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快乐的收藏家

今天谈到钢和泰，我们首先说他是一位大学者，但不能忘记他还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收藏家。他在东方学方面的收藏，始终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比如今天所谓的“钢和泰藏卷”，对于唐代史地研究、敦煌学研究、中亚史地研究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外学者围绕“钢和泰藏卷”展开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研究。对此我们下文再述。

这里，我们只想说明，在钢和泰来到北京以后，他的收藏工作从未间断，而且在北京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都，他仿佛如鱼得水，收获颇丰。北京，俨然成了这位伟大收藏家的乐园！有些收藏品是钢和泰是在北京相关的博物院所——故宫等地淘到的宝贝，比如他取之于故宫两个喇嘛庙的极其珍贵的佛像资料，这批佛像资料他1928年赴美讲学携到美国后由哈佛大学梵文教授克拉克整理出版。再比如他在1927年想方设法游说来访的瑞典远东古物馆馆长、著名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J.G.Anderson）教授帮助他在欧洲举办其收藏品展，展览的那些收藏品大多数也是在这些地方获取的。当然，还有相当数量的收藏品，是钢和泰男爵到处寻访，想方设法采购到的，比如，他曾为了给他本人和哈佛燕京学社弄到完整的藏文大藏经、蒙古文大藏经而不辞辛劳。对有的收藏品，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并发表了重要的学术论文。

1921年，钢和泰男爵曾在北京从过往商人处，购得《十八世纪喇嘛文告》一幅，书于黄绢之上，长49英寸。据钢和泰男爵考证，系乾隆三十四年（1770）所书藏文，第二部分是章嘉呼图克图颁布之告谕，颇似今之护照之类。于是男爵便以此为材料，经过研究后于1923年撰成《十八世纪喇嘛文告译释》（Remarks on an Eighteenth Century Lamaist Document）一文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3期上发表。

1925年钢和泰发表的法文文章“Notes sur un décret du Pan-chen Lama date de 1734”，也是在研究考证他的一件收藏品而写成的。此文后来经过吴宓译成汉文，发表在后者编辑的《学衡》杂志上。吴宓与钢和泰来往过从，吴宓曾经全力说服梅贻琦，聘请钢和泰就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师，并倚仗钢氏之助，为清华大学聘请德文教授。有关吴宓汉译钢文发表之因缘在吴宓日记中记载尤详。

1925年5月31日（星期日），“上午十时，（吴宓）访钢和泰，笔管胡同7号。并见其翻译于君道泉。钢先生出示其所藏物品，并以文稿交宓，译登《学衡》。”可见钢和泰与吴宓老友相见，可谓无话不谈，而且颇为得意地向吴宓展示了自己的收藏品。并把上述那篇依据收藏品写就发表的法文文稿交给吴宓，后者拟“译登《学衡》”，此文当为原刊于《北京政闻报》（Politique de Pekin）1925年第14期的“Notes sur un décret du Pan-chen Lama date de 1734”，吴宓译成后刊发《学衡》第43期（1925年7月），题为《一七三四年班禅喇嘛告谕译释》，并加按语，对钢和泰先生的学术倍加褒扬。吴宓对此相当重视，忙里偷闲，在6月21日（星期日）翻译此稿。译完之后，还专门在下一个周日（6月28日），以译稿向钢氏就正，恭恭敬敬地请他斧正，生怕译文有误。由此可见，吴宓这样的大学者对钢和泰男爵是何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