有很多人在攻击解构理论时简单地误解了它。他们没有仔细地阅读我们的作品，而这似乎是在发起攻击之前最起码的义务了。他们只是在报纸上或者某些浅显的摘要中读到什么是解构，而这些摘要通常又是对其他肤浅的、不正确的总结的浅薄重复。不过我也认识到，解构理论中的某些东西对于很多人所持有的关于自我（selfhood）、历史、美学和文学等的常识性的假设是具有搅扰作用的。抵制是预料之中的。例如，所谓“新批评”的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五十年前的美国，很多教师和学生都接受了这一假设。这就意味着，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寻找并描述某个给定作品的有机统一性。这是一种很强大的假设，甚至还非常具有启发性，因为它可以使得学生们进行更加仔细的阅读。然而，对于一个解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德曼或者我而言，事情就不是这样了，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并非所有的文本都是有机的统一体。更准确的说法是没有一部作品是有机的统一体。这一假设极具启发意义，因为它使得读者去寻找那些显见的重要特征或者段落，但它们却无法被含纳于任何有机的统一体中。这些特征的存在并不就意味着该作品不好或者不连贯。恰恰相反，这种现象或许表明，这不过是语言的一种特征：无论语言被如何仔细地组织起来，也会拒绝被吸纳进一种有机的统一体的隐喻之中。那些对“有机统一体”盲目崇拜的人或许不算是好读者。

你还提到有人指责所谓的“解构主义者”脱离历史和政治。很容易表明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尤其是德里达，他的一生及其毕生的写作都深深地卷入了某种政治问题和政治行动。譬如，虽然他从来没有加入法国共产党，但这种拒绝在他于50年代脱离与法国“泰凯尔”团体（Tel Quel）的联系时，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姿态。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完全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表态。德里达的很多作品，尤其是晚期的作品，都与死刑、无家可归者的苦境、民主的未来、宽恕以及国家主权有关。德里达关于死刑的研讨班并不只是说“我不喜欢死刑”就完事儿了。他的讨论遵循着对死刑在西方历史上的详尽检视。要加入欧洲联盟就需要废除死刑。这对于土耳其来说一直是个问题。当德里达去以色列时，他要求以色列方面的接待者安排他去看看某所巴勒斯坦大学。尽管他们满足了他的请求，但他们对此感到非常尴尬。在我的作品中，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对政治和历史的类似关注。近来我对此越来越重视了，譬如在《阅读的伦理》（The Ethics of Reading）和《文学中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s in Literature）中。德曼的作品也不例外。在德曼的生命接近尾声时，接受了柔索（Stefano Rosso）的访谈。在回答其作品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ideology）和“政治”（politics）等词汇这一问题时，德曼说：“我不认为我曾经远离过这些问题，它们在我心目中一直是最重要（uppermost）的。”

问：你在题为《“物质利益”：现代主义英语文学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一文中，确实尖锐地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和政治不公义。

答：没错，你提到的那篇文章明显是政治性的，我十分具体地就我国采取的方向表了态。在我看来，美国在很多方面都正在走一条灾难之路，因此我感到有义务尽力呼吁。

问：也是为了表明你们与政府的坏政策没有任何关系。

答：当我对自己的国家感到难堪时，我不得不解释我对我国的很多政策是持反对意见的。我不得不表明，我不支持乔治·W．布什及其政府所做的很多事情。很有意思，有时候你在美国能看见汽车的保险杠贴着：“别骂我。我没选布什。”

问：在美国，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是不是越来越感兴趣于对政府进行批评呢？

答：我不认为最近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在批评政府的兴趣方面有多少增长。我们像所有的公民一样，在传统上有批评的自由，也有施行这种自由的悠久历史，但我们这样做是以个人的名义，而非代表我们的学校。我们所施行的最重要的政治权利是在选举中投票，但有时也会失败，就像在上次的总统选举中那样：布什再次被选连任总统。

问：您曾经先后担任过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的比较文学教授职位，也曾多年教授比较文学课程。您曾经说过，比较文学学科被引入美国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导致人们认识到：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之间具有不可翻译性，也意味着英文系的权威与主宰地位的崩溃……新批评与比较文学的发展都是颠覆性的，它们是寄主生物体内滋生的一种破坏性的寄生物，最终都具有致命的侵略性。而在《“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一文中，您也指出，旧的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在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或全世界英语文学的研究所取代。您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中，指出比较文学面临的两个危机。一个是语言的危机，另一个是与新媒体的发展相关的危机。其实第二个危机也是文学研究整体上所面临的危机。您又指出：比较文学永久的危机并不在于理论或方法论上的分歧，而是在于翻译的问题，这里的翻译是广义的概念，包括语言之间的翻译、文化之间的翻译，和从亚文化到另一亚文化之间的翻译。可是我认为，通过比较文学的研究和发展，这种语言或者文化之间的翻译/转换和理解才更加成为可能。翻译的问题不是危机，而是我们比较文学研究的目标之一。

您也看到比较文学与某种文化帝国主义之间的相关性，以及传统西方比较文学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并对其提出了质疑。那么，您所提议发展的一种新型的全球性、非欧洲中心化的比较文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答：其实，比较文学一直存在着某种危机，从50年代韦勒克提出“比较文学的危机”到现在，就一直没有间断有人提出这种学科的危机。但目前的危机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的危机。一个教授不可能掌握世界上所有的语言，而单纯依靠翻译有时候也是靠不住的。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掌握一门语言和一门非欧洲语言，譬如说汉语或者日语；或者就如今天大会发言的印度德里大学教授垂韦德（Harish Trived）所说的，干脆抛开欧洲语言而比较中印文学，也未尝不可呀。另一种问题是批评术语方面的问题。不同国家和文化、不同时代中的术语之含义是不同的、有变化的。譬如“悲剧”（tragedy）一词对于索福克勒斯是有意义的、适用的，但对于莎士比亚则未必适合。再如中国的悲剧或者非洲的悲剧，那差距就更非同小可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使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不同的术语谱系，进行交叉观望、互相参照。即以一种文化中的某种术语观照另一文化中的文学现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互相借鉴、互相参考。即以一种文化中的某种术语观照另一文化中的文学现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互相借鉴、互相参考。波克曾经提出著名的“非协调视角”（Perspective by incongruity）理论。意思就是将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作品并置，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作品的特异之处。双眼看的是不同的东西，或者以A的眼光看B，或者以B的眼光看A，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看到平时不易发觉的新意。如我们可以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红楼梦》并置研究，就可以获得一种新视角、新视野。而只研究某一国的文学的国别文学研究，就不容易发现作品的特殊之处。而这一术语译成汉语可能也不容易吧！这也正说明了术语交流与借鉴的困难。对于比较文学的一种形象的说法是用双筒望远镜看东西，双眼看的是不同的东西，左眼看的是《红楼梦》，右眼是《哈姆雷特》。

本次会议的与会代表们就比较文学提交了很多论文，之后在讨论中也谈了很多。似乎在这方面有着普遍的共识。与会者大都同意中国应该有一种新的比较文学，它在两方面与传统的欧洲的西方比较文学是不同的。一种是把全球文学作为其主题而非仅仅是欧洲文学。这在当今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听起来很简单、很明显。但实际上做起来是十分困难的。像汉语、日语、非洲语言等都属于差异极大的语言谱系和文化传统，因此要训练真正具备全球性语言能力的学者是极其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通晓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比较文学中大多数的重要语言却是可能的。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努力训练学生去掌握一种新的语言能力。我相信，今天所有美国的学生都应该学习一门远东地区的语言，最好是汉语。正在中国发展的新比较文学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这一学科已经不再仅仅依赖西方的文学理论了。西方文学理论是以某些文学即西方文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其目的是要解说西方文学及其特征的。试图将其普泛化并运用于任何别处的文学都是错误的。假定这样的运作过程会奏效也是很危险的。我认为，传统的比较文学经典以及西方文学理论都需要参照世界上其他地方——譬如中国——发展起来的理论来看。今天下午的会议发言中有学者将比较文学定义为一种全球化了的事业。这一新事业将会同时从各种理论传统的不同的视角中、从很多对于文学的不同定义中、从很多对于文学对社会和个体读者的功用中，看到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文学。我同意这是当前我们需要着手去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理论的价值是要以最好的方式去说明特定的文学作品。我对文学理论、对抽象的东西不是很感兴趣。文学理论的价值、有用性，就是帮助人们去更好地阅读文学作品，帮助解释文学作品。优秀的文学理论不是空想的抽象之物。文学理论作出似乎是四海皆准的陈述，但实际上却是来自某一特定时期的、用某种特定语言书写的、在某种特定文化中发挥某种特定作用的某个特定文学文本。这在从亚里士多德到今天的西方文学理论传统中无疑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给出了悲剧的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的声音，分别在剧作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是借助人物的动作来表达的，而不是通过叙述；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这里亚里士多德没有说“有些悲剧”，而是说“悲剧”，暗示所有的悲剧。然而，亚里士多德这一具有绝对普泛性的理论却是来自于具体、狭隘地定位的，甚至从语言上定位了的目的。他要解释的是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用雅典城邦的希腊语写的雅典悲剧。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他的首要目的，是要阐释一部悲剧，那就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因为他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讨论这部剧作。这是他用来作为示范的悲剧剧作。在被“理论化”的作品的历史具体性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陈述的绝对普遍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断裂。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理论家们很难使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适合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譬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基督教的，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当然就不是了。

当代理论家，譬如说德曼的理论性陈述也是如此。在其《阅读的寓言》（Allegories of Reading）中有篇文章叫《寓言》，德曼在文中指出：“所有文本的范型都由一个人物（或者一个由诸多人物形成的体系）及其毁灭构成。但是，由于这一模式不能被一种终极阅读所阻断，因此，它又反过来危及一种补充性人物形象的叠加（a supplementary figural superposition），这一叠加叙述了前一个叙述的不可阅读性。不同于那些以人物为中心、最终总是以比喻为中心的基本解构性叙述，我们可以将这种叙述称为二级（或者三级）的寓言。”我对这一高度浓缩的理论建构的反应之一（除了感到它是多么地不好理解之外），就是不由得问道：“所有文本的范型？这个陈述也太大胆了吧。”如果发现有一个文本不适合这一范型的话，德曼的理论声明就将被显示为不合格的。德曼的断言出自一篇具体的文章，该文章的目的是要阅读并阐释卢梭的一部作品——《朱莉或新爱洛伊丝》。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德曼的理论建构，它们的有效性不在于具有普泛的可应用性，而是在于它们能够解释在某个特定文化的特定时期的某部特定的作品。以为这种理论建构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地域的所有作品，是很成问题的。当我们以为可以将这类理论陈述用来阅读非西方作品时，问题尤为严重。

问：您是如何看待后殖民主义中的解构因素及其积极的抑或消极的影响的？您对萨义德和斯皮瓦克略有论及并对萨义德严肃、负责的左翼批评态度表示了赞同，对斯皮瓦克也寄予厚望，而对其他的后殖民理论家如霍米·巴巴等却未见论述。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后殖民主义这一批评流派的？

答：这个么，我对这一领域确实知之甚少。我读过巴巴的一些作品，但不是很多。我确实没有资格就此发表很多意见，除了要指出：当代后殖民批评家们，包括斯皮瓦克、巴巴和萨义德等，都深受所谓解构理论的影响。同时，这些批评家又都以某种方式对解构理论有所反抗。德里达就总是为萨义德就解构理论所说的话感到恼怒，他认为：萨义德从来就没有仔细地读过他的作品，只是泛泛地说一些关于他（德里达）和解构理论的话，这些话很容易被证明是错误的。萨义德需要反对解构理论，或者他认为他需要这样做，目的是建立他自己的后殖民理论。他需要误读德里达，以此作为陪衬。

然而，德里达对斯皮瓦克、巴巴、齐泽克（Zizek）等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尽管有时候这种影响不是显而易见的。斯皮瓦克毕竟翻译了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德里达的作品极具威力，它激发后辈人要与众不同。无疑，后殖民理论家们有一些与德里达不同的基本假设，但他们的目光也有交叠的部分，那就是对后殖民社会老百姓的共同关注：孩子、妇女、流亡者、无家可归者以及那些受压迫者。德里达不介意别人与他有不同意见，但他认为在别人反对他之前首先应该理解他的作品。他说，萨义德不理解他的作品。他甚至都拿不准萨义德到底读过他的书没有。顺便提一下，萨义德跟我还是很要好的朋友，而德里达其实不认识他。我认识萨义德有很多年了，在此期间，萨义德一直耐心地试图教育我，尤其是有关被占领区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境况。我受哈佛大学出版社之邀，读了萨义德关于康拉德的短篇小说的第一部著作，并热情地向出版社推荐出版该书。我竭尽全力地试图让耶鲁大学聘任萨义德为教授，但没有成功。我以为他肯定能成为耶鲁的优秀教授。他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教师，这一点具有传奇色彩，当然他的著作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去世时我十分悲痛。不过，我认为德里达说萨义德没有公正地对待解构理论是正确的。

问：下一个问题是关于知识分子通常所依附的机构的。德里达理想的大学是一种“无条件性”大学，萨义德也警告我们小心任何机构和团体可能对大学的各种变相的贿赂和收编（accomodation）。而您自己也看到当今的大学越来越多地开始接受来自企业的、甚至是跨国公司的资助与合同，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仅仅接受政府的资助和捐赠的基金。种种形式从各个方面都对大学有渗透和侵袭，甚至从根本上改变着人文学科研究在社会中的功用。您在文章《理论的胜利，阅读的阻力以及物质基础问题》中也指出大学的生存环境应该有开放辩论，保持言论、思想写作的自由，舍此则大学无法生存。而今天的人文学科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企图压制和剥夺这种自由，尤其是针对年轻学者。您声言支持大学中的异质性，支持为生存而进行公正、公开的角逐，以便百花齐放。您反对把大学搞成一种技术型、工具型的大学。请问，在全球化的时代，大学的责任是什么？理想的大学是什么样的？如何实现？

答：问得好！是的，大学应该是无条件的。我们美国大学中最弥足珍贵的东西是我们所谓的“学术自由”。原则上讲，这是一种在课堂上可以讲任何事物、可以质疑任何事物的自由。作为西方一种相当晚近的建制，文学原则上也有着同样的自由，去讲小说中的任何事情，去质疑小说中所有的事情。像言论自由一样，也像文学上的自由一样，学术自由从来就没有完全自由过。对其总是有一些没有明说的、心照不宣的限制。在课堂上，有些事情你说了必然会引起某种麻烦，例如所谓的“仇恨言论”（hate speech）。这是很自然的。因此学术自由从来就没有完全自由过。

不过，学术自由是西方大学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这是一种珍视言说真理、发现真理而非权宜手段或者实际用途的自由。首次指出臭氧层减损及其原因的科学家（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学校的）受到讥笑，受到尖刻的批评。没有几个专家相信他们的发现。但他们最终因为其研究成果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他们一直在告诉人们真相，即使它有悖于普遍接受的观点，也有悖于公司所乐意听到的。最终他们由于发现真理、言说真理而得到了回报。现在我们大学的危险就是教授越来越多地从公司那里要钱。这就鼓励科学家们去做那些具有短期效益和实际用途的研究。我认为说教授们发现的知识应该因为其即时性实际效益而受到重视是错误的。某项新发现的实际用途或许不能立即知晓。例如DNA和人类基因的发现就是这样。另一个例子是原始互联网（the original Internet）的发展。它最初是设计出来使科学家们能够快速交流的一种地方性手段。没几个人能够预测到互联网会变成现在的样子，而且发展速度竟是如此之快。一个做“纯研究”的科学家经常“十分偶然地”发现某种结果最终具有巨大实用价值的东西。这与制药公司拿钱给大学的科学家们去做某项具体的研究以帮助它们制造新药最终使公司赚钱发财是两码事儿。

大学应该成为这样的地方：人们在这里所做的研究应该脱离任何明显的实际用途。学术自由的这一方面是很难保持的。现在即使光强调这一点，就像我刚才做的那样，听起来也是不现实的（utopian）。大学的神圣使命就是在所有的领域内寻求真理，为了真理而真理。这一使命是一种脆弱得不堪一击的献身或者专注精神（commitment），尤其是在当今的时代。虽然很多著名大学都有着这类献身承诺的校训，例如与我联系最密切的四所高校，但情况仍未有多少改观。“真理会使你获得自由”（Veritas vos liberabit）是我任教多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光明与真理”（Lux et veritas）是耶鲁大学的校训，我离开霍普金斯后在那里教过学；“真理”则是哈佛大学的校训，我在那里读的研究生。我现在的学校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训是“让那里有光”。我们的研究大学都致力于启蒙，使真理大白于天下！它们都是启蒙运动理想的产物。然而，所有这些训言都与《圣经》有关，这一点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霍普金斯的校训来自基督教《新约全书》的《约翰福音》第8章第31、32节。加州大学的校训来自《创世记》。其他校训中的“真理”、“光明”等词也都与《圣经》有关。美国的研究大学仍旧在它们的口号中带有原初的基督教传统，就像全球化概念一样；德里达就曾经指出：全球化最终依赖于基督教神学的“世界”（the world）这一概念。全球化的法语说法是“mondialisation”，或许可以被直译为“世界化”，也就是说，使全球成为一个世界。

当今大学局势的另一个特征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全球化。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每天都在变小。今天的好大学和好的研究都具有一种国际性眼光。因此大学应该对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和学生开放，譬如博士后研究者。不幸的是，这一使命不能总是被圆满地完成。像加州大学这样的州立大学感到它们的首要义务是教育给它们提供资金的那些州的学生。它们感到它们教育其他州的学生的义务就很少了，而对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的义务就更少了。这经常有悖于其最初的使命：发现有关所有事物的真理；阐明一切事物。全球合作对于阐明真理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国际合作是在获取知识方面取得进步的最好方法。国际合作团队进行很多重要的科学调查研究。请注意诺贝尔奖金经常授予由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团体，一个来自芝加哥，一个来自印度，另一个来自德国。他们虽然距离遥远，却可以一起合作。这种国际性合作反过来又依赖于新技术：计算机、电子邮件、国际互联网、光纤（纤维光学）电缆等等。我们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必须要对全世界开放。尽管我在人文领域内工作，但我的研究工作却是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们展开合作的。譬如我们在这次访谈中的合作！它先是在中国被录制在一个微型录音器上，然后在电脑里转换成文字，然后再由我在美国加以修订，之后再通过电子邮件发回中国。就算几年之前，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是不可能的。它们绝对依赖于新式的电子技术设备。

问：您说得很对，我们或许应该利用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给我们提供的便利，促进我们学科的发展和进步。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因此与外国专家交流时，我总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作为局外人，你们是如何看待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界、文学批评界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的？未来的发展需要注意什么？

答：作为一个局外人，尽管我对中国的情形了解得不完整，但我想或许这里的教授需要勇气去发展自己的理论建构，而不只是依靠别人的理论。

问：尤其是西方理论。

答：没错，尤其是西方理论。或许我们西方人都需要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学理论。或许最近这里（中国）还没有人建构起一种中国特有的、像詹姆逊理论那样有力的文学理论或文化理论。我推测詹姆逊在中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吧。

我记得数年之前参加过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会议，大概是在桂林吧。对于马克思我读过一点，但我当时读《资本论》是为了撰写论文。我发现那是一部很有趣的书，最起码也应该说非常有趣。有些地方也很好玩。尤其是其注释，极具论辩性和反讽性。我还发现《资本论》中有一种极为复杂的隐含的文学理论。马克思继承了19世纪欧洲那种后黑格尔的修辞知识和分析传统。他很好地运用了这种传统，借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中，隐含着一种复杂的诗学和隐喻性语言的理论，有时候甚至非常明显。他深受莎士比亚的影响，是莎士比亚的一个绝妙的读者。我提交了论文，后来被译成汉语在中国发表了。会上我曾问一个参加会议的中国同行：“你们为什么需要詹姆逊以及这么多的西方理论家（会上来了很多）来告诉你们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或者马克思的文学理论？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共产国家，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为什么不写点最近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呢？”那个同行回答说：“因为我们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太让我感到惊奇了！这可是个据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度啊！“我们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因此我们需要西方人来告诉我们它是什么样子的。”我想，中国人应该发展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无疑，这种理论正在发展，因为我刚才说的会议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问：即使诉诸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是间接地来自别的国家，谈不上是中国的。

答：对，它不是中国自己的。中国应该发展出具有自己独特形式的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一种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我同意，马克思自己的写作有着具体的历史和智性语境。他来自德国的智性传统。这也是伟大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传统。19世纪德国有一个名叫伯克（Boeckh）的修辞理论家，像马克思一样，他也出现于黑格尔之后。他们的理论有着相同的智性传统。马克思和乔治·艾略特都有关于比喻性语言和文学的理论，十分类似于伯克的理论。艾略特曾经发展出极为复杂的文学理论，马克思也是如此；我想说，艾略特关于文学的假设与马克思的非常相似，但要详细地展示需要费很多笔墨。十分凑巧、也很令人高兴的是，艾略特和马克思的墓地距离不到一百英尺。几年前我去伦敦北边的海格特公墓，去看艾略特的墓地。对我来说，她在我的作品中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维多利亚小说家。我发现她的墓地非常破败，缺乏修缮。而在那边不到一百英尺的地方，马克思的墓碑却光彩照人，上面有一尊半身雕像。那是很久以前了，还是苏联时代。在马克思的墓地上摆放着鲜花，一群苏联官员也来马克思墓前致敬。你能看出来他们是来自苏联的，因为他们都穿着黑色的、官僚派头的、样子难看的西装。马克思的墓地与艾略特的墓地只有一箭之地，这偶然地表达了他们同属于一个智性传统的事实。他们对于修辞理论有着同样的复杂论述。中国的智性传统该如何去好好利用这种理论，我说不准，但我想对中国人说：去读马克思！去读乔治·艾略特！（笑声）……

问：去重读马克思？

答：对，重读马克思。或许在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某种程式化的台词，但它决不能取代不断地回到马克思自己的作品中去：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或者《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当然了，还有《资本论》。这种情形可能有些类似于美国的精神分析学校里的状况。学生们要在那里被训练成精神病医师，他们第一年使用的是弗洛伊德的简写本，他们有选择地阅读弗洛伊德。当他们后来读得宽泛些了，他们就会发现弗洛伊德比他们原来以为的要有趣的多，也更具多样性，甚至也不那么具有同质性（homogeneous）了。

问：下面问你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您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儿奇怪，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您的名（first name）吧？我们知道，一般而言，后面的名字都是家族名字，惟有名才是自己真正的名字，但你为什么不突出自己的名，只用一个字母“J”来代替呢？

答：这个么，原因很简单。我父亲跟我名字一样。他也叫J．希利斯·米勒。我祖父名叫约瑟夫·米勒，但他的中间名不一样。我名字中的“J”代表约瑟夫（Joseph）。出于某种原因，人们都叫我父亲和我的中间名。不过我想我知道其中的原因。希利斯（Hillis）不是我们的家族名。我祖父是弗吉尼亚的一个农场主。我父母总是告诉我，祖父对一个人怀有无限的崇敬，他是一个灵感论牧师，一个演说家、教育家，或许他就像现在的比利·葛莱汉姆一样。他的名字叫纽维尔·希利斯（Newell Dwight Hillis）。他姓希利斯。我祖父就以那个牧师的名字为我父亲命名。我祖父是一个南部浸礼会教徒。我父亲在成为大学校长之前是一个南部浸礼会的牧师。我相信，纽维尔·希利斯也是一个浸礼会教徒，不过在互联网上很难找到关于他生平的详细资料。我父母告诉我，纽维尔·希利斯在各地奔走领导聚会、演讲、引用圣经、传教。我祖父极为崇敬他，因此将自己的儿子命名为希利斯，而不是约瑟夫。因此我父亲被叫做约瑟夫·希利斯·米勒，但一般总是称呼他的中间名。这很少见，但在美国也不是从来没听说过。我父母后来也给了我同样的名字，然后按照习俗再加上个“小”（Junior）字，简写为“Jr.”。使用“小”字是当时的习俗，尤其是在美国南方。于是我小时候就被称作“小希利斯”。我很不喜欢我名字中的那个“小”字。我现在仍然能想象出我母亲喊我的情景：“小希利斯！”我父亲一去世（我父亲死了，唉，那年他五十三岁），我就去掉了那个“小”字。整个故事就是这样的。

在美国，有时候人的名字先是首字母缩写，再加上一个中间名，这种情况是有的，虽然不太常见。这有时候会引起一些麻烦。有时候我不得不接受被人称作约瑟夫·H．米勒，例如在护照上以及税单上。当我找医生验血的时候，我在外间等着。护士出来喊道：“约瑟夫！”开始我没反应过来，之后才意识到这是在喊我。多年之前我也努力想成为约瑟夫·米勒，在支票上、在电话簿上使用这个名字，但从来就没有奏效过。所以无论好坏吧，我还是叫J．希利斯·米勒吧。

问：从您的一些文章和访谈中，我们知道您有一个非常美满的家庭。请问您的家庭生活对事业是否有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当事业和家庭之间产生矛盾时，您通常如何协调？

答：这也是个很简单的问题。我将回答总结为互相矛盾的两点。首先，我在事业上多亏了我妻子，不是因为她阅读我的作品（她不读我的东西），而是她对我的鼓励，尤其是在一开始我还是个本科生的时候，还有当我在二年级期间觉得我实在想学文学而不是物理的时候。我一入大学就遇到了后来将成为我妻子的女子，那是1944年。正像人们常说的，我对她“一见钟情”。但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使她对我的爱作出回报。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说服她。我们常在图书馆学习之后或者看完电影之后，一边喝可乐一边促膝长谈。我会这样问：“道罗茜，如果我不搞物理搞文学的话，你能忍受永久的贫穷吗？”她就会这样回答我：“是的，我准备好了住在贫寒的小屋子里，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满意了。你应该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她是鼓励我改变专业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很不容易的。但她十分支持我。

与此形成对比的另一方面，是与我对妻子的依赖、我对她的爱相抵触，或者相抵牾的。当我在读研期间没日没夜地写论文的时候，或者当我整天忙着写推荐信或者修改访谈稿（就像我此时此刻正在做的这样）的时候，或者当我背井离乡，花费大量时间到世界各地作演讲、参加会议的时候（我现在仍是这样），我就顾不上她了；而当我的孩子们还在家里住的时候，那我就是一家人都顾不上了。一方面我的天职是文学研究，另一方面我对妻子和家庭负有责任，在这两种义务之间有着明显的矛盾。这对我妻子来说实在是难。家庭是重要的，极为重要的。对孩子们而言，有个常常“离家出走”的父亲也是很不容易的。孩子们有个小有名气、事业成功的父亲，但这也给他们带来一些问题。几年前，我的小女儿萨拉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上本科，她有个朋友选了一个名叫米南德的人的课。他现在已经很出名了，但那时才刚刚开始教学。萨拉没有选他的课。米南德似乎说了些对我不是完全善意的什么话，萨拉的那位朋友就说：“哦，顺便说一句，我有个朋友叫萨拉，她是J．希利斯·米勒的女儿。”米南德的反应只有两个字：“天哪！”（笑声）萨拉的朋友回头把这事告诉了她，之后萨拉又告诉了我，令我感到十分好玩。不管怎么说，我的三个孩子有我这样一个父亲，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什么好事儿，就像我有个在一所著名高校当校长的父亲对我来说也不完全有利一样。孩子最终都要自己在世上闯荡。我的三个孩子都有博士学位，我们对此很自豪。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德里达的儿子身上，那时他还在读中学，没上大学呢。德里达的儿子有个艺术老师，教的是艺术史。这老师就问德里达的儿子：“顺便问一声：你与那个著名的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有没有什么亲戚关系？”他儿子回答说：“远房亲戚！”

因此说有名的父母是会引起问题的。我父亲是个非常成功的学界管理者。小时候得过风湿性热病，最终导致心脏病，在五十三岁时就去世了。要是现在他这种病很容易就可以进行手术治疗了。他可能还会再活三十年呢。我父亲是个著名的大学管理者这一事实，使我暗自发誓这辈子坚决不做行政管理工作。我曾经有过多次机会，但都被我回绝了。我要有自己独立的事业，而不是与他竞争。我仰慕父亲作为佛罗里达大学校长的出色工作，譬如说，五十年前，他最初推动建立了一所医学院，它如今已经成为该领域内的一所著名机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我更喜欢教授文学、研究文学，因此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容易的选择。我最喜欢做的事是教诗歌和小说，以及从事文学批评。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我的文学研究的职责和我对家庭的责任之间的冲突很好地说明了德里达杜撰的一个新词，叫做“不负责任化”（irresponsibilisation）。为了履行一种职责，你就背叛了另一种同样重要、同样苛求的责任。在我看来，这种冲突是伦理生活和决定的一种基本特征。

问：您在世界范围内都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但能否问您一下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有没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如果有机会重来的话，您的文学研究之路会如何走呢？

答：如果能够重来的话，我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学汉语，我真希望我已经这样做了。我这样说是认真的。我真是希望已经学好了汉语，我也希望现在可以开始学。

问：我相信您是认真的。您已经说过好几次了。王宁教授就喜欢引用您这句话来鼓励我们好好学习。

答：因此，还没学汉语是我的一大遗憾。偶尔我也会有些遗憾地想起我为了投身于文学研究而放弃的其他职业。这包括物理学，一种非常具体的物理学——天体物理学：黑洞啦，宇宙扩张啦，星星的诞生啦，超新星啦，等等。宇宙论仍然令我着迷。天体物理学现在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领域。我以一种业余的方式来了解它，主要是通过阅读《科学新闻》（Science News）和《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这是我的另一个职业，一个我从来没有从事过的职业。我从来没有想当个生物学家，但物理学仍旧使我神往。

我还有一个职业幻想：当考古学家。我会想象自己带着头盔挖什么遗址啦、骨头啦之类的。我不认为我的数学足够好，以使我能够学好物理学，虽然我在数学上总是得高分；但我喜欢把自己想象成考古学家。我现在仍然对此很感兴趣。这仍然是我的幻想或者白日梦吧。我很喜欢阅读带有考古背景的神秘故事，例如皮特斯（Elizabeth Peters）写的神秘故事。这使我可以用一种虚构的方式满足自己的幻想。这些就是我的小遗憾，不算什么严重的遗憾。我真正最最喜欢的就是阅读文学、教授文学、评论文学并对其进行理论化。从物理学转到文学是一次真正的职业决定，是对人们通常所说的“召唤”的一种回应。很好。这些问题真有意思。非常感谢你。你提了一些非常好、非常发人深思的问题！

问：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跟我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