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17—19世纪的研究与布克哈特

在17至18世纪，历史学家多半在通史类的著作中提及文艺复兴的历史史事。

在伏尔泰（1694—1778）的身上既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血液，又有理性主义时代的气息，加上他才思横溢的笔触，终成思想泰斗。在伏尔泰看来，历史著作必须记述一个时代的整体，必须传达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伏尔泰所撰《风俗论》（商务印书馆，1995—1997年）一书的中文版中册主要涉及我们通常所说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打开此册，很容易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每叙述完一段时期的历史就会有专章论述文化，如第121章的标题是“15世纪和16世纪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艺术”。伏尔泰在其他著作如《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也十分关注文化现象。G.P．古奇甚至称《路易十四时代》是第一部真正称得上文明史的著作。可见伏尔泰的史学观和专注政治史的史学传统相比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不仅是伏尔泰，而且整个18世纪都没有文艺复兴史的专题研究，不过这一世纪的文化史研究则不乏精品。与伏尔泰生活年代大体相当的欧洲大陆史学界活跃着不少文化史和文化哲学研究的大家。德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温克尔曼（Winckelmann,1717—1768）、法国思想家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德国历史哲学家赫尔德（Herder, 1744—1803）等就是其中的代表。相比之下，温克尔曼文化史学术成就和文化史观点影响最大。他的《古代艺术史》主张从历史的过程看待艺术创作及其历史，特别提出要注意艺术的风格问题。温克尔曼的文化史研究思路为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和方法的基础。孔多塞则在其代表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专门用两章篇幅来谈科学的复兴问题（参见该书“第七个时代”和“第八个时代”）。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思想同样影响了一代人的心灵，他有两本重要的著作即《关于人类教育的另一种历史哲学》（Auch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和《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赫尔德的核心观点是要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历史现象。

18世纪是理性主义逐渐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思想家们特别乐意从事物的规律、事物的整体出发来分析历史和社会现象。1855年，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发表七卷本《法国史》，其中第七卷即以“Renaissance”为题。米什莱使用Renaissance意在表示一个与中世纪不同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仅包括意大利，还应当包括法国、德国等。它提示学人，那些人文主义者要复兴古代的智慧，通过艺术等手段去调和自然感性和理性，并实现根本意义上的文化转型。这种文化转型也可以视作一种由自身原因而导致的文化生殖，或叫Self-generation。这样，学者就应当从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探讨新的文化产生的原因和新的文化内涵。

理性主义时代的法国史学家基佐（Guizot,1787—1874）对14—16世纪政治史的叙述也值得一提。基佐对文艺复兴时段的叙述主要体现在《欧洲文明史：自罗马帝国败落起到法国革命》一书中。基佐《法国文明史》虽然卷帙浩繁，但只写到14世纪初。基佐《欧洲文明史》倡导历史学家从总体上把握历史事实的历史哲学，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紧紧扣住人。因为只有人具备融物质与精神为一体的总体性，因为只有人可以将其活动和成果通过社会的整体结构表现出来（笔者所概括的上述观点可参见基佐《欧洲文明史》第一讲）。这些是我们阅读基佐的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叙述时必须注意的理论支撑点。我们寻着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提示，还可以发现更多的学者的看法。

19世纪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复兴史研究时期。首先应该提及的两位大家是瑞士人布克哈特和英国人西蒙兹。当然还有诸多知名的学者出现在这一时期。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文化史研究逐渐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之一。其中文艺复兴史研究是文化史研究的重点领域。与西方其他历史研究领域相仿，文艺复兴史研究的基本脉络仍遵循启蒙时代和理性主义时代的编史理念，即注意对时代特征加以概括，注意从时代的整体出发来分析历史现象，注意叙述结构的完整性。例如文艺复兴史研究的泰斗布克哈特就非常注重对文艺复兴时期特征加以勾勒。由他所概括的诸如“个体主义”、“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作为艺术作品的国家”等特征，一直是这一领域的研究指导纲领，也被视为欧洲文艺复兴史和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突破。需要说明的是，布克哈特的这种研究和批评的风格贯穿于他所有重要的作品之中。但布克哈特与一些理性主义史学家善谈形而上学的概念不同，他的所有结论都是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并且始终不超出个案所能解释的范围（详后）。

目前布克哈特的德文著作编撰情况如下：

（1）1929—1934年分卷出版的14卷本，简称“JBGA”本。第1—14卷分别是：第1卷《早期论文选》；第2卷《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第3、4卷《意大利艺术指南》；第5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篇论文》；第6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第7卷《世界历史沉思录》、《历史断想》；第8—11卷《希腊文化史》；第12卷《意大利艺术史的贡献》；第13卷《古代艺术》、《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回忆鲁本斯》；第14卷《演说集》。除了布克哈特的书信集、短篇论文和少数几种著作外，大部分重要的著作都已编入。这个本子是以后各种单行本和汇编本的基础。

（2）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布克哈特著作10卷本，简称“GW”本。

（3）正在陆续出版的完整考证版文集，简称“JBW”本。

（4）其他汇编本和各种单行本：《布克哈特书信集》，注意前面有Kaphann的长篇导言；《世界历史沉思录》；《意大利艺术指南》；《艺术与文化史讲稿；回忆鲁本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篇论文》；《希腊文化史》，插图本；《希腊文化史》节选本；《意大利文艺复兴祭坛画》，八开精美装帧本；《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有详细黑白色建筑图片和注释，布克哈特本人对文艺复兴时期建筑有特殊的兴趣，注意细读，等等。

笔者如此不惜笔墨，对布克哈特的著述加以介绍，其原因在于布克哈特的思想、学识和生平等对每一个从事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研究的人都会产生独特的影响。后来经常有作者模仿布克哈特以某个特征为线索撰写文艺复兴史，如桑迪拉纳就以“冒险的时代”为名写就一本文艺复兴读本。但史家更应注意的是，尽管布克哈特主要是一位艺术史家，其一生的贡献也主要是在艺术史的方面，但他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已经把史学的触角伸向了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在他的笔下，家族、兵器、职业军人、滑稽演员、藏书、城市公民生活、庆典、社交语言、妇女化妆、家政、乡村生活、迷信活动等均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因此，布克哈特的作品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的文化史写作风格。布克哈特的风格是：不要被传统的抽象概念束缚住历史学家的手脚。历史学家的唯一责任是立足历史上的个案，通过对个案的概括和研究找出某种历史的共同特征。布克哈特始终提醒自己与那些十分注重概念演绎的哲学家保持一定的思想距离。例如在评点古希腊文化时，布克哈特对形象艺术、诗歌音乐、哲学等做了详细的考察，同时揭示古希腊城邦政治和民族、宗教、生活的各种特性。这些在《希腊文化史》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布克哈特的历史思考方式有明显的历史主义倾向。正如认识布克哈特的业师兰克（Ranke,1795—1886）的历史主义时不能眼睛只盯着兰克处理、考究史料如何客观一样，人们也必须在布克哈特的历史主义背后看到熠熠闪光的精神。例如，布克哈特注意到心灵与语言的关系；注意到发生学意义上的语言丰富性；注意到文学艺术对人性的创造性自由表现，如此等等。因此，布克哈特能够在更高也是更贴切的思想基础上领悟文艺复兴时期各位天才如马基雅维里等的心灵世界。布克哈特对马基雅维里评价的文字虽寥寥可数，却不乏真知灼见。有些历史学家对布克哈特个人及其历史研究方法存有微词。在克罗齐（B. Croce,1866—1952）看来，布克哈特由于对欧洲19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变动持悲观的看法，因而将自己锁在了历史研究的乐园之中，并对中世纪、对文艺复兴等怀抱着特殊的感情。诸如此类的观点都需要重新予以评判。事实上，正是布克哈特的悲观主义、正是布克哈特对形而上学理性主义思想体系的反抗和对个体人性自由的捍卫，才真正抓住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基本特征，并对当时的各种史实做了独到的评述，给了学人许多有益的启示。确实，布克哈特与克罗齐等人相比少了一份形而上学思辨的情趣，或者说，布克哈特没有使自己沉浸在哲学的思辨之中，与形而上学始终保持距离。但布克哈特通过对一件件历史事例的把握，进而概括出时代的特征。布克哈特所使用的时代特征词汇不是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辨，而是一组历史事例的集合或一系列历史现象的浓缩。这种历史思维方式在布克哈特评论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现象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例如他在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文化追求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复兴了的古典文化并不是通过任何学说或哲学理论，而是通过它所培育出来的一般倾向来强有力地影响着宗教”。其他像“宗教气质”等问题也“不能用任何一般的回答来解决”。布克哈特所一意追求的是历史中充满个性的、自由的人和人的创造活动，或者反过来说，憧憬体现充满个性的、自由的人和人的创造活动的历史。总之，布克哈特试图还原生动的历史，同时拒斥用形而上学理性思维包裹起来的历史。

布克哈特的历史主义思想有如下几个要点：

第一，历史是人的历史，因此历史中充满人的精神或灵性。历史的研究就是要展现事件表层背后的人的精神。这一想法体现了德国思想文化的传统，也反映出布克哈特受兰克学派的影响。但这种精神绝非抽象的一套理念，而是由生动的创造性、创造行为和成果体现出来的。例如在评价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时，就要牵涉到具体的个人（费奇诺等），以及他们在理解、解释柏拉图思想时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倾向等。

第二，正因为人、人的精神是历史最主要的内容，而人的精神又富有创造力、千姿百态，并通过每一个有个性的人物生动地创造反映出来，因此精神世界不是千篇一律的原则，而是独特的家园。简言之，历史处处有其独特的地方。个人是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城邦也是如此。一个城市或一个共和国都像人的肌体一样，是有活力的，有独特的生命意义。如果将历史缩小到人这个小宇宙来考察，那么历史也是活的有机体：它无时不在表现自己的生命，维持自己的生命，延续自己的生命。活的有机体的任何部分的变化都反映了生命整体的变化。历史上伟大的人物都对时代精神、对社会现实有独特的感悟。同时，这些历史人物充满想象力，有自己独到的社会政治理想。所以每一个人及其精神创作活动都有其特定的价值。历史学家同样要成为这样一个人，将历史的独特性通过历史学家直觉的本领展现出来。从这一点看，也许历史学家更伟大，他不仅在创造思想文化，他还要与历史人物及其思想进行对话，并将其展现出来。

第三，就每一个历史时期而言，人性、自由个性的力量表现为和存在于具体特定的国家、宗教、文化等形式之中。在人性力量的支配下，国家、宗教、文化等力量相互作用，使社会呈现秩序状态，形成某种特征。其中文化是人的自由个性的总体体现。国家等强势的力量不能以牺牲文化为代价。布克哈特对国家主义等持反对的态度。所以历史学家有无判断人性-文化大势的眼力显得格外重要。历史学家有责任去把握住历史的特征，从而有的放矢地观看其他社会历史现象，并敏锐地在各种社会历史现象中找到思想文化深层的内容。人类历史的命运是，人逃不出盲动人性的制约，但人们可以用自由的精神文化创造提供人性一个暂时的住所，使人性呈现美的外观。为此，布克哈特强调文学艺术对人性、人的自由性、个体精神的整体反映。就此而言，诗人、诗歌等既有现实的素材又有超越现实的因素，从而更能反映由个体的人及其活动构成的历史真实。

第四，以上各点决定了历史学家应当在历史的事例中而不是在思维的原则中去寻找各种问题的答案。当然，历史学家不是去呈现散漫的历史事例。历史事例中也有一般性的因素，如人性、个体精神、自由性等等。这要求历史学家在分析和描述千变万幻的历史事例时做到形散而神不散，并用生动的语言将历史事例呈现出来。在这方面，布克哈特与尼采的观点颇为相似，认为最贴近生活的语言是最为生动的语言。因此，较早的语言（在尼采的心目中就是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和语言）是最值得品味的心灵显现。那种体系化的语言和概念则是生动世界褪色的象征。历史学家一方面要懂得历史中生动的情景，另一方面要善于运用生动的语言去展示那个生动的世界。

总之我们要懂得布克哈特的心灵和方法，从而得心应手地去思索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和文化。

现在就来说说西蒙兹，这位很有诗才和极强个性的历史学家。他的7卷本《意大利文艺复兴史》（Renaissance in Italy）差不多与布克哈特的著作同时发表，并提出了许多相同的看法。西蒙兹善于从广阔的层面来探索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的心灵和创作实践。其人物评传如对米开朗琪罗的研究堪称典范。将西蒙兹的研究与布克哈特的研究做一个比较，很有必要。西蒙兹的著作补充了艺术创作的部分，还写了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的部分，比布克哈特的著作内容更全面。但两人的史学观还是有诸多差别。最明显的是：布克哈特严格遵守历史主义的方法，即始终以历史的事例为分析的基础，绝不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来干扰其研究的对象和研究进程。相反，西蒙兹在著作中经常使用普遍性的概念，如文艺复兴与近代理性精神的关系等。在当代的历史学家中，海尔对西蒙兹做了有见地的评述，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震撼着西蒙兹的心灵，他在那段时期中发现了高度完美的个性、发现了完整的人。可能由于西蒙兹的诗才和极强的个性影响了他对文艺复兴历史完整的把握。但无论如何，西蒙兹对文艺复兴文学史等内容的梳理和评断至今仍被视为权威的看法。我们还是培养好自己的才气，好好地与西蒙兹的心灵进行交流对话。事实上不是任何人都够得上研究西蒙兹的资格，因为要领略西蒙兹的才气实在需要一番锤炼的功夫。中国的学术界有必要对西蒙兹多加关照。

19世纪还有一个才气十足、性格乖戾的艺术批评家佩特（Pater, 1839—1894）。佩特是唯美主义者，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其文艺复兴艺术史方面的代表作《文艺复兴》已译成中文出版。英文版的书前有西蒙兹写的“导论”，叙述了两人的一些交往，从中能一窥佩特的思想、情感特点。西蒙兹以这样的语句结束自己的导论，“他一意向往的是让他的心灵‘像一个孤独的囚徒那样沉浸在自己的梦幻世界里’，正是这种囚徒式的梦幻世界成了这位作家思索、永恒追求的全部工作。”这正是两位心灵相通的艺术史家的对话。《文艺复兴》其实是一部人物个案研究汇集。其中所涉及的人物有些我们比较熟悉如波提切利、米开朗琪罗等，有些如16世纪法国画家杜倍雷（Joachim du Bellay）等我们则不太熟谙。书中还有对艺术史家温克尔曼的精彩评论。所有评论都体现了佩特自己的艺术史独特想法。贯穿全书或佩特所一贯坚持的文学艺术创作理念是：作家去捕捉、呈现的都是美的形式和理想世界，反过来说，任何东西只要以艺术的形式展示出来就必定是一种形式化的理想。为此，佩特还就柏拉图主义等相关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其讲稿集结后以“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为名发表。从某种意义讲，佩特的一生就是一部唯美主义作品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