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农战，君臣，名誉与《诗》

法家于《诗》，敌对态度似乎由来已久。《韩非子·和氏》记载：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

如此看来，商鞅乃是“燔《诗》、《书》”的始作俑者。但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见到秦孝公时，先以“帝道”游说，孝公昏昏欲睡，后以“王道”游说，孝公还是兴味索然，并连连责怪推荐商鞅的景监，景监转而批评商鞅。但商鞅似乎胸有成竹，转而以“霸道”说孝公，使其“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商鞅的游说虽然最终大获成功，但他还是对景监解释说：“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以称霸为理想的君王，他所看重的是自身的、眼下的强势，而对于以往的圣王，则以为时间久远而不能期待。

商鞅虽然明确认识到秦称霸可期而德行薄弱，依旧投合孝公的喜好，极力称说农战的好处而贬低《诗》、《书》的作用。以《商君书》为例，商鞅明确意识到《诗》、《书》是“学问”之具，并和“爵位”、“名誉”、“言谈”、“辩慧”等“士人”追求的目标有密切关系，但“学问”往往导致以下后果：

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避农战，得官爵；

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

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

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酟、苝雏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

民游而轻其君；

农战之民日寡，而游食者愈众，则国乱而地削，兵弱而主卑。

从《商君书》以上的批评来看，诵读《诗》、《书》有多种社会功能，而商鞅以为概括起来都是于农战无益，并且会淆乱民众，削弱君主的通知，甚至导致国家的危亡。但从反面来看，《诗》、《书》在当时社会上广为流布，并且在爵位升迁、教化民众、谈说辩慧等方面有决定性作用，所以商鞅才极力反对。《商君书》之言，固然有功利的色彩，但时人谈说《诗》、《书》而沽名钓誉抑或投机取巧，想必也是常见的。如《韩非子·说林》所载：

温人之周，周不纳客。问之曰：“客耶？”对曰：“主人。”问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问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谓非客，何也？”对曰：“臣少也诵《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则我天子之臣也。岂有为人之臣而又为之客哉？故曰‘主人’也。”君使出之。

温乃小国，但温人“少也诵《诗》”，并能引《诗》以“反客为主”，足见《诗》的普及程度之广及随机应用之灵活。当然，这种“灵活性”恰好为法家所厌弃。

温人引《诗》证明自己是周的主人，而非宾客，或许仅是趣闻。但商鞅已经看到，假如帝王喜好《诗》、《书》，就一定会有很多臣子和民众专注于“学问”而懈怠农战。所以，商鞅力主农战，力推变法，深得孝公信任，也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但其变法之种种弊端，已为时人察觉，赵良当时就批评说：

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訿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

论者以为秦国的儒者引用《诗》、《书》反对商鞅变法，是商鞅反感《诗》、《书》并下令焚烧之的重要原因，于史实不符。《史记·商君列传》明确记载，商鞅对赵良一再表达请教的诚意：“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可见商鞅深知赵良对他会有批评，而他期待的正是赵良的“正言”。对于赵良“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的建议，商鞅也仅是“未从”而已，并未有所谓的打击报复。表面看来，当时商鞅已经觉察到危机四伏才向赵良求教，寄希望于赵良给予他苦口良药，但可以推论，平素赵良即对商鞅的治国方略有不同看法。而商鞅和赵良对话的五个月之后，孝公去世，商鞅立刻陷入危殆，以致被车裂。我们感兴趣的是，赵良引《诗》、《书》从“有礼”、“得人”、“恃德”等角度分析商鞅变法的弊端，都是切中要害的。这说明《诗》、《书》确实有政治批判的功能。

韩非子称颂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一书也对“文学”之士痛加贬斥。但《韩非子》一书对于《诗》、《书》亦屡有引用，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明主之道，如有若之应宓子也。”有若对宓子贱说：“昔者舜鼓五弦、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因为舜掌握了“御天下”之“术”。可见，韩非子并非一味排斥歌《诗》，而是要把一切文化的资源统御在法术势之下。《韩非子》一书甚至通过对《诗》的批评，进而引申到批评孔子不知君臣上下之分：

《诗》曰：“不躬不亲，庶民不从。”傅说之以“无衣紫”，子产之以郑简，宋襄责之以尊。厚耕战，夫不明分，不责诚，而以躬亲莅下，且为“下走”、“睡卧”；与夫“掩蔽”、“微服”，孔丘不知，故称“犹盂”；邹君不知，故先自僇。（《外储说左上·经五》）

“不躬不亲，庶民不从”,《小雅·节南山》作“弗躬弗亲，庶民弗信”。而在韩非子看来，“躬亲”的前提名分分明，出自实诚，否则，如果推崇耕战，就要君主自己耕田打仗，那就是本末倒置，甚至带来危险。“犹盂”，其《说》的部分有具体解释：

孔子曰：“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

这的确与孔子的思想若合符节，也和“不躬不亲，庶民不从”相呼应。但韩非子举出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来说明对君主而言，“不躬不亲”反而是必要的。比如郑国虽小，但子产和郑简公各守其职而使郑国内外安宁；宋襄公躬亲仁义，导致宋师惨败；齐景公听说晏婴生病，非常着急，嫌赶车的人太慢，干脆自己徒步快跑；魏昭王想参与臣下的办事过程，依孟尝君之言读法条，结果没读十条便“睡卧”；孔子不知晓其中的利害，正如邹君不能下令国中臣民不服长缨，只好自己割断头上的长缨，犹如“自戮”。关于“掩蔽”,《韩非子·备内》曰：

上古之传言，《春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备，刑罚之所以诛，常于卑贱，是以其民绝望，无所告愬。大臣比周，蔽上为一，阴相善而阳相恶，以示无私，相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无道得闻，有主名而无实，臣专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

其举典籍所载，证明周天子被结党营私而口是心非的臣下所掩蔽，由此说明天子的权柄不可旁落于重臣，而天子之躬亲，虽然会有民众效法，却是自取其辱的做法。

从《晏子春秋》可知，孔子同时代的晏婴，也好引《诗》为论。韩非子同样对晏婴有批评。《外储说右上·说》记载晏婴引“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之诗，说明全齐之民纷纷归属田成氏，而田成氏将取代姜氏，执有“泱泱”、“堂堂”之齐国，景公不禁“泫然出涕”，而晏婴提出的策略是“近贤而远不肖，治其烦乱，缓其刑罚，振贫穷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给不足”。韩非子对此颇不以为然，他以为君主控制大臣，“势不足以化则除之”，晏子之说“是与禽兽逐走也，未知除患”。读者可以推论，韩非子对于晏子的引《诗》也持非议之态度。

不仅如此，韩非子也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通过引《诗》，全面质疑儒家对于尧舜汤武的推崇：

《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教悌忠顺之道也。然则有道者，进不为臣主，退不为父子耶？……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今舜以贤取君之国，而汤、武以义放弑其君，此皆以贤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贤之。古之烈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是进则非其君，退则非其亲者也。且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乱世绝嗣之道也。是故。贤尧舜汤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乱术也。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杀之。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谓义。仁义无有，不可谓明。《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信若《诗》之言也，是舜出则臣其君，入则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韩非子·忠孝》）

“贤尧舜汤武而是烈士”，的确是儒家的核心立场之一，但是在韩非子看来，这恰恰是“乱世绝嗣之道”，“天下之乱术”，非忠臣之所为。韩非子也主张“事君养亲”，但是却极力主张现实君权与父权的权威，必须凌驾于一切德行之上，也必须凌驾于历史和经典之上。韩非子已经洞察到引《诗》、《书》对于现实的君权和父权有批判功能，但他把这种批判定性为“不忠”、“不孝”。从学理上批评《诗》、《书》本来是很有意义的，韩非子的分析确有一针见血之处，但“燔《诗》、《书》”从一种主张变成一种政策，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然，文化和经典的“软力量”，又不是强权和烈火所能吞噬的，所以陆贾才理直气壮地屡称《诗》、《书》于陶醉于“马上得天下”刘邦之前。同时，也需要注意到，韩非子关心的种种议题，其实也是儒家要经常面对的问题。比如，对于“舜见瞽瞍，其容造焉”的典故，以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诗句如何理解的问题，在孟子和他的弟子那里，就已经很认真地讨论过了，孟子以为依据《小雅·北山》，该诗句是抱怨王事过多（详见下文）。但《吕氏春秋·孝行览》以为该诗为舜自作，而且《吕览》要讨论的问题是舜的贤能不会因为尽有天下之臣民与土地而增加，也不会因为完全没有臣民与土地而减损，他从耕地打鱼到贵为天子，完全是时遇的原因。此种讨论，和儒家的思想并无抵牾，而《吕览》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含义，恰和韩非子相同。故而，《小雅·北山》的上下文，并非确定该诗句的最可靠依据，这一点需要特别留意。

另外，即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非舜自作，而是流传已久的俗语或为其他诗人所作，为《小雅·北山》之诗的作者所引用，也是有可能的。果如此，则韩非是而孟子非了。《荀子·君子》谓：“天子也者，势至重，形至佚，心至愈，志无所诎，形无所劳，尊无上矣。《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之谓也。”也是从“天子”的至高无上和无所不有的角度来引用此诗，更可见韩非子的“曲解”，并非没有理据。

另外，《淮南子·俶真》也记载了对于儒墨两家援引《诗》、《书》风气的批评：

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

此种批评应该是正常的学术争论，今日之学界，不应再忽视。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墨家和儒家对于如何诵读《诗》、《书》，其实认识不同，以丧礼为例，墨家批评说：

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墨子·公孟》）

墨家以为儒家所主张的丧礼之期过长；即使没有丧事期间，儒家“诵《诗》、弦《诗》、歌《诗》、舞《诗》”的习气，也使得统治者无暇问政，而民众没有时间做事。此种看法，倒和法家很接近。由此可知，“诵《诗》、弦《诗》、歌《诗》、舞《诗》”，平素为儒家所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