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清秘密宗教概况

明清秘密教门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其一，教派林立，名目繁多，分布范围广泛；其二，以弥勒佛（白莲教系统所奉）和无生老母（明末以后的众多民间教派所奉）为核心，信仰多元化；其三，秘密教门的反社会、反政府活动突出，政府的禁止、镇压措施日趋严厉。

本节所要探讨的，就是明清秘密宗教发展的基本情况。

一、明代秘密宗教概况

（一）明初有关法律

元末农民起义是由相互混合的白莲教、弥勒教和明教等秘密宗教发动的。这些秘密宗教倡导“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之说，便于起义者用以号召群众起来造反，推翻旧政权，开辟新天地，因此成了元末起义者用以发动斗争的武器。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推翻了颟顸虚弱的蒙元帝国，造就了一个崭新的大明帝国和一个起于下层的新帝王。

朱元璋起初由一介平民参加“邪教”发动的造反时，对白莲教、弥勒教和明教等秘密宗教是颇为信奉的，但是这一情形为时不久。随着其军事势力的增大，他的政治立场逐渐发生变化，逐渐向封建统治者方面转变。与这一变化相适应，他对易于被用来发动起义的秘密宗教的态度，也一天天地由信奉而转为疏远，以致转为反对了。

朱元璋作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深知秘密教派对现行秩序为害之烈，如蚁穴溃堤一般。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在著名的讨张士诚檄文中，明确攻击白莲教：

近者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台宪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卖富。庙堂不以为虑，方添冗官，又改钞法，役四十万人堙塞黄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甦其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

这里既谴责了蒙元统治者的昏庸与黑暗，也同样把他原先曾信奉的白莲教、弥勒教以及明教等秘密宗教骂为“妖言”、“妖术”，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态度。不仅如此，朱元璋所部又对张士诚、徐寿辉等部加以攻击、吞并，引起了其他红巾军的强烈不满，因而到明朝立国之后，与白莲教有关的势力还不断发动武装起义来反对朱元璋的背叛行为。明朝前期的反政府起事中，很大一部分属于这种情况。

尤应指出的是，朱元璋在正式建立明朝后，不仅以严刑峻法治理秘密宗教，对于他们的“谋反作乱”，更施以坚决的镇压。

朱元璋登基不久，便明令禁止各民间教派的活动：“中书省臣奏：……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并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诏从之。”

稍后出现的《大明律》更以法律的形式将此项禁令固定下来：凡师巫假借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正月，朱元璋令礼部榜示天下：“有称白莲、灵宝、火居，及僧道不务祖风，妄为论议沮令者，皆治重罪。”

但是白莲教等教派活动并没有止息，它贯穿着有明一朝，遍布大江南北，构成了整个明代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二）明代白莲教活动概况

明代的白莲教从整体上已不具备南宋茅子元创教时期的特点，应该说是传统与非传统相掺合。传统的一面，主要体现在白莲教的宗派上。茅子元“尝发誓言，愿大地人普觉妙道，每以四字为定名之宗”。很多地区白莲教的“普”字法名即传自原白莲会的“普觉妙道”四字宗名，这种情况在明朝的多起白莲教起事中都有披露，如洪武十二年（1379年）四川眉县白莲教彭普贵起事，同年四川嘉定（今乐山）白莲教彭普贤起事，宣德七年（1432年）河北井陉白莲教张普祥谋乱，弘治十年（1497年）京畿郑村坝白莲教刘普善作乱，等等。无论朝廷如何严厉镇压，“正宗”白莲教的血脉总能代代流传。

至于非传统的因素可能更多一点。元末以后的白莲教从整体上已不具备南宋茅子元创教时期的特点，与元普度复教时的信仰也大相径庭。如果谈论明代的白莲教，就历史传统而言，它已经仅具其名而不具其实了。在绝大多数教派的活动中，弥陀净土信仰的色彩渐渐褪去，几乎都信仰起弥勒救世观念，从下述白莲教起事的众多案子可以看出，他们都打着“弥勒佛”的旗号。

而且，白莲教也不仅仅是下层民众反抗封建政权的组织形式，它所表现出的形态十分复杂。众多的白莲教支派从来没有统一过，它们从活动内容与方式到对待统治者的态度往往各有千秋。一些支派仍被民众用为对抗现行秩序的工具；一些支派则在“邪路”上越走越远，导致明中叶后诸多秘密宗教的产生；一些教派的首领则发生蜕变，把白莲教作为敛钱致富和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加以利用，甚至走向社会上层；还有一些白莲教派，在“边寇”窥视中原时，充当奸细，堕落为民族败类。

下面结合史料对明代白莲教的活动做一线索性叙述。

1．明初白莲教的活动

洪武初年，山东即墨人随赟作为元朝故官赴京，授六安州英山县主簿，时陈友谅旧部王玉儿“以妖言惑众为乱”，随赟“集民兵捕之，擒玉儿并其党羽数百人，获伪印器仗，俱送京师”，朱元璋召见赐宴犒劳。

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蕲州盗王玉二聚众烧香，谋为乱，蕲州卫兵执而戮之。同年四月，“湖广罗田县妖人王佛儿，自称弥勒佛降生，传写佛号惑人，欲聚众为乱，官军捕之”。

四川是明玉珍红巾军所建大夏国所在地，白莲教传统很深。洪武六年（1373年）重庆白莲教首王元宝聚众谋反，事败被擒。到洪武十二年（1379年）四月，嘉定州（今乐山市）白莲教头彭普贤和眉县白莲教头彭普贵相约，“以妖言惑众”，“诱众作乱，劫掠居民，转攻州县”。在数月之内“焚十四州县”，杀眉县知县颜师胜，到闰五月才被丁玉率官军剿灭。洪武十四年（1381年）八月，广安州（今渠江县）又有山民“称弥勒佛者，集众惑人，官军捕斩之”。

洪武十九年（1386年）五月，福建将乐县阳门庵僧彭玉琳，改名“全无用”，云游至江西新淦县，“自号弥勒佛祖师，烧香聚众，作白莲会。县民杨文、曾尚敬等皆被诳惑，遂同谋为乱”。彭玉琳称晋王，置官属，建元天定，“县官率民兵掩捕”，擒获彭玉琳等70多名骨干，送京师，“悉诛之”。翌年六月，彭玉琳之徒李某又在袁州宜春县聚众举事，为师报仇，不久即被镇压。不久，萍乡县、分宜县又有白莲教聚众暴动。

洪武二十年（1387年）六月，袁州府宜春县民李某，“妄称弥勒佛，发九十九等纸号，因聚众谋作乱”，为袁州卫“发兵捕斩，获其伪造木印、龙凤日月袍、黄绿罗掌扇、令旗剑戟凡百余事”。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六月，“袁州府萍乡县民，有称弥勒佛教惑民者，捕至，诛之”。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九月，“宁波府有僧称白莲宗者，男女淆聚烧香，捕至京，伏诛”。

湖北蕲黄一带是元末白莲教南部红巾军起事之地，洪武六年间有白莲教教头王玉二、王佛儿分别起事。到永乐四年（1406年）九月，蕲州广济县仍有“妖僧”守座“聚男女，立白莲社，毁形断指，假神煽惑”之事。

陕西阶州王金刚奴自洪武初年即“常以佛法惑众”，“聚众作乱”。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月，王金刚奴又和汉中府沔县吏高福兴及民人田九成，和尚李普治等，聚众“谋为乱”，王金刚奴称“四天王”，高福兴称弥勒佛，田九成称“汉明皇帝”，他们还打出当年小明王的“龙凤”年号。事甫起，教谕王璞“告于汉中卫，卫遣兵捕普治，获之”。九成等率余众“入沔县后河及土门，聚众至千余人。而陕蜀间番民因之作乱。”消息传至京城，朱元璋下令“征西将军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发陕西、四川兵讨之”。起事者在陕甘一带坚持九月，先后失败。只有王金刚奴在沔县西黑山区坚持到永乐七年（1409年），在“潜还本州”时“为官军所擒，械送京师伏诛”。

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江西人李法良，“行弥勒教，流入湘潭，聚众为乱”，永乐帝派丰城侯李彬发江西、湖广兵进行镇压。败李法良于安福县，李法良逃至吉水县被俘，“械送京师诛之”。时有司捕法良党羽，多所牵连。

永乐十六年（1418年），顺天府昌平县民刘化，“衣道人服，自称弥勒佛下世，当主天下，演说《应劫》、《五公》诸经，鼓诱愚民百四十余人，皆信从之。已而真定、容城、山西洪洞等县人皆受戒约，遂相聚为乱，事闻，悉捕诛之。”

在朱元璋、朱棣统治的半个多世纪中，香会、红巾军、弥勒教、白莲教因袭抗元传统，揭竿起事，涉及面几达半个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山东唐赛儿的起事。山东民间教派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明初民间习教风习亦十分炽烈，遂有永乐年间唐赛儿率众起于山东东部之事。

永乐十八年（1420年），山东蒲台县弥勒教头、“妖妇”唐赛儿反，对明统治者的震动最大。唐赛儿系县民林三妻，夫早亡，“少好佛诵经，自称佛母，诡言能知前后成败事”。“少好诵佛经”实为加入某种民间宗教。后祭夫坟返回，“自言得石函中宝书神剑，役鬼神，剪纸作人马相战斗”，遂被奉为教头，在益都、诸城、安丘、即墨、寿光等县传教，自称“佛母”，“以其教施于村里，悉验，民翕然从之”。唐赛儿“初亦无大志，事冗浩阔，妖徒转盛，至数万，官捕之，唐遂称反，官军不能支”。在骨干教徒董彦杲、刘峻（一作刘俊）等人协助下，率众起事，“徒众数千，据于益州卸石栅寨”。明成祖命安远侯柳升率大军征剿，唐赛儿坚守卸石栅寨，被围久，因缺水而致失败（一说夜袭官军，突围后失败），手下董彦杲、刘峻等先后被杀，教徒、民众战死或被捕杀者达6000人，但教头唐赛儿潜逃，当局于山东境内广为搜捕，牵连女尼数万，始终未被抓获。这是永乐年间最大的“妖贼”起事，也被目为白莲教起义。

2．明初其他“妖贼”的起事

虽然明代白莲教的组织因为环境压迫而显得十分松散，但它在教义方面，毕竟有一个信仰核心，就是宣扬弥勒佛出世，当主世界，号召教徒起来反对现政权，建立新政权。在传教方式上，多采取神秘方式，或聚众烧香，或写佛号、传谶语、撰“妖词”，或以幻术相引诱，如撒豆成兵、剪纸人纸马相战斗之类。史料中没有标明具体教派的“妖贼”起事，其活动方式与白莲教类同，这里对明初的一些“妖贼”起事的情况作一撮集。

洪武十一年（1378年）六月，五开洞蛮吴面儿等“以邪法惑人，因聚众为乱”，执杀靖州卫指挥佥事过兴。朱元璋闻讯，“命辰州卫指挥杨仲名率师讨之”。至洪武十一年，“吴面儿复聚众为乱，诏发武昌、宝庆、岳州、长沙、辰、沅诸卫官军讨之”。

洪武十二年（1379年）五月，“四川土人以妖言惑众，相扇而起，守御官军讨之，未平”。朱元璋因令曹国公李文忠设法扑灭。

洪武十七年（1384年）五月，广西北流县民李从周，“以妖术惑众，谋为乱”，镇抚周贵捕送京师，“斩之”。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七月，“宁都卫镇抚彭祥，禽获大笄山妖贼、伪招讨周三官等三十一人，械送京师。”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二月，河南都指挥使司获“妖寇”朱黄头，送至京师。“初，乌撒卫有紫气起，军士马四儿妄言为祯祥，应在己。遂纠合朱黄头等六人劫众，从水西剽掠，逃至南阳邓州，又自称圣人，河南都司出兵剿捕，四儿等窜去，擒黄头等。”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五月，“袁州分宜县民，以左道惑众，捕至京，诛之”。

永乐十八年（1420年）正月，顺天府固安县民王普顺因散布“妖言”伏诛。同年十一月，河北真定府曲阳县人杨得春、蔚满圈“以妖术惑众伏诛”。得春等“素不事产业，不服役官府，有司将治其罪，得春变黄冠服，满圈削发披僧衣，俱逃入晋州，以妖术、妖书、符咒惑众，自称善治兵甲，能令人飞行十里，遂聚无赖，号五百罗汉，谋作乱，事觉，有司捕获械送京师，即日皆弃市，家口财产没官”。

3．明朝中后期白莲教及其他“妖贼”起事

自明英宗至明朝最后灭亡，先后在位的明朝皇帝有11个，时间长达200余年。这一段时间，正是明朝的中后期，一方面，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社会财富比以前积累得更多，另一方面，封建王朝固有的社会矛盾却日益激化。土地兼并日甚一日，地租与赋税剥削越来越重。政治上日益黑暗，贪官污吏横行，豪强地主生活骄奢淫逸，广大农民则水深火热，纷纷破产，沦为流民。内政的腐败，导致边防的废弛，边患因之经常发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危机中，种种民间秘密教派，不时竖旗举事。

明初以来对秘密教派取缔镇压的政策，在整个明朝一直被沿袭，但秘密教派一直没有灭绝，一遇时机便死灰复燃。特别是到了明朝后期，由于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为秘密教派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其活动在万历年间竟达到“天下处处盛行”的程度。史称：“邪教多端，以白莲为领袖。闻河南、山东、湖广、南北畿辅等处犹甚。”他们的活动最终汇入明末农民起义的大浪潮。

宣德十年（1435年）十二月，河北井陉县白莲教首张普祥聚众举事。张普祥“初为真定卫军人，以妖书惑众，后潜居井陉县，自称七佛祖师。遣其党往河南、山东、山西、直隶等处度人。……败后，张普祥挈家属匿于柏乡县，被擒。”

天顺四年（1460年）九月，湖广贵州总兵官都督李震等率官军“追截妖贼李添保，斩获首级三百七十五级”。起先，添保因逋赋税，假以卖药为由，逃入苗境，“伪称唐太宗之后，僣王号，立故贼酋蒙能子聪为总兵官，得能所遗银印，伪作敕书，纠集苗兵万余，筑将台高九丈余，悬黄白旗，服红袍，戴银顶帽，改元武烈，屡率苗兵攻城堡，声言欲攻武冈，直抵湖广，至南京登殿。至是为震等所败，添保仅以身免。”六年（1462年），山西安邑、交城等县有李真、宋普贵等人“妖言惑众，聚劫乡村，伪称王，立年号。汾州民蔚显等格杀其党，缚真等诣官，械至京，真瘐死，普贵伏诛，俱籍没其家。”

景泰年间，有直隶霍丘人赵玉山，“潜以妖术煽惑流民谋乱”，后被逮。又有苏州人许道师倡白莲教，遭官府追捕而起事。

成化年间，刘通、石龙等人在荆襄地区“伪造妖言，聚众作乱，荼毒生灵”，领导流民起义，声势浩大，“伪称王，建伪号为汉，称德胜年，立伪国师、总兵等官，聚徒至四万人，大肆劫掠，攻陷城池”。成化十一年（1475年），辰州府乌罗长官、夷人石全州自称元末明氏孙，僭称“明王”，鼓动苗民起事，“煽动古苗州，洪江、甘篆诸苗，咸应之”。

弘治二年（1489年），山西“妖贼”王良、李钺等谋起事，“所谈皆虚幻事，从之者数百人，遂谋不轨”。他们在起事前，进行了长期、大量的准备工作，王良曾“撰妖言”数十篇。白莲教头领李钺，为举事而经营数十年，“北面受戒者”达数千人之多，又设立了“大乘苦宝七十二教名色”的组织系统，相与言曰：“吾佛法既为人信服，由是而取天下亦不难，但边兵密迩，虑或相挠沮，若与达虏通谋，令其犯边，因官军出御，乘间而起事，可济也。”王良付诸实施，派人前往联络蒙古小王子，请其出兵，自己“愿为内应”。事发，被明军围剿，捕获100余人，收缴“妖书、器械、衣服、马匹颇多”，同伙54人解往北京，“悉斩之”。

正德年间，河南归德等地有白莲教徒赵景隆自称“中原宋王”，聚众千余人谋起事。江西赣州有湖广人蔡妙光“自称传度弥勒佛”，“鼓众为乱”。世习白莲教的李福达起事时，在陕西洛川县言弥勒佛出世，当主世界，并说“某男当为文武将佐，某女当为后妃嫔御”。

正德三年（1508年），山东曹县有赵实、陈朝宗起事。七年（1512年），河南归德等地有白莲教徒赵景隆“以白莲教惑众，自称中原宋王复出”，聚众千余人，“皆绛色衣巾”。武平卫指挥石坚等“率兵击斩之，并擒其党五百余人”。十二年（1517年），云南乌蒙等地“蛮夷”在普法恶（四川叙州僰人子）起事，普法恶“通汉语，晓符箓，以此自负，潜怀异志，尝与夷妇米浪通，遂以米浪为王母，孙弥勒佛出世，自称蛮王，扇诱诸夷，从者日众，略傍近居民，肆其荼毒。巡抚都御史马昊先后抚谕之，不从，乃调兵征之。”其间，“流民谢文礼、谢文义应之”。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汶上县有白莲教僧惠金等聚众反明。三十年（1551年），萧芹、吕明镇与同党多人“挟白莲邪教”导蒙古军队犯边。三十三年（1554年），有“奸人”吕鹤、邱富“以左道惑众，复叛降俺答，为之谋主，鹤遣其党阑出塞外，引寇入犯，为侦卒所获”，吕鹤遂被明军逮杀。

万历年间，白莲教势力更盛，南京有白莲教“妖人”宋四八传《指南书》，“惑众”起事。安徽凤阳有白莲教首领赵古元、孟化鲸等称“世道之将变”，所在“皆为所诳诱”，“众至七千”。福建邵武府有白莲教徒“盟香贼”谋起事。万历十四年（1586年），东昌王登、黄恩等谋反。十七年（1589年）四月，广东始兴“妖僧”李圆朗与翁源人王子龙“作乱”。圆朗造妖书煽动人心，言有易死还生、先天演禽及剪纸为人马，夜则飞动并飞劫杀人诸秘法，“诡称翁源人王子龙为黄巢之后，有巢遗金十二窖，愿从者瓜分之。又言子龙乃弥勒降生，子丑年天有大灾，鬼将啖人，捐资自投者，给朱符可免。因聚众数百人，分兵至东桃隘、饭罗峒，刲牲祭纛，鸣金下令，东桃人惊走，因肆焚劫，又犯南雄府。”有司集乡兵击败之。

这一时期，王森所创闻香教在秘密宗教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其徒弟徐鸿儒等发动的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也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史称：“蓟州人王森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徒有大小传头及会主诸号，蔓延畿辅、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森居滦州石佛座，徒党输金钱称朝贡，飞竹筹报机事，一旦数百里。”万历二十三年，有司捕获王森，“论死，用贿得释，乃入京师，结外戚中官，行教自如。”后因教内矛盾，“事尽露”，王森“复为有司所摄，越五岁，毙于狱。其子好贤及钜野徐鸿儒、武邑于弘志辈踵其教，徒党益众。”天启二年，好贤等“见辽东尽失，四方奸民思逞，与鸿儒等约是年中秋并起兵。会谋泄，鸿儒遂先期反，自号中兴福烈帝，称大成兴胜元年。用红巾为识。五月戊申，陷郓城，俄陷邹、滕、峄，众至数万。”至于鸿儒的传教成就，据称：“鸿儒躙山东二十年，徒党不下二百万。”

二十八年（1600年），“徐砀丰沛，壤接河南、山东，白莲妖术盛行，近有赵抚民、孟化鲸、赵天民等招合亡命，布散流言，大骇听闻。”同年，山东单县民人唐云峰倡乱强贷，首恶赵世龙等聚党万余，部署职名，肆其猖狂，造作逆谋。三十三年（1605年），福建瓯宁县谢屯乡民吴建兄弟等人，奉“白莲道教”，“聚众数千，布讥扬旗，结营派哨”，后被兵备道刘毅等镇压。

三十四年（1606年）十二月，“南京妖贼刘天绪谋反，事觉伏诛”。天绪本河南永城县人，流寓凤阳府临淮县朱龙桥，崇奉无为教主，妖言朱龙桥有七千里云程，其处有退骨塘，入浴其中，即可脱骨成佛。里民王宗等人信从，各署“妖号”有十二天、十二佛、十二星之名。久之，徒与渐众，南北千余人，遂怀不轨，自称为辟地定夺乾坤李王，与南京寡妇岳氏奸通。天绪曾造“妖书”一册，声言冬至日李王出世，与王宗等相约：“若等以十一月朔旦从我至神烈山，如吾当帝者，吾拜天即便有豪气上腾，如无此气即吾无帝分。”届期，王宗等如言与天绪登山，升志公说法台，拜天望气，无所见，既下山，至朝阳门外，果见黑气一道，状如天河，自西北亘于东南，宗等遂信为真主，相与定谋，购造“弓刀、器械、勇巾、红服”。天绪复自号为“龙华帝主”，岳氏为观音，封后。岳氏复为其子求封官爵，天绪用赭帛书封“钦赐护国将军国公”与之，又伪封王宗等十余人为国公、侯、伯、将军、指挥等官，约于是月二十三日乘百官谒陵举事。信徒陈继学等惧事发祸及，先期告变，事败。

四十六年（1618年）九月，庆阳府安化县白莲教首李文“钩连沿边异党，自称李老君、真达磨下生，赐有天书飞剑，拟于十月十二日举事，为人首发缉获。”

天启年间，四川绵阳、樟桐、成都、荣县等地，有白莲教“妖僧”政坤、罗江县学生员刘应送，联合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及其子奢寅等共同起事，并预谋在各县共同起兵。浙江有白莲教叶朗生等人倡“妖言”，“作乱”。京师有白莲教郭鸾“妖言惑众”，并诱“妖僧”妙鲜携带火具入都，“密焚草场”。陕西韩城人刘买得因儿时左臂有痕，每自呼为“团龙”，约集李毛头等起事，“抄造妖书”，部署知县、元帅等文武职官。后被官府“次第执之”。又盩厔县民马元杰见征调四起，“时蓄异谋，家藏抄造天镜诸书，又以邑人李嘉茂精武艺，习左道，因就嘉茂教演。又奉鄠县妖人杨文号金禅教主，愚民从之者甚众，兴平、咸阳、临潼、醴泉、富平之间，多起而应之，刻期称乱，裂布系臂为号。”

崇祯二年（1629年）冬，“白莲贼余党围莱阳，（登莱总兵官）张可大击破之，焚其六寨，斩伪国公二人，围遂解”。

这些连绵不断的“邪教”、“左道”起事，对明王朝的打击相当沉重，迫使它四处调兵遣将、耗资巨万才能镇压下去，这便使本来已经腐朽、动摇的明王朝加速衰落下去。

秘密宗教反明起事也常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并往往与北方的蒙古相结合。其发生于少数民族地区者，主要在西南地区。万历十三年（1585年），广西有“者继荣之乱”。者继荣为云南曲靖罗雄州知州，时有“妖僧”王道、张道“以继荣有异相，奉为主，用符术练丁甲，煽聚徒党”。之后，者继荣“分党四剽，广西、师宗、陆淳诸府州咸被患”，后被巡抚刘世曾率军镇压。天启年间的龙华会举事前，其教徒往各地传令，预谋“西通川蜀，北连丑虏，中收沛梁”。

万历年间，又有湖广靖州学生员贾邦奇，传“妖道”，金云峰、曾光等造《大乾起运录》等“妖书”，诣永保、保靖、酉阳三土司投递，“纠合倡乱”。

崇祯九年（1636年），善友会即大乘教头目崔应时等50人在锦州城内，与围城的后金睿亲王多尔衮等密约，愿为内应。信中吹嘘皇太极为弥勒佛转世，当下为真主，替代朱明统治，事败，崔应时等为明军处死。而同伙胡有升等人在城破之后，被清政权封官赐财有加，胡有升后官至南赣总兵官。

蒙古在北方的侵扰和境内少数民族地区的反抗起事，一直是困扰明政府的较大问题，而民间秘密宗教反明起事与它们的联合．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化，明统治者更难以应付。

从上述简单的记载可以看出，明代白莲教活动大多打着弥勒佛的旗号起事，许多非白莲教系统的“妖贼”，一般也会被视为白莲教。起事者多沿用元末红巾军的称号，领导者也多“称宋裔”，其所建政权或以“宋”为名，以表明与元末“龙凤”政权的关系。如景泰六年，反政府的霍山民赵玉山自称宋裔；成化元年（1464年），山东景州赵春、张仲威等人率众起事，“自称宋后”；弘治十八年（1505年），河南白莲教徒赵景隆自称“宋王”；正德三年（1508年），山东曹县等地“妖贼”赵实、陈朝宗等“以红巾为号”，从事反对明政府的活动；天启二年（1622年），山东徐鸿儒起义，也约以红巾为号。

还要注意，明代白莲教活动多爆发于元末红巾军十分活跃的地区。山东是元末红巾军起义活动较多、影响较大的地区，明代白莲教起事规模最大的唐赛儿和徐鸿儒起义即在该省爆发。湖广、江西和四川一带也是元末红巾军、白莲教活动的重要地区，陈友谅、徐寿辉、明玉珍政权被消灭后，其余部仍有相当的势力，在明初多次起事。可以看出，明代白莲教的反明活动，与元末白莲教起义力量的分化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其中一部分很可能是直接继承了元末红巾军某些支派同朱元璋一系相互争斗的传统。

由于明代白莲教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有明一代，一直被统治者斥为“邪教”，遭到严厉镇压。由于明代社会矛盾复杂而激烈，对于他们的反抗，我们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明中叶以后出现的著名教门

如果说明初白莲教的起事带有比较明显的政治性质的话，那么，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一些不安本分、追求现世利益的下层社会中人，把传教敛钱视为一种摆脱生活困境甚至借以致富的门径，遂不避风险，以医病、巫术等为手段，以消灾纳福延命及来世利益（成仙成佛）为说辞，创立种种名目的教派，由于它们在创教伊始就受到政府或重或轻的压制，最终都不免归于“邪教”、秘密宗教一类。

明中叶以后出现的著名教门有罗教、闻香教、弘阳教、黄天教、三一教以及由它们演变而成的一些支派，其组织和活动对明代社会的影响极大，并逐渐超过了白莲教的影响——尽管由于政府的蒙昧而常常把各类民间宗教都称为白莲教，即所谓“皆讳白莲之名，实演白莲之教”。

明中叶后出现的各类秘密宗教教派往往延续至清朝甚至民国，这里择取其中几个最著名者加以介绍。

1．罗教

明中叶至明末，民间教派纷起，民间宗教活动愈演愈烈，万历四十三年，礼部奏称：“近日妖僧流道聚众谈经醵钱，一名涅槃教，一名红封教，一名老子教，又有罗祖教、南无净空教、净空教、悟明教、大成无为教，皆讳白莲之名，实演白莲之教。有一教名，便有一教主。愚夫愚妇转相煽惑，宁怯于公赋而乐于私会，宁薄于骨肉而厚于伙党，宁骈首以死而不敢违其教主之令。此在天下处处盛行，而畿辅为甚。不及今严为禁止，恐日新月盛，实烦有徒，张角、韩山童之祸将在今日。”万历四十八年，礼部右侍郎孙如游上言：“窃惟徼福免祸者，人情也，而巧言祸福以中人心者，左道也。此在白莲、无为等教已两经臣部具题严禁驱逐，近又有红封、大成等教，则避白莲之名而传其钵，逃无为之号而广其派，四方各有教首，谬称佛祖，罗致门徒。”这两段引文中，罗祖教、大成无为教、无为教指的都是罗教。

罗教是明中叶最早形成的著名秘密宗教组织，因为该教徒子徒孙尊教主罗清为“罗祖”，人们又将该教称为“罗祖教”，又有无为教、悟空教、罗道教、大乘教、善友会等名目。

罗教创于明正德年间，创始人罗清，为传教方便，他曾化名罗静、罗怀、罗因、罗孟洪、罗梦鸿等。罗清“家住山东莱州府即墨县猪毛城成阳社牢山”，祖辈当军，隶北京密云卫古北口军籍。罗清三岁丧父，七岁丧母，由其叔婶收养长大，后成为运粮军人，在经历生活磨难后，罗清“想生死，六道苦，胆颤心惊”，开始创教活动，“到成化，六年间，参师访友。朝不眠，夜不睡，猛进前功。茶不茶，饭不饭，一十二载。到成化，十八年，始觉心明。在十月，十八日，祖成道果。”罗清修成正果后，开始传教，并著“五部六册”：《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上、下册）、《正信除疑无修正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由于罗清是运粮军人，因而他传教的对象主要以军人为主，此外又有农民、手工业者等。由于运粮军人流动性很大，因而罗教的传播主要沿运河地区发展，渐及华北、华东和华中。尤其是华北：“蔓引株连，流传愈广，踪迹诡秘，北直隶、山东、河南颇众。”

罗梦鸿故后，罗教便由他的子女和弟子分割成许多支派。罗梦鸿的儿子佛正和女儿佛广继承了罗教的正宗，称无为教或罗祖大乘教。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有的继续称为罗教或大乘教、无为教，有的则另立宗门。这样，不仅组织上有了变化，而且在教义方面也有所发展。如罗梦鸿的再传弟子秦洞山在所著《无为正宗了义宝卷》中，既继承了《五部六册》的教义，又特别突出“三教合一”的思想。孙真空则因袭罗梦鸿思想，著《销释真空扫心宝卷》，强调儒家的“忠君孝亲”和“三纲五常”，另立“南无教”。

罗教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罗清的“五部六册”中，而“五部六册”对以后秘密宗教、民间宗教的影响，又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世界观及宇宙起源方面，罗清吸收了佛教的“空”论，形成“真空”观，认为真空是永恒的、绝对的，是宇宙之根本，世上万物皆由“真空”而来；二是在修行方法上，罗教吸收道教的某些成分，提倡清静无为，认为人们要达到真空境界，回归“真空家乡”，必须抛弃一切杂念，反对一切斋戒活动，只向自心中求解脱，“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由于罗教的这种主张，因而又被称为无为教，罗清本人也被称为无为祖、无为居士。

罗教创立以后，其教徒经常利用罗教发动反明起事，这在万历时期及其以后尤多。如前引万历三十四年无为教徒刘天绪起事即为著名事例。

罗教的基本教义，实为当时社会矛盾的折射，被许多生活贫困、走投无路的下层民众视为救世箴言，因而，明代后起的许多其他秘密宗教教派为招揽徒众，也多采罗教五部六册之说，或改头换面，或敷衍成篇，如黄天道、收圆教、大乘教、圆顿教、闻香教等，其教义即多受罗教影响。

2．闻香教

闻香教是罗教的一个支派（一说独立创教），但它后来势力的发展甚至可与罗教比肩。该教有大乘教、东大乘教、大乘弘通教、善友会等多种名称，由蓟州人王森创立。

王森原名石自然，出身贫寒，操皮匠生理。据称，他曾路遇一妖狐被鹰搏击，援手救助，妖狐断尾相谢，王森遂挟“妖术”创立闻香教，又名大乘弘通教、弘封教。实际上，王森是利用了当地的迷信及社会矛盾，自立一教，借以传徒敛钱。后来他从蓟州迁居滦州石佛口，假冒当时已经颇具影响的京畿吕尼大乘教。后人便把吕尼一支大乘教称“西大乘”，王森的闻香教称“东大乘”。

闻香教仍以罗祖为祖师，以五部六册为主要经典，要求门徒谨守无为大道。

王森通过传徒，聚敛到大量钱财，遂收买太监，与王皇后娘家认了本家，以“皇亲”名义四处招摇，势力迅速发展，成为一方豪富，有资料说其住宅“屹然如城”，几个儿子更是妻妾成群。王森把自己加以神化，自称活佛，让信徒顶礼膜拜，信徒们见他时“俱称朝见”。后因教内分赃不均，王森被弟子告发入狱，后经运动出狱。不久因其弟子作乱故，再度入狱。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顺天巡抚刘曰梧以“恐妖术蔓延，密授署滦州事永平府薛同知，勒令自缢身死”。

闻香教在经济势力壮大后萌生了强烈的政治欲念。王森长子好礼、次子好义拥资经商，未参与教务，教权为三子好贤继承。天启二年（1622年），王好贤以“辽阳失陷，内地空虚”，“密约十方，亟待举事”。然而，真正举事的是闻香教教徒徐鸿儒及棒槌会头领于弘志，他们组织发动了针对明朝统治的大起义。事发，王好贤因害怕被牵连而出逃，被官方缉获后以大逆判处极刑。

徐鸿儒“以左道聚众，入教者饮以迷药，妄言生当为帝为王，死当证佛作祖，转相煽惑，自畿南、中州、晋、赵、淮、徐，在在有之，皆推鸿儒为教主”，“原约燕、赵、秦、晋、齐、鲁、徐、豫之党，俱于八月望日同起”，后来因故先起，自称“中兴福烈帝”，改元“大乘”。各地随之响应，于弘志起于畿南，李思贤起于河南，马元杰起于陕西等，“诸方一时并起，皆著红巾为号，旬日之间，远迩响应”。徐鸿儒失败被捕后曾说：“我与王氏父子经营天下二十余年，按籍而数，吾法门弟子已逾二百万。更迟数日，吾横行天下，孰敢撄吾锋者！”

徐鸿儒闻香教起义（又作大乘教起义）爆发于山东的原因在于当时后金势力崛起，“兵兴辽左”，山东位于运输孔道，征发繁重，赋役倍重于他方。而该省原本自然灾害频繁，秘密宗教的活动此起彼伏：“自乙卯以来，水旱为灾，室家不保，疮痍尚未平复，师旅又苦繁兴，民间又蠢蠢生心，地方又眷眷多事。加以当南北之冲途，生其间者狡狯，兼之强悍。值登莱之海防，官兹土者，谋东不暇顾西。乃教起白莲，酝酿日久，祸延赤社，滋蔓难图。以成佛成祖之邪说，蛊惑人心；以为帝为王之狂谋，激动众听。谬谓得其法者，不逢灾患。遂至从其教者，遍满闾阎，结会传香，订盟啸聚，阳以举行善事，阴实包藏祸心。有司惧发大乱之端，无故不敢挑衅。奸民遂乘多数之后，挟众辄自争雄。难方起而决裂难收，响甫传而徒党并起。”

徐鸿儒起义失败后，闻香教势力依然存在，正如御史练国事所言：“元凶虽擒，余党尚伏。近沛县林汝翥盘获妖人李英等，带有令旗一箱，上书妖言，次第编号，钤盖妖印。据供教主见在大同居住，其党西通川蜀，北连丑虏，中据汴梁，又先于凤阳等处暗集人马，约期举事。乃知天下之为徐鸿儒者尚多也。”

3．黄天教

黄天教又名黄天道、皇天道、无为教，创始人李宾，又名李智坚，因号虎眼普明禅师，故又名李普明或普明佛。李宾是河北怀安县兴宁口人，年轻时务农，后被征入伍，驻守于直隶万全卫野狐岭，退役后生活无着，遂思倡立教门，敛钱致富。

李宾定居于万全卫膳房堡后，开始创教传教活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得遇“真传”。三十七年（1558年），撰《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他传教的中心地区是直隶宣化和山西大同一带，后来，声势日益扩大，传到北直隶及山西各地，明末又传到江南。李宾死后，黄天教由其妻王氏即普光主持，此后又由其二女普净、普照接续教权，普照撰有《太阴生光普照了义宝卷》。再往后则是普照之女普贤以及门徒普静等人继承。

普静是黄天教继普明之后传教最得力者，其著作《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又称《普静如来钥匙古佛通天方册》，对黄天教的教义多有发挥，促进了黄天教的传播。

黄天教“佛道相混，以道为尊”，清人颜元指为“仙佛参杂之教”。从普明、普静等人所著宝卷来看，其教义主要来源于罗教教义，崇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和罗教一样，黄天教把世界的本源描绘成为“无形无影，杳杳冥冥”的“真空境界”，无生老母是造物主和创世主。黄天教又认为，掌管未来世界的是“佛面佛心”的弥勒佛，必须信奉弥勒佛，才能得到拯救。在修行中，黄天教还有崇拜天地日月的内容，称太阳为爷爷，月亮为奶奶，每日参拜三次。后来，随着黄天教传播的日益广泛，普明、普光的地位、名望日高，教徒们即呼普明为太阳，普光等女性为月亮，并在万全卫膳房堡碧天寺建明光塔。

在修行方法上，黄天教虽然也吸收了罗教教义，提倡无为法、无字经、无为道等，但更多地采纳了道教内丹派及全真道的修炼方法，提倡修炼内丹以求长生，并注重“坎离交”、“采诸精”等道教修行方法，成仙成佛。

李宾夫妇故后，教权曾由其女儿一系传承，逐渐分化出“龙门教”（即“龙天门教”）、圆顿教与玄顿教。黄天教南传后，在浙江称无为教，明末嘉靖年间，该教教主应继南见本教的势力不如罗教，便假冒罗教，自称罗梦鸿转世，以罗教自居。其后，浙江庆元县的姚文宇又诡称应继南转世，倡立龙华会，仍以罗教自居。

万历三十二年（1640年），福建瓯宁县（今建瓯县）无为教吴建举事。吴建“初亦以幻术诱众，妄言世界将乱，令人照水，现出富贵冠服动其心，人皆信之。久之，徒众益多，遂欲于谢屯举事”，被同乡施、欧二秀才告发。地方官可能害怕激起民变，未予处置。吴建侦知告密者，决定报复泄愤，施、欧二人闻风逃往顺昌县，吴建率众追杀，终于引起与官军的对抗。时有一来自江西的“侠者”，“乘间缢杀建，而跳身走，建死，众乱”，官军、乡兵适至，大加围杀，余众“投溪水几尽，其脱者又歼于顺昌，建祸始息”。

4．弘阳教

弘阳教又称红阳教、混元教、红阳混元教，创立于万历年间。创始人韩太湖，自号宏阳、弘阳子、飘高祖（或“飘高老祖”），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人，曾读过书，并通医道，青年时期因家乡遭遇旱灾，难以生活，外出逃荒。在贫苦难耐的生活中，韩太湖萌发了对神灵拯救的企盼，四出求道，先在北禅山曹溪洞静修多年，后得到一位道士的指点，终于“明心见性”，“证出弘阳”，在太虎山悟道，融和释、道两教教义，立教开宗，于万历二十二年（1630年）创立弘阳教（清乾隆时期避弘历之名讳，一般称为红阳教）。

为了扩展教务，发展信徒，以实现跻身上层社会的野心，韩太湖来到北京，攀附权贵和太监，结识“御马监程公、内经厂万公、盔甲厂张公”等宦官，在他们的帮助下，印制了大量精美的“宝卷”。弘阳教影响随之扩大，其教徒由京畿一带，扩大到整个北方地区如北直隶、山东、山西等地，明末清初又传到南方。

弘阳教教徒主要以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为主，尤其注重吸纳女教徒，其《混元弘阳血湖宝忏》就是专为超度妇女而写的，弘阳教传教多以烧香、颂经、行医治病为主，这些方式对妇女来说也比较容易接受，故而妇女在其教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弘阳教主要经卷有《混元弘阳飘高祖临凡经》、《弘阳苦功悟道经》、《混元弘阳叹世真经》、《混元弘阳悟道明心经》、《混元弘阳显性结果经》等。南宋柴望《丙丁龟鉴》一书提出丙午、丁末年为动乱之年的说法，因丙为火，色赤，未为羊，故有“红羊劫”之说。弘阳教把这种“红羊劫”说和佛教的三世佛和劫变说糅合一体，创立了三阳说，认为世界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期，过去是青阳、现在是红阳、未来是白阳，提出“红阳劫尽，白阳当兴”，表现了其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向往。

弘阳教的最高尊神是混元老祖、无极老祖和无生老母，无极老祖和无生老母是夫妻，有五个儿子，飘高祖是无极老祖第五子，孔子、释迦牟尼、老子、真武四人则是他的兄长，这种编排实际上反映了韩太湖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观点，故弘阳教同时供奉老子、释氏和孔子。

混元老祖，又称南无太上混元老祖、混元至真老祖、南无最上乘至真老祖、混元至上真空老祖等名号。这位老祖是是众神之神，唯一至上：“先有不动虚空，后有一祖出世。什么祖？祖是混元祖，宗是老祖宗，佛是治世老天。混元老祖坐有阿罗国，……想无天无地，一人治世，先有鸿朦化现，……清气为天，浊气为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诸般都是老祖留下。……无天无地一虚空，混元老祖立人根。”从中可见，混元老祖显然是由道家创世说中先天地而存在且又化生万物的“道”幻化而来的人格神。

无生老母在弘阳教中享有崇高地位，所有的东土众生，都是她的儿女。这些儿女们下生以后，“贪恋虚花浮景，染四色，因之迷妄，闯入沉沦，四生六道”，成了“失乡”儿女，受苦受难，不得超生，无法“达本还原”。无生老母想念儿女心切，盼望他们早早归家，即回到真空家乡，侍伴老母，永断轮回之苦，安享天国之乐。无生老母以慈悲为怀，亲切慈祥，尽管在弘阳教中屈居第三，但实际地位则超过了混元老祖。

混元老祖、无生老母以至诸佛菩萨，都只是“天宫”里倍受尊崇的神灵，在现实世界中的真正救星却是飘高老祖，他受混元老祖、无极老祖和无生老母之命降生东土，普度众生。因此，他是现实社会中的救世主，只有投奔他，才能脱离苦海，进入未来世界。他是老祖和老母在世上的唯一代表，只有他传的经才是“弘阳正法”，只有加入他的弘阳教才能得到超生。在弘阳教看来，只有飘高祖传下的弘阳法才是唯一正宗，别的教派都是旁门左道。在清代档案的记载中，在弘阳教首的家里往往有“混元玉皇飘高祖”图像，有的地方甚至修建专门供奉飘高祖的“韩祖庙”，而儒、释、道三教祖师塑像只能位居其次。

弘阳教除了上述几位尊神外，还崇拜许多神灵，在众多弘阳教宝卷中出现的神祇有三千诸佛、九十八位老祖等，在《销释混元无上普化慈悲真经》中更称颂“南无二百五十菩萨，一千二百菩萨，万二千俱菩萨，十万八千菩萨，百万亿诸菩萨，过去未来现在菩萨，普光如来无数菩萨，无量恒河沙诸菩萨”。甚至连庇护弘阳教的皇太后都被吹捧为“九莲菩萨”，权贵太监也变成“八天天王”。虽然许多民间教派也具有多神崇拜的倾向，但都不能望弘阳教之项背。

弘阳教注重道场等仪式，遇到诸神生日等，都要念经、作道场。

弘阳教是在明代末叶才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教派，它的教义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明社会的情况。明朝后期，皇帝昏庸无能，太监乘机弄权枉法，内忧外患与天灾人祸交相侵迫，社会动荡不安，所以，在弘阳教的经卷里充满了对人世苦难的感叹，以及末劫将至的预言。

5．三一教和一炷香教

明中叶后出现的教派，除了上述数种著名者外，还有两种行为温和的教派值得一提，即三一教和一炷香教。前者分布地域广，如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地皆有，后来还发展到台湾及东南亚一带；延续时间长，迄今仍在福建及海外流传。后者表面上是个劝善团体，但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清代著名的八卦教（八卦教祖师刘佐臣据说就是一炷香教教主董四海的徒弟）。

三一教旨在将儒、佛、道三教合而为一，由福建莆田人林兆恩创建。兆恩本名家子，为人重意气，能文章，博览群书。值倭寇攻陷莆田之后，“骸骨如麻，兆恩捐千金，葬无主尸以万计，名遂大噪”。其后，兆恩著《三教会编》等书，授徒讲学。三一教盛行于明正德、嘉靖、万历年间，以修炼内丹的方法为人治病，其修炼方法叫九序功，久之确见功效，因而得到了无医少药的下层民众的欢迎和信仰。

三一教是一个注重对人行善、对己修身的民间教派，尽管他并不对社会构成直接的危害，但由于它的“结社”性质，仍不时受到所谓正统人士的指斥、质疑，如谢肇淛说：“颇流入邪说，而不自知”，“（兆恩）以艮背之法，教人疗病，因稍有验，其徒从者云集，转相传授，而吾郡人信之者甚众。兆恩死后，所在设讲堂香火，朔望聚会，其后又加以符箓醮章，祛邪捉鬼，盖亦黄巾、白莲之属矣。”他发问道：“（兆恩）既老病，得心疾，水火不顾，颠狂逾年乃死。此岂真有道术者？而闽人惑之，至死不悟也。今其徒布满郡城，其中贤者，尚与士君子无别，一二顽钝不肖者，藉治病以行其私，奸盗诈伪，无所不有，其与邪巫、女觋，又何别哉？余十三四时，见三教书，心甚不然，著论以辟之，今亦不复记忆。及既长，入闽，观其行事，益自负前言之不妄也。”今日，三一教历经数百年曲折，已经开始在福建地区公开流传。

明末，一炷香教在山东境内盛行，创始人为董吉升，字四海，人称“董神仙”、“董老师父”，山东商河董家林村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死于清顺治年间。董氏家族自明末倡教始，至清道光年间，“世传七代，派别八支，时阅二百一十年”。一炷香教支派虽繁，但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其教义与道教关系密切，很多传教人都是道士，在寺庙内设天地台，焚香膜拜，定期作会，编造劝善歌词，“用鱼鼓、剪板拍唱，劝人修善”。作会时，信徒燃上一炷香，对天祝祷。该教门戒律甚严，且日日坐功运气，期望死后成佛作祖。有人认为，在明代诸教中，一炷香教是最保守的一支，在信仰上依附正统道教，在政治上靠拢统治者，在伦理上维护封建秩序，宣扬忠孝，在明清两代的两百多年中，它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民众起事。不过，从我们发现的史料来看，其教内之人为了求道而采取了一些严重的自残行为。

即便如此，从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当局第一次发现一炷香教活动始，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止，六十余年间当局破获一炷香教的教案计十余次，其中除盛京、吉林各一案外，皆在山东、直隶境内发生，而特别以山东北部、直隶南部为多。清中叶后，由于山东民众出关谋生，一炷香教又在东北地区蔓延开来。清中叶，一炷香教与八卦教中部分教派发生融合。

二、清前期、中期秘密宗教概况

（一）清初有关法律

清政权入关之前曾数次接触秘密宗教，其中一次是崇德元年（1635年）接受善友会（闻香教别称）教徒崔应时、胡有升的主动投诚，并分别予以赏赐；还有一次是崇德七年（1642年），由于善友会教徒李国梁不食肉荤，“邪行不止”，获罪后，该组织进而聚众“持书请愿”，故而对一干人等予以严惩。总的来说，入关前的清政权对秘密宗教危害的认识经历了由“无知”到“略知”的过程，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邪教”一词还未进入其视野。

清政权入主中原不久，就遇到了“邪教”这个令前朝统治者头疼不已的重大社会问题。为了维护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统治秩序，清廷对秘密宗教教派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邪教”一词也频频出现于官方文书中。顺治三年（1646年）吏科给事中林起龙奏请查禁各色教门，其中说到：“近日风俗大坏，异端蜂起，有白莲、大成、混元、无为等教，种种名色，以烧香礼忏，煽惑人心，因而或起异谋，或从盗贼，此直奸民之尤者也。”建议朝廷“如遇各色教门，即行严捕，处以重罪，以为杜渐防微之计”。

顺治年间，各地“邪教”活动蜂起，愈演愈烈，且带有反清色彩，实为民族矛盾激烈的结果。面对一股股不可遏止的秘密教门反抗的浪潮，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一月，清帝下旨严禁“邪教”：

谕礼部：朕惟治天下，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黜邪术。……乃有左道惑众，如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名色，起会结党，夜聚晓散。小者贪图财利，恣为奸淫，大者招纳亡命，希谋不轨。无知小民，被其引诱，迷罔颠狂，至死不悟。历考往代覆辙昭然，深可痛恨。向来屡行禁饬，不意余风未敛，堕其邪术者，实繁有徒。京师辇轂重地，借口进香，张帜鸣锣，男女杂糅，喧填街巷，公然肆行无忌。若不立法严禁，必为治道大蠹。虽倡首奸民，罪皆自取，而愚蒙陷网，罹辟不无可悯。尔部大揭榜示，今后再有踵行邪教，仍前聚会烧香、敛钱号佛等事，在京着五城御史及地方官，在外着督抚按道有司等官，设法缉拿，穷究奸状，于定律外，加等治罪。

清廷还正式颁布法令，晓喻天下，明令禁止秘密宗教。

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二十四日，清廷第一部成文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正式颁行全国。其中，《礼律》明文规定“禁止师巫邪术”，“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名色，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异端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监候，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刑律》专设严惩“造妖书妖言”条款：“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监候，被惑人不坐。不及众者流三千里，合依量情分坐。”此后，《大清律》不断增修律例，刑法条款逐步完善。例如，雍正三年律例规定，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者，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皆斩监候。

如果官员办理“邪教”不力，也将受到惩处。康熙十四年奏准：“有愚民自称为神为佛，不能查缉者，降二级调用，或不能禁止邪教，以致聚众张旗鸣锣者，降一级调用。”三十年奏准：“凡官员该管地方，有奸民自称为神为佛，传布符水经版，煽惑愚民，以致聚众敛钱张旗鸣锣者，降三级调用，该管上司，降一级留任，督抚罚俸九月。”四十六年奏准：“地方遇有邪教案件，州县官立赴摉讯，据实通禀院司，按核情罪轻重，分别办理，如有讳匿不报者，照讳盗例革职。”雍正十一年议准：“凡奸匪将各种避刑邪术私相传授学习者，地方官不行查拏，照不禁止邪教例降一级调用。”

尽管清廷法网密布，各种秘密宗教依然滋生蔓延不已。

（二）清前期、中期秘密宗教活动

1．清初秘密宗教活动概况

如果说明中叶以后出现的诸教派是种子的话，那么到了明末清初则开始遍地发芽。明末清初是民间教派的活跃时期，因为当时社会出现了大动乱。明末，一些有识之士认为民间教派是对明王朝的严重威胁，如果不加遏止，势必星火燎原，如刑部侍郎吕坤在万历二十五年（1633年）“疏陈天下安危”时说道：“白莲结社，遍及四方，教主传头，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归附之人。”明朝政府虽然屡屡明令禁止“邪教”，无奈国家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宁，在在昭示着大乱将至。吕坤在同一奏折中说：“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他分析自古以来有四种“幸乱之民”：一是“无聊之民”，二是“无行之民”，三是“邪说之民”，四是“不轨之民”。其中“邪说之民”就是指的上述“白莲结社”之辈。可以说，明末农民大起义正是上述四“民”交相运动的结果，而“邪说之民”在其中又占了相当比重。

顺治三年（1646年）七月，直隶定州发生大成教（即闻香教）案，武强县人赵高明、赵万银等人，“听信妖书妖言”，自顺治二年先后皈依大成教门，每日三次叩头，一报天地，二报皇王，三报父母，烧香避事。妄称将来兵火临头，消灾免厄。并抄写《九莲经》、《定劫经》、《黄石公御揽集》等邪书传颂。并用这些妖书妖言，蛊惑人心，念经时“男女混杂一处”。妖书中除了隐语暗号、图谶符箓、兴亡姓氏外，尚有“争夺天下”的语句。赵高明等传习大成教受到当局严惩，以“违制留发”的罪名分别被斩绞处死。

顺治四年（1647年）十月，山西省绛州大成教首领郑登启、郑怀法等人聚众抗清，后郑怀法被擒，郑登启于稷山县北山走马岭寨，自称大成教师，“纠合妖僧王月天、王明及故明宗姓朱梅川、刘腾蛟等，聚山顶庙内，借名答醮，谋为不轨”，被当局拿获处斩。十三年（1656年）七月直隶平山县、井陉县有人“突倡邪教，意欲创乱”。十六年（1659年），广东省也发现了大成教活动，据广东巡抚张问政奏称：“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初四日，突有邪教周裕自称大成教主，传授七珍八宝，妖言四布，诱人领香聚会”，被广东当局“密行擒拿”。周裕供称：周系陕西三元县人，投到正黄旗原吏部侍郎周希贵门下，常来广东做生意，传徒广东人冯正保，做领众师傅，为其劝化引进多人入教。周裕原想借传教之机，敛钱去盖观音堂。据称，此教门中人，死了不哭，不做斋会，不烧钱化纸，为的是“得大涅槃到清福里去的”。又据冯正保供称：冯系顺天人，一向吃斋，后与周裕相遇，“讲起大成教来”。周裕不在广东时，冯正保“替他主教”，“叫人聚会领香，要敛钱粮”。广东当局将周裕等监禁候审，其余入教妇女“俱行斩首正法，以教风化”。

清朝由于立国不久，不仅面对着前朝遗留下的一副烂摊子，而且很快面临着强大的民族反抗浪潮，所以无暇对不计其数的秘密宗教穷究根本，赵高明一案的量刑根据仅仅是“违制留发”，可见新统治者对秘密宗教的了解程度了。至于康熙、雍正时期，两朝皇帝多少带有“与民休息”的味道，对于“邪教”没有采取什么大的动作，乾隆以后，情形大不相同。仅乾隆、嘉庆两朝，就先后有王伦、林清和李文成及川陕五省“教匪”的大规模起事，至于大大小小的秘密教门案件，则不胜枚举，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中，各种名目的秘密教门就有三四百种之多。

2．清中期秘密宗教活动概况

乾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民众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秘密宗教迅速发展，其教义也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卦教支派清水教首领王伦在山东发起一场颇具规模的叛乱。同年，混元教教首樊明德在河南向教徒提出已到“末劫年”，将要“换乾坤，换世界”。稍后，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在湖北、四川、安徽等地传教时，又提出“弥勒转世，当辅牛八”，宣称“黄天将死，苍天将生”，入其教则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

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的川、陕、楚、豫、甘五省白莲教大起义，广泛流传“弥勒出世，保辅牛八”的口号，成为秘密宗教对抗统治者镇压的典范。这次起义历时九载，占据或攻破州县达204个，抗击了清政权从16个省份征调来的大批军队，击毙清副将以下将领400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20余名，清廷耗费军费2亿两，相当于其4年的财政收入，使得清廷元气大伤，成为由盛世到衰落的转折点。

天理教系白莲教之一支，原名荣华会、龙华会，又名八卦教、白阳教，主要活动在直、鲁、豫等地。嘉庆年间，该教派获得进一步发展，十三年（1808年），以邪教罪被查禁，教首宋进耀等被判刑。林清接任教首后，改称天理教，经过数年的传教、组织活动，至十六年（1821年），共有教众数万人。李文成“统领八卦”、“兼理九宫”，林清则任最高教主。次年正月，林清、李文成等各重要教首，在河南滑县道口镇开会，做武装暴动的组织准备：分封“三皇”、“八宫王”及“六十四卦伯”，使宗教组织与军事组织统一；议定旗帜、服色及口令，规定暴动部队共举白旗，白巾裹头、系腰，以“得胜”为口令；确定暴动计划，预定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三省教众同时起事。届时由林清率直隶教众袭击北京皇宫，推翻清王朝；李文成、冯克善分别在豫东、鲁西攻打官府。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天理教起义。北京郊区的教徒在宫内太监的协助下，一举攻入紫禁城，在隆宗门一带与清军展开激战。嘉庆帝惊呼这是“汉、唐、宋、元、明以来未有之祸”。这次起义由于各地行动不协调，力量悬殊，最终导致失败，林清被捕遇害，李文成自焚。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离卦教总当家尹老须接掌刘功离卦教之初，“仍照刘功旧规，按四季三元上供、升单，为同教人祈福”，“并向同教人敛钱”。随后，他借刘功所传“天盘三副说”，“告知同教，令其各将姓名开写，每名出钱数百文，汇送伊家上供，将名列入单内，升至无生老母处，名为书丁，捏称死后免堕地狱，即可升天”。尹老须因此敛钱致富，先后令其子尹明仁报捐州同职衔，并陆续置买田宅铺业，建盖房屋两所，计百余间，西所为住宅，东所接待同教之人，正厅名收元厅，统名“飞龙寺”。

（三）清代前期、中期江南的秘密宗教案件

清代秘密宗教发展迅速，引起了清廷的高度重视。清廷严密法网，严加防范，涉及秘密宗教的案件不断被查获，相关记载也频频出现在官方文书中。下文将对清代前期、中期发生于江南地区的几起秘密宗教案件加以介绍。需要说明的是，所用资料多为清代档案，十分珍贵。另外，相对于“邪教”盛行的“燕南赵北”地区而言，相对平静的江南地区也是案件频发，颇能说明当时秘密宗教之活跃。

1．乾隆年间的苏浙长生教案

长生教又名果子教，是黄天教在江南的衍生教派。从犯人供词中可知，其教起于明朝万历年间，由浙江西安县之汪长生（普善）创立。该教设有庵堂，奉观音，诵佛教《心经》等卷，起获有《度化定劫卷》、《佛说五公经》、《应劫真经》等“邪经”。该教以却病延寿、消灾祈福之说劝人入教。入教时不收钱，入教者吃斋，定期作会念经，各出资备供香烛饮食。乾隆中期在江苏之吴江、阳湖（今常州）、无锡、江阴及浙江之西安、嘉兴、秀水等县均有查获。

创成于明嘉靖后期、滋生蔓延于万历年间的黄天教，活动地域主要在直隶、山西、京畿一带。但它极具特色的教义和庞大的教势，使它的影响也像罗教一样在明代末叶迅速传到江苏、浙江等地。

清代道光年间刊刻的《众喜粗言宝卷》对这种传承和演变言之最详。在《众喜粗言宝卷》的作者看来，浙江西安县的汪长生是黄天教普静一支的嫡传正宗，他认为黄天教和长生教传自达摩祖师，至六祖慧能传33代，其教分三派五宗。时过600余年，教法湮没无闻，无生老母“忆念悲哀”、“暗传妙法”，派太初古佛于嘉靖年间“临凡”，“居北直隶为七祖，名志坚，号普明祖，立三十六空门，化度十一年，说法二十四会，其传三十五祖，徒众三千。至三十七年戊午岁吐《无为了义卷》二册，凡十八品。至四十一年壬戌圆终。暗隐七年，续传普光为八祖，……传十祖普善，即儒童玉佛下凡，又即孔子性化，授衢州西安县汪正义为子，母梦观音，孕于万历三十二年甲辰，九月甲戌，十七甲子，甲子时生，……小名和尚，道号长生。说法于古溪滩无影山。”

汪长生在世时，长生教已在浙、苏、赣等省许多地方传播开来，成为江南一支有影响的教派。汪长生死后，由其表姐姜徐氏及门徒康龙、高智二人继承教权，传播长生教。

清代初叶，长生教像许多民间教派一样经历了一个平稳的发展时期。但是在清中叶，特别在乾隆一朝，由于江南老官斋教和罗教屡次“犯案”，引起当局对“邪教”的镇压，长生教也未能幸免。

当局第一次发现长生教是在雍正五年（1727年），当时浙江巡抚李卫在杭州等地发现罗教庵堂72座，漕运水手信仰罗教者“数以万计”，遂在浙江究拿异端。在秀水、嘉兴二县查禁长生教庵堂，“将在堂外来之人递回本籍，其本地民人驱逐出堂。斋堂拆毁，改建为普济、育婴二堂。田地入官，即充普、育二堂经费。”

至乾隆十三年（1748年），由于闽北老官斋教暴动，其他民间教派也受到牵连，纷纷遭到查办。乾隆十三年（1748年）春，浙江巡抚顾琮在该省绍兴府一带巡查，发现“有一等邪教，名曰子孙教，又名长生道”。在其给乾隆皇帝所上奏折中记录了这个教派的情况：“子孙教，又名长生道。男曰斋公，女曰斋娘。尊弥勒佛为师，倡言入道之人身后俱归西天，以今世功德之浅深，定来生功名富贵之大小。凡做佛事，名曰开堂，从教之人自携钱米，前赴开堂之家拜佛，名曰赶堂。又令人闭目瞑想，号为清净。更有诡称身到西天目睹佛菩萨及种种奇异佳境，即为来生享受之地者。愚夫愚妇，信从其说，每遇开堂，男女混杂，聚集颇众。”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江苏巡抚彰宝再次发现长生教，是时他在太湖一带巡查，十二日由太湖至吴江县盛泽镇地方，发现有长生教活动，获金文龙一名。据供：有朱华章等住居长生庵，倡立长生教，诱人吃斋诵经，并以果品供佛，分还烧香之人，妄称可以延年，又名果子教。彰宝当即将在庵之朱华章、金文龙、葛永德等拿获，搜出刊抄经卷190本，又究出被诱男妇共20余人，立即委员分往严拿，按名捕获，随即将各犯押解回省，督同臬司等严加细究。据供，其教系已故之姚廷章、倪天祥所传，倪天祥得于浙江衢州府之汪普善，汪普善受教于汪长生，现有汪长生坟墓，在徽州府西安县汪堡墩，墩之旁有长生庵，亦名斋堂，有陆姓斋公接待往来之人，陈姓斋公供奉汪长生画像。又浙江嘉兴县南门外河庵滨有陆天宜，及嘉兴县城内府学前弥勒庵有濮子惠，俱系长生斋公。

彰宝等为了不致泄漏消息，立即派员密赴浙江，会同该地方官查拿。一面知会浙江抚臣督饬办理。并于回苏后，又在苏城阊门外冶坊浜地方，查有长生斋堂一处，拿获管堂人金载臣、刘文远等10余名。

同时，彰宝根据有关线索，饬令各州县细加查察。后据布政使胡文伯、按察使吴坛禀称：阳湖县正塘桥地方，有养老堂一所，系故民马云和创造，传于已故之严惟善，崇奉长生教，现有潘国章、徐上福、张瑞林、卢有余、徐元臣等住居堂内，持斋奉教，藏有《应劫真经》一本，经中妄言水火刀兵劫厄，崇奉其经者，可免灾伤，而转相传播者，更能获福。案犯并供有杨叙发照抄经卷一本。杨叙发又转传与无锡县养老堂贾廷勋及邵无章、邵兴元各抄一本。彰宝即将杨叙发、贾廷勋、邵元章所抄之经起获，邵兴元闻拿，将经本烧毁。

又江阴县周庄地方，有普济堂一所，系故民李敏芳建造，捐置田亩，收养穷民，传与刘相发，始奉长生教。刘相发转传王瑞华，均先后亡故，其堂为陈胜生掌管，陈胜生故后，现为费盛德接管。官府查拿，于费盛德所管堂内起出《度化定劫卷》一本、《佛说五公经》一本，“俱系妄言祸福、教人皈依佛法、免遭劫数等语，其狂悖与应劫邪经相同。”经讯问，均为刘相发遗存旧书，费盛德仅止收藏，尚未传播。又江阴县章乡镇养老堂一所，亦系刘相发存日建置，传与王瑞华之徒陈云章居住，陈云章又收徒陆天甫、周国富，并入长生教。陈云章之师王瑞华遗有阴照一张，妄称佛祖敕书，阴司路引，曾经骗人财物。乾隆二十六年（1687年）八月间，陈云章起意造卖，用绫绢、纸张制造，令买照之人俟身故时将照烧灰入殓，谓其带赴阴司，即有神来接引，不受地狱之苦。照内开写“元都教主广法天尊弥勒尊佛引进”等字样，盖用“篆不成文红戳”两个，哄诱男妇。其绫照每张索银一两二钱，绢照、纸照价值递减，曾卖给民人金子信之妻、女、婶、媳绢照四张，又卖给民人顾四纸照二张，民妇龚吴氏纸照一张，得银、布多寡不等。陈云章另有纸照十张，诱人售卖，人不肯信，尚存徒弟周国富家内。以上各经堂“邪教”人犯及藏匿邪书、阴照等物，俱经阳湖、无锡、江阴、金匮（今属无锡）等县逐一查拿起获。

浙江方面随即查明，衢州府西安县杨村洲地方，在明万历年间，有已故之汪长生创造斋堂，念佛吃素，相沿日久，聚集多人。雍正五年（1727年）间，前督臣李卫查明饬禁，将在堂人等尽行驱逐，房屋拆毁，田地入官。当时府县办理之时，有于现在房屋内拨给数间以为佃种人居住之议，房屋遂未全拆。即有已故之金文标等，辗转接管。据西安县知县胡师亮会同江省委员勘明，该地尚存楼房三间，上供大士神像，下系斋公卧房，两厢屋堆放农具，遍行搜查，止有《心经》一本，偈语四纸，汪长生画像一轴，缘簿二本，余无别物。再汪长生坟墓一所，竖有碑记，刊刻“明故先师汪长生墓”。堂内现住有陆贞三、洪光昌、严文标三人，另搭草篷居住者张子祥、吴一成二人。据案犯供称：各在堂居住，奉教吃斋，间有男妇来堂拜佛。嘉兴之陆天益，亦每岁率领男妇到此。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斋堂被火，经已故之陈尚义带同洪光昌往嘉兴募化重修。并据洪光昌供称，听得陈尚义曾言平望有一斋堂，系沈斋娘当家，内有男女十余人，其缘簿内有平湖方家斋堂、嘉兴长生斋堂字样。

同时，嘉兴府县也查明，郡城内弥陀庵之于文益及在家之王怀德等，均系持斋拜忏之人。旋拿获教内人犯陆天宜、濮大、于文远、沈德容等各犯，解赴江苏收审。

长生教源自北方黄天教，以修炼内丹为宗旨，追求长生不死途径。这种信仰与南方崇佛食斋信仰相结合，便形成了既区别于北方黄天教、又不同于江南斋教的长生教，即统治者说的“非僧非道，有妻有子，倡为邪说，诳惑愚民”的“邪教”。长生教的信徒多数为农民，文化层次很低，但他们同样有人类精神上的基本要求，长生教适应了这种要求。当然，它的首领还有另外一层目的：“或幻称因果，或假托修持，劝人食素诵经、烧香结会，不过图骗钱财。”

统治者惧怕的不是百姓吃斋诵经，而是怕百姓有组织的聚众。正如乾隆十三年（1848年）浙江巡抚顾琮所说：“若被惑既多，人心皈向，则肆其邪妄，凌乱不经。甚或聚众横行，敢为悖逆之事。此等匪类，自昔有之，近岁以来各省每有发觉之案，虽已随时惩创，咸就消弥，然邪说之流传，厥类不一，愚民倾信，实繁有徒。若不摘发其奸，绳之以法，窃恐滋蔓为害，反致株连者多。”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浙江巡抚永德认为：“邪教煽惑，大干不法，总缘从前未将斋堂全行拆去，又不将汪长生之墓碑扑毁，以致日久复萌。虽愚民无知，尚无别项不法情事，而辗转传播，实为风俗人心之害，必须彻底穷究，以净根株。”次年三月，永德在一份奏折中再次声明：“长生教虽无别项为匪情事，实系左道异端。”

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官方并不因为长生教没有反抗当局的言论和行动而放松了对该教的迫害和惩处。最后，政府方面的处理是，因教徒陆添余入教聚会，化募资金，与已故教徒陈尚义重建西安县祖堂，“实与首犯无异”，被当局绞杀，而住居祖堂的教徒陆贞三因“为从者较重，应改发乌鲁木齐等处给种地兵丁为奴”。其他教徒或杖一百流三千，或杖一百徙三年。上坟妇女人等“罪坐夫男”。各处斋堂“尽行拆毁，勿留遗迹，以绝根株”。起获的经文、图像，一概焚毁。汪长生、康龙、高智、姜妈妈等人坟墓也被捣毁。传播了一个多世纪的长生教的祖堂、祖墓在这次查办“邪教”的过程中被扫灭殆尽。但是，作为底层群众的一种信仰并没有因为残酷的政治迫害而销声匿迹，数十年后的道光年间，长生教又在江西省传播开来。

2．邳州、赣榆三元会案

在乾隆年间破获的邳州牛其禄案中，牛其禄称其师为道士孟怀斗，吴大虚为此教祖师第九世转世，设有老堂。牛其禄自称祖师十世转世，为金丹十转，以《三元九母经》起意骗人。经内有“云城”，他即妄称云城有九门，由九母把守。凡遇有灾难，持有他所编造的家谱、合同即准进城，如果没有就要被妖邪毒害，以此骗钱。并以扶乩问仙之术，为人消灾邀福。

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江苏巡抚庄有恭接准山东巡抚杨应踞咨会，在审讯舒有奇、龙光烁等案中，犯人供出牛其禄、王玉枢、胡元、白肃若、李会三、褚在良、薛廷瞻、王子上等八人，俱在江省徐海二府州属。庄有恭不敢怠慢，立即派人查办，事情逐一浮出水面。

江南赣榆县还俗僧人牛其禄，于雍正初年，曾在峄县地方接已故道士孟怀斗医病，因而熟识，怀斗引其前往已故吴大虚老堂内参拜，得见大虚所遗经卷，其中载有家谱、合同及云城九母并老祖十转诸内容。牛其禄即自谓祖师转世，以医方、符咒为人治病。雍正六、七年（1728、1729年）间，牛其禄来到峄县地方，称说三元会名目，自称金丹十转，应转入王宫。因为十四王爷曾经出师，民间熟悉，牛其禄遂冒称亲王私行出外，度化众生，功满回宫等“妖言”，散布煽惑。乾隆元年被峄县访拿杖责，解回原籍，不许出境。适乾隆六、七年（1741、1742年）间，其禄潜往伽口、夏镇等处，以治病为由，仍踵前说，冒称亲王度化，诱骗白肃若、王玉枢、褚在良、胡元、李济、李会三、冯罗锅、许超伦等先后入会，给以家谱等项，盖用自刻印章，捏称消灾致福，骗财入己。

乾隆十四年（1749年）正月二十日，滕县生员龙克灿闻知其事，自愿皈依入会，送给牛其禄银一两，牛其禄复给以家谱、粮票。至乾隆十六年（1751年），龙克灿授徒于王子上之叔王显清家，将其事告知王子上，劝令入会，子上未信。四、五月间，克灿又令其扶鸾问仙，并劝令一同请仙之薛廷瞻一并入会，王子上等遂各应允。六月初十日，龙克灿写信，将引进王子上等入会之事通知牛其禄。不久牛其禄潜来夏镇，行至中途，遇素识之张文远，牛其禄告知欲往王子上家，给以一封书信，令其随后到来投递，称说金川寄来，并答应届时付给酬金。

牛其禄随即先到王玉枢家，经龙克灿前来陪往王子上家，子上等拜见牛其禄，询问各人年纪，即宿其家。次日张文远到来投书，称系金川寄来，牛其禄屏人拆阅，旋即自行焚毁，以示秘密。又令龙克灿等制备封套，捏称欲发各处文书，后仍自行携带起身。王子上送钱十三千，薛廷瞻送银十三两。八月，其禄复至王子上家，捏称夏镇火灾，画符给子上镇压，又将子上与薛廷瞻各用香头点其眉心，并用印照，谓之开窍添灵。

乾隆十七年（1752年）正、二月内，龙克灿前往舒有奇庄上教书，二人常常聚会闲谈，说到牛其禄会中银钱有余，并言牛其禄自称混源子。舒有奇有艳羡之色，即起意入会，又不欲明言，便自制一纸匣，内封老少纸人二躯，以老者比其禄，少者自比，同在一匣，以示入会之意，令薛廷瞻送交其禄。其禄以舒有奇为人刁恶，回信婉拒。舒有奇复商之龙克灿，克灿谓其不肯出钱，安能入会。迨后舒有奇又捏称梦见“助混”二字碑，令龙克灿代其作书与牛其禄，请求入会，并说将来得财均分，连同三百钱文，一并交王元送去。牛其禄见其有分钱之念，更是不满，将物件撕毁，仍不准其入会。舒有奇十分恼恨，打算向官府告发，与龙克灿商量，克灿连忙解劝。不久，龙克灿想到自己先入其教，将来被告发到官，不能脱罪，遂与舒有奇议定，赴京控告。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内，舒、龙二人抵京，“捏造叛逆情词，赴都察院衙门控告”。

不料，两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严讯之下，二人一一吐出实情。舒有奇供称，原来的设想是，不首邪教，而告叛逆，既情重易准，兼以“献叛”二字，尚可侥幸图名。龙克灿也将乾隆十四年先行入会，及转邀王子上、薛廷瞻入会分钱之处，一一供吐，以王子上等原系会中之人，因而指称叛党。家谱、粮票，因有印信、朱笔，遂称为叛谋确据。牛其禄为伊点窍添灵之时，曾用印照，而家谱等项，又皆有印，其禄于王子上家又曾索取封套，称发文书，遂敷演为金玉印、将帅印及四方行文之说。牛其禄称述云城九母，又指王玉枢等家妇女为九母中人，家中现有四妇，而老叶、老黄俱系其禄素识，遂敷演为三宫六院及淫乱勾引之说。牛其禄曾借城隍神蟒袍在家图骗，而王子上、薛廷瞻皆曾往来牛其禄之家，遂敷演为龙衣圆领，并商贾、乞丐往来不绝之说。又因克灿入会在前，而王子上等在后，诚恐牛其禄等载有册籍，异日查出，遂又敷演为借作领袖，入册一年写为十年之说。牛其禄自称祖师转世，遂敷演弥勒下生之说。至于王子上、薛廷瞻叛逆、聚众，泄露者暗死、投入者蚁聚，以及分帑截漕之语，均为舒有奇、龙克灿附会“献叛”二字，凭空捏入者。

官府在抓获牛其禄后，牛其禄将冒称亲王、布造妖言、设法诱骗等项情形，逐一供认。至于其图谋叛逆之事则矢口否认。

最后的结果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正月二十一日准刑部咨：题复舒有奇诬告叛逆案，奉旨牛其禄着即处斩，舒有奇、龙克灿俱依拟应斩，着监候秋后处决。

三元会案附录一牛其禄案内搜获经卷物件清单：

牛其禄家搜获：刻本医书十二本、香面数珠一匣、珊瑚帽顶一个、银帽顶一个、布符一张、纸符一张。续又据牛其禄供词，于赣榆县城隍庙内起出：道经师宝小石印一颗、灵宝大法习水印一颗、城隍神旧红蟒袍一件。

白肃若家搜获：牛其禄寄放木印一个、石印一个、小木牌四个、刻本道书五本、家谱十三张、符纸十张、粮票一张、白绢合同五张。

王玉枢家搜获：邪经十三本，内一本上有牛其禄所盖假印，又铜击子一个。

褚在良家搜获：黄纸符一张、家谱一张、粮票一张、印花一张。

胡元家搜获；黄纸符一张、家谱一张、粮票一张、印花一张、小木牌一面。

李济家搜获：符一张、家谱一张、粮票一张、小木牌一面。

以上各件，除邪经十三本加封进呈外；其医道等书皆系刻板，并帽顶二个、数珠一区，发县贮库；城隆神蟒抱，验明实系神衣，应发回该庙；其余概行销毁。

三元会案附录二“王子上供词”：

犯生是滕县监生，夏镇人，年四十三岁。犯生五叔王显清家原有个教书先生，姓龙名克灿，犯生的儿子也跟他念书。这龙克灿向来与犯生相好。乾隆十六年正月间，龙克灿对我说，有一个甚有道德的人，他自称祖师转世，又是王爷，若随了他的时候有好处。犯生彼时亦不曾听信。后来二三月间，有人约犯生往江苏会馆做生意。龙克灿又向我说，你不必上江苏会馆，还是去见那个人好。犯生还不信，后来龙克灿说，何不请鸾生一问。犯生就与龙克灿邀薛廷瞻来扶乩，当下鸾上降下鸾语：“此时而不明，昆仑第九人，他日同飞去，蓬莱岛内音。”犯生就信了，要请牛其禄来入会，龙克灿就把这鸾语封了，又写一字，交他的朋友马三送给牛其禄去了。

后有一个还俗和尚三宽，他是邳州人，送了牛其禄的回信来，说他随后即到。隔了几日，牛其禄来在河西王玉枢家，六月二十一日，龙克灿来通知了，就陪他到犯生家。看他头戴草帽，身穿茧绸衫子，进犯生屋里坐毕，听龙克灿说的礼数，犯生向他作一揖，跪下连磕了八九个头，起来又作一揖。吃饭时在他面前摆上五碗菜、馍馍、香烛，也并没说什么话，只问了各人年岁。那回他就在犯生家住了。第二日，有一个叫张文远的人来到犯生家，给了牛其禄一封书，他叫犯生们回避，不多会要火，去自己烧了。犯生不知情由，问那来人说，这字是金川寄来的。后牛其禄又叫龙克灿们做封套，说要发文书。他自己写了一会，封了收起来，也没见发。白肃若说从前也曾见他如此，并没有见他发往那里去。

后来起身回去时，龙克灿对犯生说，他入教时给了牛其禄一两银，说我比他家道好些，多给他些罢，犯生就给了他十三千小钱。因他要赶回赣榆，朔望点卯，犯生送他回去，到他家过了一夜，曾见他有四个女人，还见他衣架上搭着一件旧红蟒抱，袖子像是叠窄了的，犯生不曾问他。只因入教一回，没有得著地一点益处，父亲又病，故此等他点过卯，还要接他来，那地保不依。犯生的父亲是赣榆毕知县前任滕县教官时的门生，犯生就见了毕知县，将父亲患病，要接牛其禄去医治的话说了，毕知县允了，叫犯生就速送他回来。犯生出来又与牛其禄说知，就先来家了。

后隔了些时，我到伽口，薛廷瞻也到来了，同至白肃若家等候牛其禄。他到来见过了，就叫犯生先回家，待了两日，牛其禄才又到犯生家来了，那是八月中秋后的事。彼时牛其禄画了一纸符给我，说夏镇不久有火灾，有了这个，就可以免了火灾，后来也没见有火灾。又将我们三个人的两眉间用香头一点，拿印一照，说是点窍添灵，他嘴里咕咕哝哝的念了一会，不知念的是什么。他的家谱是他拿着，不肯轻易给人，说年分满、钱足了，才给人的，也没说多少钱才足、几年才满。那家谱、粮票，他到底没曾给犯生。这回他起身时，我又给他六千线，他止拿去一千，把犯生的一匹骡马骑去了。

再犯生常听龙克灿说，牛其禄说有云城，城有九门，九母把守，有家谱、合同的准进城，没有不准进，就要被妖邪毒害。又说这九母，张文远家有一个，白肃若家有一个，周克调家有一个，王玉枢家有一个，周家那一个死了，其余的他不曾说出名姓。后犯生五叔知道了，说龙克灿引诱子弟入会不是好事，随与他嚷骂了一场，就辞了他了，将我得过牛其禄的纸符也烧了，从此拒绝来往，这都是实情。

三元会案附录三“牛其禄供词”：

牛其禄供：小的是赣榆县人，今年七十岁了。八岁时在本处出家做和尚，到三十二岁还了俗，在峄县做生意。雍正元、二年间，因病叫已故道士孟怀斗看视，后病好了，就入了他的会，跟他去朝他祖师吴大虚的老堂。他这个老堂在邳州西乡僵石沟地方，老堂上还供着吴大虚夫妇的棺木。人说吴大虚是这三元会的祖师第九世的转身。那吴大虚已经死了百十余年了，他有遗下他看的经卷，我便常常去看。那里的人每年烧香礼拜，讲诵造经，说三元会祖师还要转世的。我听说这个话，就谎说我即是祖师转来的。我在那里有四五年，记得了些经文，又得了些医方，还有我从前当和尚学过的大悲咒，逢人嘴里咕哝，说会医治诸病，人就认我为真祖师转世了，我就起了骗钱的心。

雍正六、七年上，先在峄县地方假称我是三元会祖师转世，曾转过十世了，是十转金丹，应该转入王宫。又想十四王爷曾征过西，知道的人多，随假说我是十四王爷，私下偷走出来，隐姓埋名，度化众人，待圆满时仍回王宫去。这等布散妖言，骗人银钱，却从没有自称弥勒佛的话。后至乾隆元年，不知什么人暗送的访单，说我是邪教，峄县知县就将我板责，递解本籍赣榆县，不准出境。后来过了五六年，小的自己捏说有符能治百病，就有伽口、夏镇二处人，时常偷着请我看病，我也曾向他们假称过王爷，哄他们入会。

乾隆十四年，小的在王玉枢家遇见夏镇的秀才名龙克灿，他亦听信我这些话，入了小的这个会了，陆续给过我一两二三钱银子。乾隆十六年六月里，他写了个字，说他引了王子上、薛廷瞻都要入会，叫小的到那里去。六月十六日，小的偷着出门，来至半路上遇着张文远，他自幼我就认得，想我此番初到王子上家，要有件事情去打动他们，才好叫他敬信出钱，就给了张文远一个书子封套，叫他迟一日到王子上家来投书，说是金川来的，许着到家给他几百钱，张文远依了。小的先走了，到了王子上家。隔了一日，张文远来了，把书子封套送到我跟前，我就叫他们众人全躲开，拆看，假说密书，恐怕泄露，就叫人点火来，自己烧了。后又假说要发文书，叫龙克灿、薛廷瞻们做封套，俱是诓哄他们，希图惊动人弄钱。其实金川小的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后来小的起身，王子上给钱十三千，薛廷瞻给银十三两，还有别人零碎给钱，约有十余吊。龙克灿私下向小的说他家穷，此番是他引进的人，他们给的银钱分给他些，随给钱二吊。小的到家又给了张文远一千四百钱。小的回家点卯后，王子上还要接小的去，小的叫他先回去，我随后来到。

八月二十一日又到王子上家，捏说夏镇有火灾，画一纸符绘他，说避火灾。又在王子上等三人两眉间用香头点，拿印照，说是点窍添灵，也是诓哄他们的。这一次临起身时，只要了王子上一吊钱，骑了他一匹骡马，后来卖了小制钱十千五百文。到十七年春月间，有薛廷瞻送到舒有奇的纸匣一个，内老少纸人各一个，小的猜他是要入会，问薛廷瞻，说也听见他要入会，小的知道舒有奇是个刁恶的人，故此写字回他不准入会。到了六、七月里，舒有奇叫王元送了三百钱，又写了字来，说要入会。那字的话，记不清楚了，大约说他梦见“助混”二字碑，叫我准他入会，后来所得银钱均分。小的因他要分钱，越不肯依他入会了，把钱收了，纸人、书子全烧了。后小的又听得新近舒有奇、龙克灿二人向众人敛钱，还诓姓周的马一匹，是实。

至于小的骗人的方法，因三元九母各经上原有家谱、合同的话，就捏造了家谱、合同、粮票，说得了他就能入云城免灾。恐人不信，用上许多的印。那粮票上的一小颗印是刻的。“道经师宝”四篆字，原是疏头上用的，系我师傅孟怀斗留下的。我今给了赣榆县城隍庙里道士陈一垣了。一颗石长印，是我们仿照告示上印信的式样描抹出来，交马头山住的姓周的名子宽刻的。一颗方木的，是自己胡乱刻的。还有一颗大方印，有弯弯曲曲文的，也是自己刻的，久已破坏丢弃了。还有一颗是借的赣榆县城隍庙里道士的。

又为我假装王爷，该有蟒袍，故此向城隍庙道士借了城隍神的蟒袍，来家曾窄了袖口，搭在架上骗人。这都是实情，那起来的经并不是我的，是滕县许超伦、邳州冯罗锅、伽口李会三们请来的，我遇着就看看。他们都是这会中人，并不是我传授的徒弟。我也没有徒弟，也没有同伙骗钱的人。这经上有云城之说，我随向人说云城九门，有九母看守，指人家的女儿为九母，并没有好淫拐骗的事。再我的四个女人，因我得子迟的缘故，也有娶的，也有买的，并非拐带哄骗来的。那老叶、老黄，因医病认识，并不知道什么光棍。这起来的珊瑚顶子一个、数珠一盘，是薛廷瞻家的，我要来的。银顶子一个，是我儿子牛晋生的。总之，小的原为骗钱做些不法的事，实是该死。

驳问：你既敢假充亲王，受人礼拜，又私造印信，明是有心谋逆，还不实说。夹起来。

据夹供：小的原因三元会邪教骗人银钱有限，故此大胆指称王爷，也是附会经典上有回它的话，希图多骗些钱。至于木石印戳上面虽有文，却都不成字，不过胡乱骗人耳目。那皈依的众人向小的磕头，小的要装祖师、王爷，只好受他的礼了，实是没有谋逆的心。况小的见在指称王爷，还说将来奉召回宫，众人都有好处，怎肯谋逆呢。求饶刑。

又问：你见在假托金川投书，这岂不是希图号召众人要谋逆的情节吗？快把谋逆实情并羽党姓名供来。

据夹供：小的实在并无此事。小的说金川投书，不过要见得相与的人多，连番子也认得的意思，好叫王子上们敬信，多骗些钱，并无别意。况那是十六年六月里的事，那时金川久已平定了。委实没有谋逆的事，那里来的党羽。小的七十岁的人，总是要死的了，若果有此事，为何不认，自己讨夹受苦吗。小的邪教骗钱是实，并没有谋逆。因为舒有奇要入教，小的不肯，他才怀恨诬告的。

又问：你既说是邪教骗钱，共骗过多少银钱？会中共有多少人？那家谱、粮票、合同、地契，共散过多少张？入会的名册藏在何处？一一供来。

供：小的做此事已经多年了，记不得许多，约略得过白肃若一百两银子；王子上十四吊小钱，一匹骡马卖了十千五百小钱；龙克灿一两三钱银子；王玉枢小钱二千；薛廷瞻银十三两；褚在良一千二百钱；胡元、李济、李会三们，都不过三百钱。还因看病得过叶王氏五百钱；黄王氏送他符一张治病，也得他一千二百钱。小的会里也不过就是这几个人。从前共散过家谱、粮票约有十几张，写了几张家谱、粮票，想要给人，还没有给，包封了寄在白肃若家。那合同是小的已故师父孟怀斗遗下的，小的不忍遗弃，故此也封了寄在白肃若家。会中的人，实在没有册子，见在已蒙各处挖查，若是有册子，那有挖不出的呢。入会的人名、数目，小的年老昏聩，实记不清了。至于地契，原是佛谒上说立地契人写的真，又说只有方寸地一段，这原是修行的比喻，那里实有地契呢？并没有给过人家地契的事。

又问：那《三元九母经》，是你起首骗人的张本，怎么你家中挖不出这经呢？敢是你预先知风藏匿吗？

供：小的虽是倚仗此经，但小的自说是祖师转世，把那经就当小的前生自己做的了，若再收藏此经，倒恐动人疑了，故此家内并无此经。至王玉枢家《收源经》一本，是小的用过印的。其余有几本道书同两个印并粮票、家谱、合同、符纸，还有避灾小木牌，都包封了寄在白肃若家。他曾问过，小的回说是些经典，不可开动的，是实。至于拿小的时，有哪些人到来，小的影也不知，那有预先知风藏匿的事。

4．方荣升收圆教与“江南石观音”案

嘉庆年间发生的方荣升收圆教案，影响及苏皖两省，负责查办者为两江总督百龄。

方荣升，嘉庆十八年（1813年）被捕时35岁，安徽巢县人。父亲方云从，嘉庆十二年（1807年）去世；母亲王氏，乾隆五十年（1785年）去世；大哥殿玉已故；二哥正林驾船，据说已经饿死；侄子林宝跟随外婆，不知去向。方荣升从前驾船为生，10岁上吃斋，嘉庆十三年（1808年）拜金宗有为师，走上传教及叛逆之路。

方荣升有一套驳杂而又光怪陆离的教义体系。他把传统的民间宗教教义和地方巫术结合起来，并大胆发挥，驰骋想象，以此吸引了广大门徒，并引导他们走上对抗当局的道路。

首先，他把弥勒下生和灵魂附体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假托金宗有是弥勒佛，肉身虽灭，灵魂已还“天宫”，如今借方荣升躯体“下凡”，“重掌此教”，凡是信仰方荣升者，“都是弥勒佛子”。这样方荣升就成了现世弥勒佛，具有“掌管天盘”的权力。

其次，为了使门徒确信世界要变，他又编造了一本《万年时宪》，以待“弥勒治世”时使用。在这本日历中，五行、八卦、天干、地支、日月星辰、光阴四季等现世观念，被他改造得面目全非。世界在他迷茫的幻想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这种幻觉的世界中他隐隐然登上了主宰世界的宝座。

应当指出的是，在柳有贤传无为教三年后，这个教门又受到了来自北直隶滦县石佛口的清茶门教的影响。清茶门教即明代闻香教在清代的流裔，是华北地区一大民间教派。该教以王姓家族为教首，“王姓之人，俱称为青山主人，入教者皆称之为爷，写信者竟尊为朝上，送给银钱者并推为根基、元勋。磕头礼拜，居然有主臣之分。”王姓遂以传教为世业。在清代，这个家族成员纷纷到各省广为传教，以为敛钱发财之具。

早在乾隆年间，安徽巢县人柳有贤因父亲溺水而死，遂吃长斋以求福，后来客居仪征县，一个偶然机会，与清茶门教的王秉衡认识，被王收为徒弟。据王秉衡供称：“嘉庆十年三月，小的到江南仪征县寻觅生意，会遇柳有贤，讲起他平日吃长斋的。小的劝他入清净门，柳有贤就请小的到他家住，小的在仪征因人地生疏，不能传徒弟，总是柳有贤在外地转传。”后来柳有贤“起意传徒敛钱”，先后在安徽老家传徒刘元章、葛正彩等四人。他捏称能吃“无为长斋”，“可免水火风三劫”，遂以其教为无为教。每个徒弟要出五十三参钱、八十一劫钱和摆供添盘钱。嘉庆九年，金宗有拜葛正彩为师。这个金宗有即方荣升师父。方荣升供称自己于嘉庆十三年拜金宗有为师，入无为教，后金宗有改教名为名收圆教。嘉庆十六年底，金宗有等因吃斋“犯案”。

先是，安徽全椒知县派人抓获吃斋民人王裕德，王裕德招出同教吃斋之梁步章等十四人。当局顺藤摸瓜，先后在和州抓获方荣升等五人，在巢县抓获金宗有等十人，在怀宁县抓获朱上信等五人，在江苏江宁获笪太佐等十三人。安徽巡抚钱楷亲自审理此案，金宗有遂招出收圆教创教人、其师父柳有贤。江苏方面旋即拿获居住仪征的柳有贤，柳有贤时年73岁，双目失明，次日即刑讯身亡。方荣升被发配安徽灵壁县，嘉庆十八年三月到配所后，不安本分，于是年九月，方荣升逃回和州，重掌收圆教。

嘉庆二十年（1815年）八月，苏皖当局据万承纪密秉：和州邪匪金宗有茹素念经、走阴祷圣敛钱之案，尚多漏网之人，根株未断，现在和州附近人民仍多倡习，而案内问拟充徒之巢县人方荣升，上年由配所逃回，潜匿和州城外朱立忠、朱上信家内，形踪诡秘。另据密报，方荣升传徒拜会，给人经卷多有违悸之语，其徒湖北人严士陇，现在江宁、和州交界之小北河口撑船为生，娶有妻室，系金宗有案内漏网之犯，素日茹斋习教，常与教内之人往来。

两江总督百龄连夜派人驰赴北河口，将严士陇拿获，并于其家内搜出经卷字纸多张，经卷内有《定劫宝卷》一本，中多“悖谬之语”。百龄立即督率江宁府知府邱树棠、候补直隶州知州梁兰滋、候补知县曹约等严审。据严士陇供称，系方荣升徒弟，方荣升实于十八年冬间逃回，现匿和州朱姓家内，朱姓合家男女皆系伊徒。本年所布逆词，即系方荣升所造。方荣升尚有私造万年时宪书本及违悖经卷，均在朱上信家内。

不久，据署和州知州敬文、守备钱锦禀称：十七日夜间，于离城十五里地方，将朱上信、朱上林等并习教妇女、向来假装走阴之朱二姐等一并拿获，并在朱上信家内起出“逆词”上所用九龙木戳一颗，高约四寸，雕有九龙印纽，并方荣升私造万年时宪书本与“悖逆”经卷及怪体字画等物，共计大小四箱。并拿获习教之赵顺、傅起龙、赵士元等共22名。并在巢县原籍拿获方荣升，押解该犯等前来江宁。

方荣升传习收圆教之法，闭目运气，半晌不言，或另作声音言语，称为天神附体，名曰走阴祷圣，借以传徒惑众敛钱。在金宗有案中，金宗有问拟发遣病故，方荣升问拟灵壁县充徒，于十八年冬间潜回和州，有同教之朱上忠、朱上林、朱上信等窝留居住。方荣升声言，走阴祷圣时，奉古佛令，由自己接掌收圆教，令朱上信弟兄遍告金宗有徒弟，俱拜方荣升为师。

为了重整收圆教，方荣升把金宗有掌教时的五等教阶改成九等：批宝庆会、批宝法会、双加修、单加修、联科圣宝、大法真言、双金丹、单金丹、会头。依然“以入会人捐钱多少为第次”，授职仪式“总是在佛前批领”，教徒们在佛前起誓“如有泄漏，雷殛天诛”。作会拜佛必于夜深人静之时，极其幽僻之所。

方荣升妄说，现在天上系弥勒佛管理天盘，将二十八宿增添“如会针袁辰蒙赤正兴全阴荣玉生升花”十六字，减去“张并”二宿，共为四十二宿；八卦重画四卦，增为十二卦；十二支增“元纽宿唇未酧”六字，为十八支。又称以支属干，既有十八支，应有九甲，以四十五日为一月，以十八个月为一年，私自重造万年时宪书。他又谎称时常出神上天，系从天上看见现在星辰已改，以眩惑同教。并称天上神灵皆有名号，又造天图、地图、脚册、万神册等书。又称天下所习之字，按“金木水火土”，名为五行字，此时应该加上“慧动”二行，以天光为慧，以天行为动，改为七行字。信徒“见其议论诡异，妄谓道法高妙，信附益坚”。

方荣开又称天上换盘，人间亦当末劫，劝人持斋，可避劫难。又自称为无终老祖、紫微星、朱雀星下世。又称燃灯佛为初祖，坐三叶金莲；释迦佛为二祖，坐五叶金莲；弥勒佛为三祖，坐九叶金莲。金宗有为四祖，将金宗有之死称为“回宫”。方荣升又曾诈死三日，醒后说是金宗有借其躯体下凡，“因从前金宗有在时，常自称为弥勒佛下世，前愿未了，是以又借体重生，了完前愿”。又称现在世界是五浊恶世，弥勒佛治世，天下皆吃素，即换为香腾世界。

嘉庆十九年十月，方荣升传集同教之人，在李乔林家做会拜佛，方荣升欲刻一木戳，以印盖所造天图、地图、脚册、万神册、时宪书。他自出画样，由杨松林雇请刻工王永兴在李家楼上刊刻。其间，方荣升劝令王永兴入教。杨松林曾询问方荣升木戳何用，据称“名为九莲金印，将来坐朝问道时所用”。杨松林又问何时坐朝，方荣升答以三年之后，你亦自有好处，此时必须秘密。方荣升平时静坐密室，日间从不见人，凡其徒众往来，皆于黑夜，故一时无人知觉，非同教者不测根由，是以久未败露。平常徒弟来见，磕头顶礼，方荣升端坐不动，“俨然有臣主之分”。

嘉庆二十年正月，方荣升与同教严士陇、胡大信、余伯庄、朱上忠、朱上林、朱上信等密言：“此时已属未劫后天世界，紫微正附伊体，应该先行造作谶纬之词，散布各省，使人心眩惑思乱，万可于中起事。”适江宁有位三醮之妇刘李氏，因患气蛊，腹大不消，二十年前，该妇曾向人说腹内怀孕，系弥勒佛投胎，自称佛母，每为人持香看病，口称神佛，要问祸福休咎，须做道场祈禳，该妇即为之延请僧尼，从中骗钱取利。刘李氏又造小木尺、香团，称作灵尺定香，又以纸布印作佛像莲花，哄人买供，可以消灾获福。刘李氏于数年前曾往茅山进香，见附近种山棚民甚多，每向人说此等棚民皆已皈依于我，方荣升亦信以为实。十余年前，刘李氏与已故之李继贞立有圆明教，不忌荤酒，其时习者甚多，后因语无灵验，听信者少，只有李帼英、张锦等数人。

方荣升意欲起事，必须广招人马，他认为刘李氏附从人多，起意勾结，令严士陇带银二十两，送与刘李氏代做道场。方荣升因该妇腹大，有“怀孕弥勒佛在腹”之谣，更可借以惑众，遂自称出神上天，神示以“李氏洪福，奉古佛示谕，应与李氏一同办事”等语。并由严士陇带信与刘李氏说知，言从前太极当令，系姜尚掌盘，造《封神榜》；今系皇极当令，方荣升掌盘，应造《封佛榜》。刘李氏因势利导，“预其逆谋”，向神道请示，告知方荣升说，神道示有八字，系“真主在江南石观音”。因刘李氏所居之尼庵附近石观音庵，意欲影射真主，以附会方荣升有“李氏洪福”之言。其实刘李氏井不认识茅山棚民，不过将计就计，骗其银两，而方荣升信以为真，遂于散发的揭帖上写有“若问皇极真命主，隐藏江南石观音”之句。又称“新主粮多将广，隐居各山耕种”，即指茅山一带棚民。

方荣升对朱上信说，天上星宿，我都已发下凡间，附在众英雄好汉身上，只要散布帖子约人，就八方齐凑了，并令李元兴、吕样贞、朱世枝（即朱二姐）等，写就216张揭帖包好，令严士陇、赵永贵等六人，分别前往河南、安徽一带布散。杨荣先、杨汉才一路，由睢州、鹿邑至开封府沿途丢弃；严士陇与殷荣全一路，由归德府至开封，由颍、毫、凤阳一带随路弃置；赵永贵领帖52封，复赴河南归德一带布散。杨荣先于三月十四日回到和州，方荣升加写揭帖，令杨与余伯庄各带帖50封，由石埭赴江西布散；又令殷正基、潘泳太带帖100张，专赴湖北汉阳、武昌散布；又令苏瑞峰、袁学仁各带帖60张，赴仪征、句容、丹阳一带散布；任志然亦领帖53封，赴镇江一带散弃；贺泳福亦领帖5封，于江宁城外丢散。

方荣升四月以前所散逆帖并无“锦囊示谕”一段，四五月间，闻总督百龄查拿严紧，遂思“坑陷总督”，说百总督办事严厉，方大人素有名望，且十六年金宗有等犯案，疑系百总督访拿，留此二人在江南，诸事碍手，必须诬陷去了，以便各处煽惑滋事，复以刘伯温并列，故为虚实，希冀无从揣摸。

方荣升揭帖内还造有怪体字，据李元兴、苏瑞峰供称：此为方荣升所造，纳音甲子，从木戳之左、中层横读，系“甲子乙丑土生金”等语。审案官员提取方荣升“伪造七行字邪书原本，译出其字义，皆二三四字并为一字”，如木戳内“独令”为执，“当令”为掌，“硬石”为山，“水冲土”为河，“天地同修”为圣，“日月同春”为寿，“元空”为无，“圣、凡同兴”为疆，合之为“执掌山河、圣寿无疆”八字，“率皆以意为之，甚属鄙俚粗浅”。揭帖中所说“红梅一统”及“红梅始治香腾”等语，是因为从前金宗有曾说：“戊辰、已巳天换天，是弥勒佛掌天盘，名为红梅香腾世界”。至于揭帖中“牛八木子之毛姓”之语，百龄等怀疑是指当时皖赣一带闹得沸沸扬扬的朱毛俚：“是否朱毛俚亦在方荣升党与之中？”案犯们供称：“朱毛俚实未见过，同教中并无其人，方荣升意欲借其名目号召匪人之意。”

方荣升密室起出箱内有红纸长经折一个，面上横书“白阳定品”及大字书“圣旨”二字，后开列三宫六院及大将军、大学士、丞相、王、侯、公、伯，下至大夫、六部、郡域等官名，并品级、俸米数目，均未注明封授何人姓名，唯于折后写明教内九品执仪，于每名色下按品级分注，至未入止。又于“批宝庆会”之前添写“副理山河”之衔，注为一品。而每项下各注名数，自一名至一千零六名。案犯供称系方荣升所造封官制度，俟举事后，即按九品执仪改授官职，将来传教愈广，即照如此数目分派，并非实有其人。

方荣升命门徒大量投放匿名揭帖的目的是，希望“有英雄豪杰拾看，自然造反，伊可从中起事”，“原系抛砖打人，使人自乱之计”。方荣升梦想坐天下，却又不准备刀枪器械，当局审理此事时，他回答说：“我又不能多有蓄积，哪能制备刀枪。教下人又都贫穷，住的房屋都小，也无处去造。如果外省人见了帖子纷纷起事，我便乘机勾结他们，自有军械，何必预先自为制备。”可见他蓄有野心，却并没有任何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亦秘密宗教史上一大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