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援越抗法与参加日内瓦会议

战后国际关系史所称的日内瓦会议包括两次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多边会议。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是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举行的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有18个国家参加会议，最终达成了在印度支那地区恢复和平的协议。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是1961年5月—1962年7月2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有14个国家参加，最终达成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协议。这部分涉及的是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以下简称日内瓦会议），主要是分析中国参加这次会议的政策，及其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从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参加多边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与之打交道的几乎包括了当时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国家的代表人物。其次，中国代表团的行动反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发展，即中国力争在周边保持和平环境时，既反对敌对大国在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部署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安全，同时也避免被盟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

1953年9月28日，苏联向美、英、法等国提出，召开一次包括中国在内的外长会议，讨论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冲突。在1954年初柏林举行的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期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出，在日内瓦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国外长会议，并邀请其他一些有关的国家参与，共同讨论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这个建议被其他三个国家接受，这三个国家当时都没有同中国建交，美国政府还专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同意与中国外长共同开会，不等于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尽管如此，各大国同意召开有中国参加的国际会议本身已经表明，它们均承认中国在解决东亚各种问题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之所以迅速上升，除了上述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这个原因外，也是因为在建国后中国领导人实施的另一项重要政策，即援越抗法。援越抗法是指1950年3月起到1954年7月，中国援助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反抗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援越抗法政策对后来中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也是全局性的和深远的。

19世纪中叶，法国政府开始派遣军队进攻越南，强迫越南的顺化王朝签订条约，使越南逐步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中法战争之后，法国又通过与清政府谈判，迫使清政府承认了法国在越南的统治地位。1887年法国在河内宣布建立印度支那联邦，此后法国逐步向整个印度支那地区扩张势力范围，相继控制了柬埔寨、老挝等，并将它们统统纳入到印度支那联邦的统治范围。

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迅速高涨。在中国的影响下，越南国内也开始出现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革命运动。在反对法国殖民统治运动的背景下，1930年胡志明（当时用名是阮爱国）发起并领导成立了越南共产党。越共成立后，即发动了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暴动。这次暴动很快便失败了，胡志明被迫流亡国外，前往苏联继续从事抗法活动和其他政治活动。1938年胡志明从苏联返回越南，领导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1940年胡志明领导建立了“越南独立同盟”，当时简称“越盟”。“越盟”是以越南共产党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组织，其中也包括了其他一些抗日反法的政治组织，内部的组成比较复杂。

1940年6月，法国的贝当政府宣布战败投降，在越南的法国殖民政府随之倒向法西斯阵营。9月22日，法越殖民当局与日本签订《日法越南协定》，内容包括允许日军在越南登陆，利用越南的三个机场从事战争行动。10月，日本空军进驻河内机场，不久即开始从那里起飞，轰炸中国西南的重要城市和其他目标。战争期间，法越殖民当局允许日本将越南作为攻击中国的战略基地，曾经对中国的战略后方造成极大的威胁，导致国民政府与法越殖民政府的关系急剧恶化。国民政府这时也开始公开支持越南的反法独立运动，不少越南反抗人士进入中国，其中一些人以中国边境地区作为基地，积极返回越南进行反法斗争。

1945年3月9日，日本政府在败亡前夕，命令驻印度支那的日军发动突然袭击，逮捕法越殖民政府领导人，将4000余法军缴械，并对整个越南实行军事占领，还扶持了一个由安南皇帝保大主持的傀儡政府。日军的行动从另一方面看，实际上也宣告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已经结束。当时法国已经解放，中国同法国的关系成为反法西斯盟国关系，有关大国之间也就战后在印度支那地区实行临时托管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国民政府对如何处理印度支那问题并未采取积极的行动，也没有再积极支持越南的反日抗战力量。

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根据盟军的分工，在越南的中国军队以北纬16度线为界，占领以北地区并接受日军投降；英军则占领以南地区并接受那里的日军投降。后由于英国不希望在印度支那驻军徒耗国力，与法国达成协议允许法军登陆，接管英军控制区，由此引起了法军非法进入越南的事态。日本投降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发动起义，在河内宣告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日本扶持的保大政府随着日本投降也垮台了。结果，在越南一度形成了中法越三方之间的复杂关系。法国在军事占领地区又扶持起保大的政权，而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却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承认。

蒋介石为了内战的需要，并不希望长期在越南驻军，企图将16度线以北地区和平地移交给法国。通过与法国的协商，双方于1946年2月28日达成中法协议，主要内容是中国军队将在越南的驻防区移交给法国，法国宣布放弃以往在华攫取的特权。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安全顺利地撤军和基于自己内部矛盾的一些考虑，也做了一些外交调解。3月6日，法国与越盟政府达成初步协议，国民政府遂将驻扎越南的部队全部撤出，运往东北打内战去了。

中国军队撤出后，法国政府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成为越南的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它们之间进行过谈判，胡志明本人还前往法国的枫丹白露，但最终未能解决双方的根本矛盾，即维持殖民统治还是越南彻底独立。1946年11月23日，法国海军炮击海防。12月19日，法国军队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全面进攻。第二天胡志明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越南抗法战争从此开始。由于越南是中国的邻国，如何应对越南的局面和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战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如前所述，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有历史联系。作为越南民族解放运动先驱和领导者的胡志明，同中共领导人早有直接交往，并建立了比较密切的个人关系。1922年，胡志明在法国结识周恩来。1923年胡志明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成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这期间他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位中共领导人联系密切。当时还有其他一些越南的革命志士在广州从事建立组织的工作。中国抗战爆发后，胡志明于1938年途经中国回国，在西安、重庆、桂林等地同周恩来等一些共产党人有过联系。在中国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南方省份的一些党员干部为避免国民党的迫害，曾转移到中越边境越南一侧越共控制的地区，进行组织培训等活动。也曾有中共部队在困难时刻，进入越南分散隐蔽，得到越共的支持和帮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胡志明派遣的两名特使便到达北京，转达越共希望中国向越南抗法斗争提供援助的请求，也包括建议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外交上相互承认。中越直接联系从此开始。刘少奇随后要求在云南、广西作战的部队领导人，了解中越边境地区的有关情况，以及研究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12月间，中国领导人决定向越共提供部分军事援助，同时建议越共派遣在政治上能够负责的领导人组成代表团秘密访华，以便讨论和协调双方的主要政策，中国方面可以护送。1950年1月，中国领导人决定派罗贵波为代表，赴越南了解情况并负责与越共的联络工作。在此背景下，胡志明本人于1950年1月秘密访华，与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由于周恩来随即前往莫斯科谈判中苏同盟条约，胡志明秘密与周恩来同行，到达莫斯科访问，与毛泽东、斯大林等直接讨论越南的抗法斗争。此后胡志明先回到北京，向刘少奇递交了要求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书面请求。这些外交活动为中国援越抗法奠定了政治基础。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中国的援越抗法政策于3月确定并开始执行。

中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援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给予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外交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国际社会中长期处于孤立地位，没有得到一个国家，包括社会主义阵营中各国的承认。胡志明访华期间表示，希望中国能够立刻给予外交承认。中国决策层经研究认为，在法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利多弊少。在中方的建议下，胡志明于1950年1月14日公开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愿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天，越南外交部长黄明鉴致电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宣布与中国建交。18日周恩来复电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越南合法政府，并与之建交和派遣大使。

应该说明，中国与越南建交是有带动作用的。与越南建交的最终决定是毛泽东在莫斯科时作出的，中国代表团肯定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协调。在中共中央给越共中央的电报中已经说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会采取各自认为适当的步骤，与越南建交。继中国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后不久，苏联、朝鲜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相继宣布予以承认。这一波的建交行动明显地改善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对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是巨大的精神鼓舞。

其次是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包括军事物资、武器装备、人员训练、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军建军和战役指挥。当时越南人民军的主要作战部队基本都是在中国接受训练的。中国对越南抗法斗争的援助与后来给朝鲜的援助不同，基本原则是帮助但不包办，即不直接参加与法军的作战。中国领导人在3月即决定，尽可能提供军火、粮食、油料、医药、干部等所有方面的援助，帮助越南打赢抗法战争，同时也决定不直接派军队与法军作战。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决定只要美军不介入，中国仍不直接参战，继续采取派遣顾问团和提供装备、物资援助的方式，支持越南的抗战。

7月，陈赓将军率部进入越南，协助越南组织边界战役和处理有关援越的具体问题。8月，韦国清将军率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从此越南人民军在中国的援助下，发动了一系列战役，迅速扭转抗法战局，并建立了大片的根据地。1954年春，越南人民军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下，发动了奠边府战役。这次战役的胜利使抗法战争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1950年初越南的抗法斗争情况开始根本好转，中国从这时开始提供大规模的援助和支持，显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越南抗法战争的迅速发展与朝鲜半岛的临时停战这两个事件，是促使有关大国同意召开日内瓦会议的主要原因，也是它们不论愿意与否，都同意中国参加的主要原因。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和援越抗法这两次直接和间接的军事行动，中国奠定了地区强国的地位，取得了在东亚重大安全事务上的发言权。东亚国际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合作，成为当时东亚国际政治的基本特点之一。

早在1951年苏联政府就已经几次提出了中苏美英法五大国会议的概念，当时的建议是召开五大国会议，缔结和平条约。1951年11月1日，中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表示支持苏联的提议。1953年4月，周恩来在给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国际委员会的电报中，重申了中国政府支持召开五大国会议，协商缔结和平公约。1953年9月苏联提出召开五国外长会议并邀请中国参加后，中国政府很快表示赞成，并声明愿派遣代表团参加会议。召开五大国会议的建议最初主要是针对解决朝鲜问题的。中国政府一再表明，不接受没有中国参加的任何解决方案，包括联合国通过的政治谈判方案。中国与美国曾通过第三方就举行相关的政治会议问题进行过交涉，美国显然根本不可能达到排挤中国并主导解决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的目的。随着印度支那战争形势的变化，有关各方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即解决东亚问题必须有中国参加。

1954年2月下旬，中国政府决定由周恩来外长于会议前负责准备工作。周恩来在内部初步提出《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分析了与日内瓦会议有关的国际关系，东亚的国际形势及中国参加此次会议的意义和目的。《意见》提出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指导方针，即“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打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协议甚至临时性的或个别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在朝鲜问题上，《意见》提出的原则是取得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意见》提出“要力争不使日内瓦会议开得无结果而散”。3月2日这个文件获得批准。3月4日，中国政府正式声明，接受苏联政府的邀请，参加4月26日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

中国决定参加日内瓦会议，并在一开始就决心在解决印度支那停战问题上争取达成协议，反映了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久，便卷入到周边地区的两场战争中。这一方面对巩固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全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消除了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在客观上影响了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从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的情况看，中国要集中进行经济建设，就很难再负担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了。而且中国连续卷入两场战争，在周边国家中也引起了一些负面反应，即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感到担心甚至恐惧。

中国在印度支那地区面临的另一个严峻问题，是美国有可能再次进行军事干涉，而且这种可能性当时有升高的趋势。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向法国提供军事援助，以便协助法国维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美国的援助逐年增加，1953年达到5.682亿美元，占当年法国战费的33%。1954年计划援助13.13亿美元，达到法国当年战费的61%。特别是1953年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提出了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即西方在越南的失败将引起连锁反应，导致西方失去整个东南亚。虽然目前还没有资料足以证明，美国当时已经制定了在印度支那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的具体计划，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它一旦成为事实，将会对中国的安全利益构成严重的威胁。

上述各种因素导致中国领导人从1952年开始考虑并提出新的安全战略构想，并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中国政府决定参加日内瓦会议并争取达成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等，则是这个变化的产物之一。

日内瓦会议于1954年4月26日正式开始。会议主要讨论解决两个问题：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从4月26日开始，到6月15日结束。中国从3月初即开始与朝鲜方面协商，协调双方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朝鲜问题的政策和立场。中国领导人当时的基本判断是，在朝鲜问题上很难取得进展，因为中朝军队与联合国军达成沿“三八线”临时停战的协议，实际上反映了两个阵营势均力敌，美国不可能再做出让步，当然战争也不可能再度爆发。3月8日，在周恩来指导下起草的《关于和平统一朝鲜方案的初步意见》获批准。不过在前述3月2日获批准的《意见》中，有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针已经清楚地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的估计，他们提出：“我方应紧紧掌握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的口号，以反对李承晚的武力统一和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以及人民在没有任何自由下的所谓选举。”显然，中国领导人事先已经决定将讨论重点放在争取政治主动权，不认为有可能达成任何协议。

日内瓦会议有关朝鲜问题的讨论情况证明了中国方面的估计。会议讨论期间，主要是由于美国的阻挠，有关朝鲜问题的讨论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讨论即将结束时，周恩来建议会议通过一个原则性的协议，表明与会各国仍然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美国代表在最后一刻发言，表示美方不参加以周恩来的发言为内容的决议案。美方的行动表明，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允许达成任何有关朝鲜问题的解决办法。这是日内瓦会议未能就解决朝鲜问题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从5月8日开始，参加的有五大国和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六方的代表。谈判到7月21日结束，有关各方最终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如同两大阵营在朝鲜半岛的力量对比势均力敌决定了谈判无法有所突破一样，印度支那战场的复杂态势决定了有关谈判存在着产生积极成果的机会。从1950年底发动边界战役开始，越南人民军经过一系列的攻势作战，逐步扭转了在战场上的被动局面。1953年冬季，越南人民军发动了奠边府战役。周恩来曾经明确表示，希望能在越南打个大胜仗，这样会很有利于谈判取得进展。1954年5月7日，奠边府战役全部结束，法国军队伤亡、失踪和被俘16000余人，法军指挥官被俘，越南人民军从此掌握了战场的战略主动权。

5月初人民军开始发动总攻，各方面也都在观察战局的发展，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被几次推迟。特别是奠边府战役的结果导致法国政府不得不考虑进行认真的谈判，以摆脱在印度支那的困境。5月8日，即奠边府战役结束的第二天，谈判就开始了。不过，越南人民军取得战场的主动权，并不等同于取得了军事优势，更何况还存在着美国直接干涉的可能性。战场态势的这个特点也决定了日内瓦的谈判异常的艰难和复杂。

导致谈判进展缓慢的另一个原因是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国家比较多，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首先，与朝鲜问题的情况不一样，西方国家在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上各有打算，存在严重的分歧。从目前公布的资料看，中国当时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和它们之间的分歧，有比较准确的了解和分析。

美国是从遏制中国的需要考虑印度支那问题的，它力图把法国在印度支那维持殖民统治的战争，转为一场遏制中国的反共战争，同时乘机排挤法国的殖民势力。艾森豪威尔提出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就是这种战略意图的反映。另一方面，由于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受到军事实力、经济、外交和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很难单独在印度支那进行军事干涉，所以美国也不得不顾及法国和英国的态度，争取保持西方国家能协调在印度支那的政策。

法国为了维护在印支战争的殖民统治，在这个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却在战场上持续失利。它作为直接的参加国，越来越难以承受印支战争的重负。特别是遭受奠边府战役失败的沉重打击后，法国国内的反战情绪高涨。随着法国大选临近，拉尼埃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所以法国越来越希望能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实现所谓的“光荣解决”，即通过政治谈判，保住法国在印度支那的部分势力和影响。

英国没有介入印度支那的战争，在印度支那地区也没有需要保护的殖民利益，这也是它当初将17度线以南地区移交给法国军队的主要原因。英国更关心的是在这个地区恢复和平，以免西方国家将注意力从欧洲分散到亚洲，甚至将英国卷入到与中国的对抗或战争中。此外由于英国在亚洲其他地区还保有殖民地，对美国推行遏制战略有可能损害英国在亚洲的殖民统治，是心存戒备的。所以英国同法国一样，除非迫不得已，并不希望美国插手太深。直到日内瓦会议前夕，美、英、法三国并没有能协调好它们对印度支那地区的政策。

其次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有关国家，即苏联、越南和中国等，在一些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看法。这些不同看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战场形势，特别是奠边府战役后的战场形势的认识。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从3月下旬至4月上旬，越南、中国、苏联三国领导人先后在北京和莫斯科举行磋商，交换对印度支那军事形势及有关停战和政治解决等问题的看法，确定应共同采取的政策。经过多次讨论磋商，三方商定在越南争取按照南北划线的方案，实现停战。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会议，研究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并认为停战线以东西划线南北分界为有利，界线尽可能向南划，具体视战局发展而定。

奠边府战役胜利后，越南代表团认为，军事形势非常有利，应该争取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等候普选的方案，这样有利于一举实现越南的统一。中方则认为，越南代表团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还是应以贯彻南北划线停战的方案为主。在老挝和柬埔寨，也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步骤。

其二是在如何解决老挝和柬埔寨的有关问题上，越南代表团的思考和立场明显地受到历史传统因素的影响。印度支那三国沦为法国殖民地后，法国为了操纵当地的民族矛盾，曾经利用越南在历史上与老挝和柬埔寨的矛盾，让越南人参与统治老挝和柬埔寨。越南共产党在抗法斗争中，一方面积极支持老挝和柬埔寨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另一方面也试图利用在抗法斗争中形成的影响力，在战后建立以越南为主的印度支那联邦。这种传统因素影响与对军事形势的估计结合在一起，使越南代表团不愿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做出让步，在老挝和柬埔寨采取何种方式实现停战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中国在涉及老挝和柬埔寨的问题上，与越南有共同的利益和主张，即双方都反对法国继续在老挝和柬埔寨维持其殖民统治，争取使印度支那各国都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政策在调整过程中。为了塑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防止美国利用周边国家作为遏制中国的军事基地，中国希望一些周边国家至少能保持中立和平的立场。从当时的情况看，争取老挝和柬埔寨奉行中立和平的政策，不参加美国在亚洲建立的针对中国的军事联盟，是中国有关政策的一个中心问题，反映了中国的安全利益。这种基于中国战略利益的考虑，与越南方面的意图是有明显区别的。

由于西方国家之间和盟友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和分歧，如何利用西方国家矛盾，以及如何协调盟友内部的政策，成为中国代表团在实现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既定目标方面的主要工作。它们实际上也是认识和理解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对印度支那政策的两条主要线索。

从5月8日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起，谈判最初有20天一直未能取得进展。各方的主要争执可以大致归为两类。第一类是如何处理老挝和柬埔寨的停战，这包括两个问题。

第一是法英等国提出，老、柬问题应与越南停战分开处理。西方国家认为，在老、柬并不存在当地的抵抗力量，在那里作战的是越南人民军的部队，所以问题的实质是越南从那里撤军，而不是停战问题。

越南坚持认为，老、柬问题应作为整个印度支那问题的组成部分予以考虑和讨论，应该同时在印度支那三国实现停战。中国和苏联根据会议前协商的意见，最初均支持越南要求在印度支那地区全部停战，并同时解决政治问题的立场。由于各方的立场尖锐对立，谈判一度陷于停顿。

在参加日内瓦会议之前，中国政府同苏联和越南通过协商，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即争取在整个印度支那地区实现停战，并结束法国在这个地区的殖民统治。这反映了中国反对殖民统治的一贯立场，中国代表团在处理老、柬问题时，始终都坚持了这个原则，同苏联和越南两国的代表团紧密合作，反对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用和平方式继续保留殖民统治的企图。

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有直接交往，同老挝的对立双方和柬埔寨的对立双方等，都没有直接的接触。对老、柬当地的复杂情况，并不很了解。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通过多方面的接触，中国代表团逐步了解到，印度支那三国之间的民族和国家界限早在法国入侵该地区以前就是明确的。老挝王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在两个国家的很多民众心目中，是有合法性的。同时，这两个国家的抗法力量比较薄弱，那里的抗战局面主要是靠越南人民军支持的。面对老挝和柬埔寨的政治现实，在法国等坚持要分别解决越南和老、柬问题，以及美国随时准备破坏谈判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势必要调整谈判方针，既要贯彻中苏越共同商定的原则，同时又要找到推动谈判取得进展的妥协点。

中国代表团及时向苏联和越南代表团提出调整谈判方案的建议，三方不断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对谈判中如何互相配合，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周恩来也与英国代表团进行了直接对话，并达成一些共识，从而消除了英国的阻碍。周恩来还主动与老挝和柬埔寨王国政府的代表接触，阐述中国的政策，在接触中也加深了对两国王国政府的立场与政策的了解。

5月27日，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一项折中的方案，中心内容是在印度支那三国同时全面停战，目前集中谈判解决军事集结区问题，在解决军事集结区的问题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因具体情况不同，将根据划区的原则和当地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具体办法分别解决。周恩来的方案包含了各方意见的共同之处，使谈判取得进展。5月29日，会议各方达成一个双方司令会晤以讨论停战后军队部署问题的协议。这个协议中包括了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即停战包括印度支那三国，同时先解决越南停战问题。

第二是外国军队撤出老挝和柬埔寨。在5月29日的会议集中讨论老、柬问题时，法国提出应从这两个国家撤出外国军队，实际上就是要求撤出越南的军队。老挝和柬埔寨的王国政府也同法国一致，坚持要求越军撤出。中苏越则按照既定方针，否认有越军在老、柬存在。会议因此再次陷入僵持。

随后连续发生了几个重大的事件。首先是法国拉尼埃政府在国民议会的信任投票中被否决，6月12日宣布辞职，法外长因此必须要回国，英国代表随后也准备回国。其次是西方16国代表于6月14日召开会议，决定15日结束朝鲜问题的讨论，16日结束印度支那问题讨论，意即日内瓦会议将无果而终。另外在15日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结束后，苏联代表认为可以“将会议延期举行”，也就是无结果而散。

6月15日上午，英国代表团的卡西亚（Harold Caccia）会见了张闻天，在向中方说明英国的谈判底线的同时，也透露了会议有可能无果而终的紧迫性。当晚在与苏联和越南代表讨论老、柬问题时，周恩来明确提出，应该在老、柬问题的既定方针上有所让步，才能使会议能够继续下去。所谓让步就是承认老、柬有越南志愿军，在撤军问题上让步，争取在越南划线停战方面取得补偿。苏联方面表示支持，范文同经考虑后同意。

16日，周恩来在第十四次限制性会上提出解决老、柬停战问题的建议。他在发言中明确表示同意从老、柬撤出越南军队，同时声明停战后任何外国军队不应在印度支那三国建立军事基地。19日，与会各国就如何解决老、柬问题达成《关于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决定由有关国家的军事代表开始就老、柬军事问题直接谈判。在老挝和柬埔寨的问题上相继获得一些进展，对日内瓦会议的进展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谈判中的第二类争执是军事分界线问题。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一开始，就涉及是否同意以及如何划分军事集结区。法国主张以北纬18度为界，划分军事集结区。中苏越在会议前已经达成共识，争取实现划界停战。但是这条“界”划在哪里，曾经考虑是北纬16度线。后来在会议期间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奠边府战役胜利后，越南代表团对战场局势的判断趋向乐观，认为是法国更急于停战。他们因此提出，应该将分界线划在北纬13度和14度之间。各方的划线主张方案中都包含着战略考虑和重要的利益，差距本来就已经很大。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越南代表团的新设想已经超出了越南人民军实际控制的地区，根本不可能被法方接受。法方也的确表示了决不接受。在划界问题上中国代表团面临新的考验，实际上也是中国的政策面临严峻的考验。

6月中旬，法国比较强硬主战的拉尼埃内阁辞职，法国政治中倾向和谈的势力上升，结果是左翼社会党人孟戴斯-弗朗斯被国会推选为新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在他组阁时承诺，他的政府将采取措施迅速结束印度支那战争。他甚至声称：如果到7月20日还不能就印度支那停战问题达成协议，他的政府就辞职。随后他自兼外长，亲自率团到日内瓦谈判。这一变化表明，法国新政府的确是有迫切的政治需要和诚意，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这也意味着法国有做出让步的可能。

为了了解法国新政府的政策，周恩来推迟访问印度的行程，于6月23日专程到伯尔尼会晤孟戴斯-弗朗斯，以便直接了解法国政府的真实立场。在会谈中，周恩来向孟戴斯-弗朗斯详细介绍了已经就老、柬问题达成的协议，以及中国的基本立场和政策背景。孟戴斯-弗朗斯则明显表现出，有可能在划线问题上采取现实一些的态度。在外长休会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员也与法国方面频繁接触，基本了解了法方的立场，以及孟戴斯-弗朗斯本人在法国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

6月24日周恩来离开日内瓦后，相继访问印度和缅甸，然后于7月3日到中国广西柳州，与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和越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通过与越南代表团商谈便感到，有必要直接与越共领导人直接会谈，在日内瓦只凭电报往返，无法向对方说清楚利弊。周恩来的建议获批准，并得到苏联和越南两国代表的同意。

7月3—5日，周恩来在柳州与越南领导人举行了多次长时间的会谈。在会谈中，双方就印度支那谈判、国际形势和中越双方的政策等，详细交换了意见。然后由周恩来对越共中央成员作长篇发言，胡志明作总结。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包括：（1）印度支那问题已经高度国际化，超过了朝鲜战争的国际化程度，如不能达成协议，东南亚和欧洲都会受到影响；（2）短期内无法靠战争完成越南统一，如美国介入则长期无此可能，而且美国一旦决定干涉可能会非常迅速；（3）达成协议的有利方面是可以用和平方式保住一块地方，争取实现全民选举，分化西方阵营，团结东南亚。越共中央经过讨论同意周恩来的分析，会议确定了力争在化区问题上达成妥协，争取印度支那早日停战。划区方案是争取以北纬16度线划线，在此基础上可作适当妥协。越共中央电告在日内瓦的越南代表团，应倾听周恩来的建议。

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日内瓦谈判情况和与越共中央会谈的结果。会议同意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以及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建议，认为当前问题的关键是印度支那停战，应努力争取其实现。周恩来随后顺道访问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

7月12日周恩来返回日内瓦，当天即与苏联和越南两国代表团负责人举行会谈，介绍中越会谈和中苏越三国党中央商定的一致意见，即“主动、积极、迅速和直截了当地解决问题，在不损害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做个别让步，以求达成协议”。此后周恩来与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会谈，说服他贯彻执行中越两党中央达成的协议。在与苏越代表团协调政策的同时，周恩来也多次会见法国和英国的代表，敦促他们为达成协议认真考虑作出现实的让步。周恩来在会谈中反复向他们强调，中国在解决老、柬问题上所作的努力，核心就是要阻止美国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以及将老、柬拉入美国的军事同盟。法国和英国方面均表示，他们不赞成美国在印度支那三国建立军事基地。周恩来在同老挝和柬埔寨两国的王国政府代表会谈时，表达了希望两国保持和平中立的立场，并获得他们的同意。

在中国代表团的全力推动下，法、越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同意以北纬17度线为界停战。经过前后长达75天的讨论，在7月21日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有关各方终于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和三个停战协定并发表了最后宣言。只有美国拒绝在最后宣言上签字。

中国通过参加日内瓦会议并最终促成印度支那停战，使中国周边的形势进一步缓和，暂时消除了美国军事介入印度支那地区的可能性，巩固了中国南部边陲的安全。通过日内瓦会议，中国和老挝、柬埔寨两个近邻的关系出现良好的开端。会议期间，中、英宣布互换代办，中法关系也取得进展。中美两国代表也就双方公民回国问题进行了接触。

日内瓦会议成功的实践促使中国政府决定大幅度调整外交政策。当周恩来等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多边外交舞台上时，中国的国家利益必须被置于有关政策的中心位置。这突出地表现在印度支那停战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团不仅坚决反对美国的干涉政策和法国维护殖民统治利益的企图，也不赞成苏联的僵硬态度，并说服越南民主共和国放弃了不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等主张和在临时分界线问题上不切实际的要求。中国代表团的努力明显地表现出中国政府从朝鲜战争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当为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力争在周边保持和平环境时，既要反对和防止敌对的大国在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部署军事力量，也绝不再被盟国拖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