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2年执教以来，主要担负经济地理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涉足中国文化地理是80年代以后的事。1972年到1982年在冶金工业部工作10年，接触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发现不少经济布局问题的症结在文化上。1980年随中国冶金工业代表团考察日本钢铁工业，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印象深刻。推敲再三，发现文化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在实践中，渐渐领悟到文化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渐渐领悟到文化就是产业，文化就是经济。文艺美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体育娱乐等等，都是蓬蓬勃勃的朝阳产业。环顾世界，凡是文化落后，政局动荡的地方，社会和经济举步维艰。回顾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有一条是政策和方针必须符合国情和区情。国情和区情包括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还包括文化。对于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方面的国情和区情，学术界有比较深入的分析研究。对于文化方面的国情和区情的研究还是个薄弱环节。认识的转化促使我在1987年写成《我国经济地带与东亚经济地带的文化地理背景》小文。这是涉足中国文化地理的起始。

前辈的鼓励和鞭策是促成本书的重要动力。钱学森院士四次亲赐墨宝（1994年11月6日，1995年12月，1996年9月8日，1999年4月29日），谆谆教导加强地球表层巨系统研究，加强既涉及自然过程又涉及社会过程的综合规律研究。10年前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地理学会年会上，吴传钧院士建议写一本中国文化地理方面的著作。吴良镛院士长期呼吁加强跨学科的研究，1999年4月在云南丽江返京的航班上，再次告诫处在北京大学的地位，加强文化方面的研究是责无旁贷的。殷殷期望，铭记在心。

研究文化地理离不开考察和比较。近些年有幸考察一些国家和地区，亲见亲闻，体验深切。为此，要衷心感谢给予协助的各位学友：德国不来梅大学陶普曼教授（Wolfgang H.Taubmann）；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福琴教授（Peter Foggin），维多利亚卡姆森学院余乐荣博士；香港中文大学杨汝万教授；香港大学薛凤旋教授和林初昇博士；台湾大学姜兰虹教授；台湾师范大学张瑞津教授；新加坡大学钟临杰教授等等。最后，应该提到的是美国阿克隆大学马润朝教授穿针引线，安排出访。在酝酿纲目时，马教授特备专函，指点要津。

全书分十二章。前两章总论是理论基础。为了适应干部培训的需要，在第二章中增添了一些中国自然、人种、历史、军事、经济方面的地理知识。第三章到第七章分论，分别阐述语言、文艺、人才、饮食和建筑五个领域的地理问题。第八章到第十二章是区域和城市文化地理，选择几个典型区域和典型城市展开阐述。有些文化地理在应用方面的案例，可供实际工作参考。从总论到分论到区域和城市，构成全书的基本框架。

探索中国文化地理有两个深切的感受。一是学习上的攀登感。文化地理领域广阔，在探索过程中，要不断补充新知识，不断跨越新障碍。伏在案桌上，想起奕林在“凌霄花的自白”中的诗句：“也许，生命的存在，只是在于攀登。……永无止境地攀登，开一朵鲜红的花，留一个滴血的足迹。”在时钟滴答声中，留下行行字迹，确实有与凌霄花相通的攀登感。二是思想上的纯化感。中华文化，犹如“天空中的氧气，自然界的春雨，不可或缺却视之无形，飘飘洒洒，润物无声”。探索中国文化地理，得到精神上的享受，思想上的纯化。如果能通过字里行间，把精神上和思想上的感受，传递给读者一二，将是更大的收获。

胡兆量

2000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