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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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祖

这里所举的事例有许多大概可以纳入上述项目之下。如果一种构造在其发育时受到了抑制,但仍继续生长,直到它和同一类群(group)的某些成熟的低等成员的相应构造密切类似,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就可把这一构造看做是一个返祖的事例。一个类群的低等成员对其共同祖先大致是如何构成的,向我们提供了某种概念;简直不能相信一个复杂的部分在胚胎发育的早期阶段受到抑制后,还会继续生长到终于可以执行其固有功能,除非它在某一较早的生存期间获得了这种能力,而现今异常的,即受到抑制的构造在那时还是正常的。一个畸形小头白痴的简单头脑,就其同一只猿的头脑相类似来看,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提供了一个返祖的事例。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57页)中,我把并非很罕见的妇女额外乳房的事例归因于返祖。由于这等附加的乳房一般都对称地位于胸部,乃使我认为这大概是一个正确的结论;特别是使我有此想法的还有一个事例,即,一个单独的有效乳房发生在一位妇女的腹股沟区(inguinal region),她是另一位具有多余乳房的妇女的女儿。但是,现在我还发现在其他部位发生的异位乳房(mammae erraticae)(参阅普瑞尔教授的《论生存斗争》, Prof. Preyer, Der Kampf um des Dasein,1869年,45页),如在背上、腋下和股上的这等乳房分泌的乳汁如此之多,以致可以把小孩养育起来。这样,附加乳房是由于返祖的可能性就大大削弱了;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这大概是正确的,因为两对乳房常常对称地位于胸部;关于这一点,我曾收到过几个事例的报告。众所周知,狐猴类正常有两对乳房位于胸部。关于男人生有一对以上的乳房(当然是痕迹的),曾经记载过五个事例;参阅《解剖学和生理杂志》(Journalof Anat, and Physiology),1872年,56页,其中有汉迪赛德(Handyside)博士举出的一个事例说,有两兄弟显示了这种特性;再参阅巴特尔斯(Bartels)博士的一篇论文,载于《里卡兹和鲍依斯-雷蒙的文献集》(Reichert's and du Bois-Rey-mond's Archiv.),1872年,304页。巴特尔斯博士所提的事例之一:一个男人生有5个乳房,其中一个居中,正好位于脐眼之上;梅克尔·冯·黑姆斯巴哈(Meckel von Hemsbach)以为上述事例可以由某些翼手类(Cheiroptera)的居中乳房得到阐明。总之,如果人类的早期祖先不具有一对以上的乳房,则人类男女决不会有附加的乳房发育起来;倘不如此,我们就要发生重大的疑问了。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卷,12页)中,经过很大踌躇我还把人类和各种动物常见的多趾畸形(polydactylism)归因于返祖。导致我有此想法的,部分是由于欧文教授叙述某些鱼鳍类(Ichthyopterygia)具有5个以上的趾,所以我设想它们保持了原始状态;不过格根鲍尔(Gegenbaur)对欧文的结论表示怀疑,《耶拿学报》(Jenaischen Zeischrift,第5卷,第3册,341页)。另一方面,按照冈瑟(Günther)博士晚近提出的意见:角齿鱼(Ceratodus)的鳍有一列骨为中轴,在其两侧生有分节的骨质鳍刺,通过返祖,一侧或两侧可能会重现6个或更多的趾,承认这一点似乎不致有很大困难。祖特文(Zouteveen)博士告诉我说,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事例:一个男人生有24个手指和24个足趾!导致我作出“多余指的出现是由于返祖”的结论,主要是根据如下的事实:多余指不仅是强烈遗传的,而且如我那时所相信的,在截断后还有再生的能力,就像低等脊椎动物的正常趾在截断后的情形一样。但我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2版)那部书中曾经说明,为什么我对记载下来的这等事例很少信赖。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到抑制的发育同返祖是两种关系极为密切的过程,所以处于胚胎状态或受到抑制状态的各种构造——如裂口盖、双叉子宫等,往往伴随着多指畸形。梅克尔和小圣·伊莱尔都曾极力主张这一点。但现今最安全的方针还是完全放弃以下的概念,即多余指的发育同返归人类某一低等构造的祖先有任何关系。还有另外一些事例可以更加严格地纳入现在这个返祖项目之中。在人类所属于的那一类群的低等成员中正常发生的某些构造,偶尔也会在人类中出现,虽然在正常的人类胚胎中并没有发现过这等构造;或者,这等构造如果正常存在于人类胚胎中,但它们都变得异常发达,竟达到这一类群的低等成员的那种情况,虽然在后者这是正常的。下述例证将会使这些论述更加清楚明白。

各种哺乳动物的子宫都是由一个具有两个明显的孔和两个通道的双重器官,如在有袋动物中那样,渐渐变为一个单独的器官;它除去有一个微小的内褶以外,如在高等猿类和人类中那样,一点也不是双重的了。啮齿动物显示了这两个极端状态之间的一个完整的累进系列。所有哺乳动物的子宫都是由两个简单的原始的管发展而来的,在这两个管下方的部分形成了两个角;按照法尔(A.Farre)博士所说的,“这两个角在其下端的愈合,形成了人类的子宫体;在没有子宫中央部分或子宫体的那些动物中,这两个角依然保持不相愈合的状态。在子宫发展的进程中,这两个角逐渐变短,最后终至消失,或者可以说,它们被吸收入子宫体之中。”甚至像低等猿类和狐猴类那样的高等动物,其子宫依然具有两个角。

且说,成熟的子宫具有两个角或者部分地分为两个器官的这等异常事例在妇女中并不罕见;按照欧文的说法,这等事例再现了某些啮齿动物所达到的那种“集中发育(concentrative development)的阶段”。关于胚胎发育受到简单的抑制,以及继之而来的生长和完全的功能发育,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恐怕就是这种事例;因为这种局部双重的子宫每一边都能执行固有的妊娠功能。在另外一些更罕见的事例中,两个明显的子宫腔被形成了,每一个腔都具有它的固有的孔和通道。参阅法尔博士在《解剖学和生理学全书》(Cyclopaedia of Anatomy and Physiology),第5卷,1859年,642页。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第3卷,1868年,687页。特纳教授,《爱丁堡医学杂志》(Edinburgh Medical Journal),1865年2月。在正常的胚胎发育期间从来不通过这等阶段;很难相信,虽然这也许不是不可能的,两个简单的、微小的、原始的管会知道如何(如果可以使用这一名词的话)生长成两个明显的子宫,每个子宫具有一个构造良好的孔和通道,而且还具有无数的肌肉、神经、腺和血管,如果它们不是像在现存有袋动物的场合中那样地曾在以往经历过一个相似的发育过程。谁也不会妄想,像妇女的畸形双重子宫那样的一种如此完善的构造仅仅是偶然的结果。但返祖原理——据此一种长久亡失的构造会被召回重生——大概可以用来说明其充分的发育,即使这种发育是在间隔了非常悠久的时光之后进行的。

卡内斯垂尼教授在讨论了上述事例以及各种相近的事例之后,得出了同上述一样的结论。他提出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颧骨的,《摩德纳自然科学协会年报》,1867年,83页。卡内斯垂尼关于这个问题曾摘录了各种权威著作。劳里拉德(Laurillard)说,因为他发现两片颧骨的形状、比例以及它们的接合,在几具人类尸体和某些猿类中完全相似,所以他不能把这等部分的这种安排视为偶然的。关于这同样的畸形,沙威奥提(Saviotti)博士发表过另一篇论文,载于《临床学通报》(Gazzetta delle Cliniche),都灵(Turin),1871年,他说,在成年人头骨上发现有分离痕迹的约为百分之二;他还说,突颚的头骨(并非雅利安种族的)较其他头骨更常发生这种情形。再参阅德勒伦则(G.Delorenzi)关于同一问题的著作,《颧骨畸形的三个新例》(Tre nuovi casi d'anomalia dell'osso malare, Torino)(都灵),1872年。还有,莫索利(E.Morselli)的《关于颧骨的罕见畸形》(Sopra una rara anomalia dell'osso malare, Modena)(摩德纳),1872年。关于这块骨的分离,格鲁勃最近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之所以举出这些参考书目,是因为有一位评论家没有任何根据毫无顾忌地对我的叙述表示了怀疑。这种骨在某些四手类动物以及其他哺乳动物中正常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当人类胎儿在两个月的时候,颧骨就是这种状态;通过发育的抑制,有时在成年人中、特别是在突颚的低等种族中还保留着这种状态。因此,卡内斯垂尼断定,人类某些古代祖先的这种骨一定正常地分为两个部分,而在以后却变得融合在一起了。人类的额骨是由单独一片构成的,但在胚胎中、在小孩中而且在差不多所有低等哺乳动物中,额骨是由两片构成的,由一条明显的缝分开。在人类达到成熟期之后偶尔还多少明显地保留着这条缝;这种情形在古代的头盖骨比在近代的头盖骨中更加常见,特别是如卡内斯垂尼所观察的,在那些从冰碛(drift)中发掘出来的、属于短头模式的头盖骨中尤其常见。在这里就像在颧骨的近似事例中那样,他再次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这个事例中,以及在就要谈到的另外一些事例中,古代种族比近代种族在一定性状上,更加常常接近低等动物的原因,看来是由于后者在漫长的系统线上距离他们的早期半人类祖先多少要远一点儿。

人类的同上述多少相似的各种其他畸形,曾被不同作者提出来作为返祖的事例;不过对此等事例似乎还有不少疑问,因为,在我们发现这等构造正常存在以前,我们势必在哺乳动物系统中下降到极低的地位。小圣·伊莱尔在他的《畸形志》(Hist.des Anomalies),第3卷,437页中举出了一系列的事例。一位评论家对我大加责备,说我没有讨论过见于记载的有关各种部分发育受到抑制的大量事例[《解剖学和生理学杂志》(Jour. of Anat.and Physio.),1871年,366页]。他说,按照我的理论,“一个器官在其发育中的每一个瞬变状态,不仅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其本身也曾一度是一种目的”。在我看来,这种说法不一定对。为什么在发育早期发生的变异同返祖没有关系?而这等变异如果有任何一点用处,如缩短和简化发育过程,大概都会被保存下来并得到积累。还有,为什么有害的畸形,例如同以往生存状况没有任何关系的萎缩的或过度肥大的诸部分,不在早期以及成熟期发生?

人类的犬齿是完全有效的咀嚼工具。但他们的真正犬齿性状,如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Anatomy of Vertebr),第3卷,1868年,323页。所说的,为“齿冠呈圆锥形,其末端为一钝点,外面凸形,内面扁平或稍凹,内面基部有一个微小的突起。黑色种族、特别是澳洲土人最好地显示了这种圆锥形齿冠。犬齿较切齿埋植得更深,而且牙根更强固”。然而,对人类来说,这个齿已不再是为了撕裂敌物或猎物的特殊武器了;所以,就其固有的机能而言,不妨把它视为残迹的。在人类头骨的任何大型采集品中,如赫克尔《普通形态学》,1866年,第2卷,160页。所观察的,总可以找到犬齿相当突出于其他齿之外的一些头骨,其方式就像类人猿的犬齿一样,不过程度较轻而已。在这等场合中,一颚的齿间空位是留待容纳另一颚的犬齿。瓦格纳(Wagner)所绘的卡菲尔人(Kaffir)头骨的齿间空位异常宽阔。卡尔·福格特(Carl Vogt),《人类讲义》,英译本,1864年,151页。同近代头骨比较,古代头骨受到检查的非常之少,但至少已有三例表明前者犬齿非常突出,这确是一个有趣的事实;据说脑雷特人(Naulette)的颚是异常大的。卡特·布莱克(C.Carter Blake),《关于脑雷特人的一只颚》,见《人类学评论》,1867年,295页。沙夫豪森(Schaaffhausen),同前杂志,1868年,426页。

在类人猿中,仅雄者具有充分发达的犬齿;但在大猩猩(gorilla)中并且程度较轻地在猩猩(orang)中,雌者的犬齿也相当地突出于其他齿之外;所以,我所确信的妇女有时有相当突出的犬齿这一事实,对于相信人类犬齿偶尔非常发达乃是返归猿类般的祖先,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如果有人轻蔑地拒绝相信他自己的犬齿形状以及其他人的偶尔非常发达的犬齿乃是由于我们早期祖先曾经装备有这等可怕的武器,那么他大概在冷笑中却揭示了他自己的由来。因为,人类虽然不再打算或者没有能力再使用这等齿作为武器,但还会无意识地收缩他的“嗥叫肌”(snarling muscles,贝尔爵士命名《表情解剖学》(The Anatomy of Expression),1844年,110,131页。),以便把犬齿露出,准备动作,就像一只狗准备咬架那样。

四手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所固有的许多肌肉偶尔也会在人类发育。沃拉克威契(Vlacovich)教授卡内斯垂尼教授引用,见《摩德纳自然科学协会年报》,1867年,90页。检查过40个男性尸体,发现其中19人具有一种被他称为“坐耻肌”(ischiopubic)的肌肉;3人具有代表这种肌肉的韧带(ligament);其余18人连一点这种肌肉的残迹都没有。在30个女性尸体中,仅有2人在两侧具有这种发达的肌肉,另外3人只有残迹的韧带。所以,这种肌肉在男性中看来远比在女性中普遍得多;根据人类起源于低等生物类型的信念,这个事实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因为在几种低于人类的动物中,曾发现过这种肌肉,凡是具有这种肌肉动物,它的唯一作用即在于帮助雄者的生殖行为。

伍德先生在他的一系列有价值的论文中,任何人要是想知道人类的肌肉为何常常发生变异,而且终于变得同四手类动物的肌肉相似,都应该读一读这些论文。下列参考文献同我的著作中少数几点有关:《皇家学会会报》,第14卷,1865年,379—384页;第15卷,1866年,241,242页;第15卷,1867年,544页;第16卷,1868年,524页。我在这里可以补充一点,穆里博士(Dr.Murie)和米伐特先生在他们有关狐猴类的研究报告中曾阐明,这等动物——四手类的最低层成员——的某些肌肉非常容易变异。在狐猴类中,有一些肌肉渐次变得与等级更低的动物的构造相似。详细地描述了大量的人类肌肉变异,这等肌肉都同低等动物的正常构造相类似。同我们最近亲属四手类动物所正常存在的肌肉密切类似的那些肌肉真是多得举不胜举。有一具男性尸体,体格强壮,头骨构造良好,在其身上观察到的肌肉变异不下七处之多;所有这些都明显地代表了各种猿类所固有的肌肉。僻如说,这具男尸在颈部两侧各具一块直正的、强有力的“锁骨提肌”(levator clavic-ulae),就像我们在所有猿类中所看到的那样,据说在60具人类尸体有一具有这种肌肉。再参阅麦卡利斯特教授的文章,见《爱尔兰皇家学会会报》(Proc.R.Irish Academy),第10卷,1868年,124页。再者,这具男尸还有“一块特殊的趾蹠骨展肌(abductor of the metatarsal bone),正如赫胥黎教授和弗劳尔(Flower)先生所阐明的,高等的和低等的猿类普遍具有这种肌肉”。我仅提出两个补充的事例;在所有低于人类的哺乳动物中都可以找到肩峰底肌(acromio-basilar muscle),而且它似乎同四足行路的步法相关,钱普尼斯(Champneys)先生,《解剖学和生理学杂志》(Journal of Anat.and Phys.),1871年11月,178页。在60具人类尸体中有一具有这种肌肉。布雷德利(Bradley)先生《解剖学和生理学杂志》,1872年5月,421页。发现一个男人的两只脚都有一块“第五蹠骨展肌”(ab-ductor ossis metatarsi quinti);在此之前没有记载过人类具有这种肌肉,但它在类人猿中却是永远存在的。手和臂——这是人类特性非常显著的部分——的肌肉极端容易变异,结果变得同低于人类的动物的相应肌肉类似。麦卡利斯特教授,《爱尔兰皇家学会会报》,121页。他曾把他的观察材料制成表,发现最常出现肌肉畸形的是在前臂,其次在面部,再次在足部,等等。这种类似或是完全的,或是不完全的;在不完全的场合中,它们显然具有过渡性质。某些变异在男人中较普遍,另外一些变异则在女人中较普遍,对此还不能举出任何理由。伍德先生描述了大量变异之后,作出如下意义深远的陈述:“在诸器官的沟中或沿着各个方面延伸的肌肉构造显著脱离正常的模式,一定暗示有某种未知的因素,这对于一般的、科学的解剖学的全面知识有极大的重要性。”霍顿(Haughton)牧师举出一个有关人类拇指长屈肌(flexor pollicis longus)的显著事例之后,接着说道(《爱尔兰皇家学会会报》,1864年6月27日,715页):“这个显著的例子阐明,人类拇指以及其他手指的腱(tendon)的排列有时具有猕猴的特性,但这样一个事例究应被视为猕猴向上变为人,人向下变为猕猴,或者是一种先天的反常现象,我还不能说。”这位富有才华的解剖学者和进化论的强硬反对者竟会承认他的任何一个最初命题的可能性,听到这一点已经可以使人满足了。麦卡利斯特教授也曾描述过拇指屈肌以它们同四手类的同样肌肉的关系而引人注意(《爱尔兰皇家学会会报》,第10卷,1864年,138页)。

这一未知因素乃是返归以往的生存状态,可以被认为是有最高度可能性的。在本书第一版问世以后,伍德先生发表过一篇专题报告[《科学学报》(Phil.Transactions),1870年,83页],阐明人类的颈、肩、胸的肌肉变异。他在这里指出,这些肌肉是何等容易变异,而且这些肌肉又何等常常而密切地同低类动物的正常肌肉相似。他总结说:“如果我成功地阐明了人类尸体中所发生的比较重要的变异类型,以充分显著的方式显示了它们可以作为达尔文的返祖原理或遗传法则在解剖科学中的证据和例子,那就是达到我的目的了。”人类和某些猿类之间如果没有遗传的连接关系,要说一个人的畸形肌肉同猿类的肌肉相似者不下于七处之多,系出于偶然,则是完全不可相信的。另一方面,如果人类是从某一猿类般的动物传下来的,那么就举不出任何有根据的理由来说明某些肌肉为什么不会经过成千上万的世代之后而突然重现,其方式就像马、驴、骡经过数百代、更可能经过数千代在腿部和肩部突然重现其暗色条纹一样。

这等各式各样的返祖事例同第一章中所举出的残迹器官事例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致把其中的许多事例放在那里或这里,都无可无不可。例如,一个具有角的人类子宫可以被说成是以一种残迹状态代表某些哺乳动物同一器官的正常状态。人类的某些残迹部分,如男女两性的尾骨以及男性的乳房,是一直存在的;还有另外一些残迹部分,如髁上孔(supracondyloid foramen),仅偶尔出现,因而可以被纳入返祖项下。这几个返祖的构造以及那些严格是残迹的构造揭示了人类是从某一低等类型以准确无误的方式传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