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敢问路在何方？

回到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到底是在“百年”还是在“四千年”的历史时段中讨论中国的大学。倘若承认“兼采泰西”与“上法三代”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本世纪中国大学发展的主线，那么，其与汉唐太学、明清书院的差距，便不言而喻。

也只有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中，有些长久困扰学界的问题，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比如，晚清以降教育的急功近利与缺乏长远打算、要求教育为现实政治乃至党派利益服务、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低下等，都不是传统中国的特色。

百年中国大学，值得说的，实在太多了。比起竞争激烈的中、小学教育（合理不合理另说），大学没有严格的检测标准，几乎是办好办坏一个样——从没听说过哪所大学的教育失败（或曰“破产”）。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决策方针，很长时间内，大学教育仍是卖方市场——进大学难，无形中掩盖了大学设计及管理中的众多问题。这里有政府的责任，有民间的责任，也有校长、教授们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学术课题的“大学”，不仅仅属于高教研究所，而是属于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

或许有一天，蔡元培的大学理想——中国传统的孔墨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能够真正实现；但在此之前，如何协调西方体制与传统精神、政府行为与民间学术、人文修养与专才教育、大学规模与教学水平、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乃至大学的结构与主体、功用与义务等，随便提出一句，均值得学者们“大书特书”。

对于我心目中的这篇“大文章”，本文只能权作“课题说明”。倘若有朋友迫不及待，非要追问路在何方，我只好开诚布公地回答：不知道。正因为不知道路在何方，方才有必要抛砖引玉。近几年，若干所中国最好的大学纷纷庆祝百年诞辰。很希望借此机遇，好好反省中国的“大学之道”，而不只是沉醉于“一路凯歌”。

记得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曾将大学生活界定为“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但愿关于中国大学传统及现状的研究，也不例外。

1997年12月15日于京北西三旗

（初刊《学人》第十三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曾收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大学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