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旁采泰西”

回到海霍的追问，20世纪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否真的是“欧洲大学的凯旋”？

讨论现代中国的教育与学术，此一问题无法回避。

废科举，兴学校，养人才，如此互相勾连的三部曲，乃晚清志士的共同话题。至于如何“兴学校”，康梁师徒的意见最具代表性：“上法三代，旁采泰西”；“远法三代，近取泰西”。三代之学，作为学术课题，康氏发挥得淋漓尽致（如1886年著《教学通议》）；可到了设计教学体制，用得上的，只能是那紧随其后的“旁采泰西”。据《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年四月末：

 

大学堂议起，枢垣托吾为草章程，吾时召见无暇，命卓如草稿，酌英美日之制为之，甚周密，而以大权归之教习。

 

梁启超草拟的章程（即《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满目都是“西国学校”如何如何，从头到尾，没有一句涉及“三代之学”。遥想当年，即便学养深厚的康有为亲自起草，恐怕也难逃“名不符实”之讥。

康梁师徒不识外文，也未曾出洋考察，哪来的“英美日之制”？不用说，自是得益于译著。翻翻晚清兴学堂的论述，几乎无一例外，都受传教士著译的影响。在《教会新报》及其后身《万国公报》上，花之安（Ernst Faber）、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传教士，发表了许多有关西洋学校的介绍，成为晚清教育改革的主要思想资源。后两者对京师大学堂的建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前三者的著述，更为梁启超所直接引证：

 

西人学校之等差、之名号、之章程、之功课，彼士所著《德国学校》、《七国新学备要》、《文学兴国策》等书，类能言之，无取吾言也。吾所欲言者，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

 

梁氏此文撰于1896年。此前一年，郑观应十四卷本《盛世危言》问世，其《学校上》附录了《德国学校规制》、《英、法、俄、美、日本学校规制》和出自《七国新学备要论》的《英、德、法、俄、美、日六国学校数目》；此后两年，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正式展开，如何在教育领域“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更是士大夫谈论的中心话题。

有个细节值得玩味：戊戌变法失败，所有新法尽废，惟独拟议中的大学堂照办不误。除了当朝者需要借此装点门面，更因此举争议最小。晚清的士大夫，再保守的，也不会否认中国“器不如人”。大兵压境，国事日非，“富国强兵”乃当务之急，而“兴学堂养人才”则是治本之举。用严复的话来说，时至今日，仍然反对引进声光电化，“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者，必是“狂易失心之人”。百日维新失败，西式学堂并没因此销声匿迹，除了开办大学堂（1898），更有公布癸卯学制（1903）、谕停科举（1905）、建立学部（1906）等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百年中国，以教育而论，最关键性的转折，其实是在清廷手中完成的。至于如何防止西学的引进导致传统伦理道德的颠覆，更是教育界持续百年的论争。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的口号，落实在教育界，便是“以伦常道德为先”的立学宗旨，以及对于经学课程的特别强调。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激发忠爱”不再理所当然，经学的意义也日渐失落，但“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依旧是学校教育的中心。对于“中学”能否“为体”，曾经有过各种挑战；而“西学”内涵之模糊，则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在教育界，何谓“旁采泰西”，其实并非一目了然。

康、梁以及张之洞等的创建新学制，确实是“旁采泰西”，可并非“酌英美日之制为之”。传教士固然有关于英美学制的一般介绍，可直到1902年京师大学堂复办，驻美大使依然无法遵嘱提供准确的美国学制资料，原因是美国学校均由官民捐建，没有统一的课程设计。更重要的是，讨论晚清的学制建设，不该遗漏了最为关键的德国。从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无不强调学校规制“德国尤为明备”。对此，康有为本人的《请开学校折》（1898），也有明确的表述：

 

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倡于德，日本同文比邻，亦可采择。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

 

晚清以降的高等教育，教会大学的作用固然不可低估，但主流是日渐成长的官立或民办大学——后者明显受制于政府所颁章程。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上《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提及如何参酌东西学制：

 

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惟德最详；日本兴最骤，而学校之数，在东方之国为最多。

 

1902年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只是提及欧美日本之制，并无直接的比附；1903年张之洞参与修订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可就不一样了，满目皆是“日本”字样，上至分科大学的设想，下及课程译名的比照，更包括教科书的写作等，均注明日本如何如何，足证其《重订学堂章程折》所说的“博考外国各项学堂章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其实主要规摹的是日本。《东瀛学校举要》、《日本游学指南》、《日本文部省沿革及官制》，以及吴汝纶的《东游丛录》等著译的出版，使得1902年以后的中国人，对于追慕德国的日本学制，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德国以及日本的教育制度，在晚清为何特别受推崇，除了德、日两国国势之迅速崛起，更因其无碍中国现有的政制。1906年的《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表述：

 

东西各国政体虽有不同，然未有不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者。近世崛起之国，德与日本称最矣。德之教育重在保帝国之统一。日本之教育所切实表章者，万世一系之皇统而已。

 

如此确立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明显模仿的是明治二十三年（1890）颁布的“教育敕语”。后者用儒学和普鲁士主义来修饰日本神话，完成了以天皇的神圣权威为依托的国家主义臣民教育的设计。这一点，尤其符合满清王朝的意愿，难怪皇上对学部的奏折大加赞赏：“朕心惓惓，实有厚望焉！”

辛亥革命不只推翻了大清帝国，更以扫除专制确立共和为目标。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定，“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于是开始了新学制的制订。可就在此作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蔡元培依然强调借鉴日本学制，不过是从另一角度立论：

 

至现在我等教育规程，取法日本者甚多。此并非我等苟且，我等知日本学制本取法欧洲各国。惟欧洲各国学制，多从历史上渐演而成，不甚求其整齐划一，而又含有西洋人特别之习惯；日本则变法时所创设，取西洋各国之制而折衷之，取法于彼，尤为相宜。然日本国体与我不同，不可不兼采欧美相宜之法。

 

这与张之洞所说的“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故“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对于现代化起步较晚的中国来说，需要一个作为过渡的桥梁，方才能比较顺当地理解并借鉴西学。这一点，晚清人几无异议。只是到了西学的引进已经渐成规模的“五四”前后，中国人方才开始甩开日本，直面西方学术思潮。

1912年10月，教育部颁发《大学令》，其时蔡元培已辞去教育总长职务，再次赴德留学。四年后，蔡氏出长北京大学，将此办学宗旨发挥得淋漓尽致。从《大学令》的取消经学科，不以忠孝相号召，确立教授在大学的主导地位，到出长北大时之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张“以美育代宗教”，以及扩充文科、理科，停办工科、商科等，均明显打上德国大学的烙印。读读在此前后蔡氏有关大学教育的论述，引以为据的，常常是德国的学制，以致有人从英法的立场提出批评。

“五四”运动后，杜威、罗素的讲学北大，以及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考察英美教育，标志着另一种大学理想的浮现。执中国高等教育牛耳的蔡校长，“在德、法较久，深悉德、法学制”，可惜“英美我尚未到过”，这一回的“西游”，对蔡氏影响甚大。在柏克莱加州大学，蔡元培发表演讲，除强调“大学教育应采用欧美之长，孔、墨教授之精神”，更仔细分梳西方三种不同的大学：

 

德、法大学专重研究学问，德国注重精细分析的研究，法国注重发明新法的研究。英国大学，如乌克斯福及康白尼哲（即牛津与剑桥的音译——引者注），重在陶养学生道德，使成为缙绅之士……。美大学还有两种特色：（一）凡有用学问，如新闻学等，大学都可收入。（二）设夏科与校外教育，即无机会进大学者，亦可来习。

 

蔡校长参酌“欧美教育新法”与“中国古代教授法”，希望兼及为真理而研究、陶养道德以及发展社会教育——这张包治百病的药方，分别指向德、英、美三种颇有差异的大学理想。

将近半个世纪后，长期担任美国加州大学校长的克拉克·克尔，在其题为《大学的功用》的系列演讲中，同样区分三种不同类型的大学：

 

任何地方的大学，都无法超过英国尽量为本科生考虑，德国尽量为研究生和研究人员考虑，美国尽可能为公众考虑的目标——为了保持不易保持的平衡，越采取混合式越好。

 

倘若追溯历史并寻求现实支持，前者可上溯到柏拉图，人文主义者在这找到共鸣；中者可上溯毕达哥拉斯，科学家将给予大力支持；后者则不妨追溯到智者，社会科学家对此最为欣赏。如果追问这三种类型的大学在克氏与蔡氏的视野有何差异，最大的不同莫过于前者是历时的，后者则是共时的。

西游归来的蔡校长，一改以往独尊法、德教育的思路，对美国的大学制度评价甚高。第二年，在一则短文的注释中，蔡氏标示了其大学改革的理想：

 

分大学区与大学兼办中小学校的事，用法国制。

大学可包括各种专门学术，不必如法、德等国别设高等专门学校，用美国制。

大学兼任社会教育，用美国制。

大学校长，由教授公举，用德国制。

大学不设神学科，学校不得宣传教义与传教士不得参与教育，均用法国制。瑞士亦已提议。

抽教育税，用美国制。

 

如此博采众长，有的不成问题（如不设神学科），有的无法实现（如大学区制），比较可行的，大都带美国色彩——“深悉德、法学制”的蔡氏尚且如此，余者可想而知。

教会大学中，美国势力本就“独占鳌头”；国立及私立大学的校长，留美学生占很大比例。以后来组成西南联大的三大名校为例。蔡元培长校时的主要助手、1930年起正式接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罗家伦说的没错，蒋梦麟出长北大后，“北京大学更有意识地向着近代式的大学方面走”。这里所说的“近代式的大学”，其实是指逐渐占据主流的美式大学理想。至于清华，本就是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立的，长期主持校政的梅贻琦为美国毕业的工程硕士，其校风及管理体制之追慕美国，更是在意料之中。教育家张伯苓1917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第二年回国，正式筹建南开大学。在美期间，张氏曾发表演讲，畅谈未来大学的走向：

 

考察与中国需要最宜之教育制度，结果获得两种需要者：一则英法美之制度，一则日德之制度。前者专为计划各人之发达，后者性近专制，为造成领袖及训练服从者之用（是即服从纪律）。敝校南开，多半以是二者为圭臬。

 

南开大学成立后，并非兼重英美与日德：教员聘请的是美国人或留美学生，课堂除国文和中国历史外均用英文讲授，且直接使用美国学校课本，据说连生物课解剖用的蚯蚓，也是从美国运来的。

可以这么说，从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中国的高等教育，主要以美国大学为榜样。这一局面，由于共产党之建立新政权，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方才彻底改观。

1952年开始的院系调整，使得中国的大学教育，由美式转为苏制。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比如，清除美帝国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教育学上的依据，主要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这种讲求实用、鄙视玄虚，要求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教育思想，晚清以降本就不绝如缕，借助于改朝换代，终于成为大学教育的主流。苏联模式之所以畅通无阻，新政权的魅力自是主要原因，但晚清开始的“西艺”及“实利”教育思潮，无疑做了很好的铺垫。

晚清开始的教育改革，几乎每一步，都是外力逼迫造成的。从创设同文馆起，无不是为了救急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于传统教育制度的批评，最直截了当的，莫过于“无裨实用”；反过来，提倡西学，最为有力的口号，便是“有裨实用”。1929年舒新城撰《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称：

 

西艺教育思想持续的时间很短，不过自甲午至清末之十余年而已，其当位时代只是庚子至癸卯的四五年间，在教育实际上所生的影响不大。

 

但如果我们承认同文馆的创设乃西艺思潮的潜伏期、留学教育中西艺始终占主导地位、民国以后西艺思潮逐渐退化为职业教育，那么，很难说“影响不大”。所谓“谋国者对国内主张多设实业学堂，对留学生则限制其专习实业”，并非仅限于西艺“当位”的四五年。大大出乎舒先生的预料，在现代中国，“西艺教育思想”具有极为旺盛的生命力。当初编造“牙科翰林”、“兽医进士”等笑话者，倘若百年后再生，见到诸如“旅游大学”、“体育大学”这样的招牌，大概再也笑不出声来。百年中国，高等教育之注重实用，其实是一股强大的潜流，时刻有可能喷出地面，吞没众多“大而无当”的玄思。

以此讲求实用的眼光看待西学，希望汲取的，自是偏于“艺”而非“道”。不管在朝在野，海内海外，居然心同此理。晚清重臣张之洞在其《劝学篇·序》中称：“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此语大有见地，可如何与其名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衔接？时刻防备“邪说暴行，横流天下”的张大帅，终于还是希望借“明纲”、“宗经”、“正权”以“正人心”。至于“以开风气”的《外篇》诸章，主要着眼点依然是农工商兵、矿学铁路等西艺。

1897年，梁启超撰《变法通议·学校余论》，纵谈如何借鉴西学以改造中国，同样“高屋建瓴”，厚“学”而薄“艺”：

 

今日之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

 

如此立说，未免低估了学习西政之困难。至于想象有了政才，“振兴艺事，直易易耳”，也只是一厢情愿。避居日本，梁氏方才逐渐意识到“艺学”之不可或缺。《新大陆游记》第四十一节论及游学之事，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

 

宜学实业，若工程矿务农商机器之类。勿专鹜哲学文学政治。

 

对工程矿务一窍不通的任公先生，居然也加入了劝学西艺的大合唱。

晚清以降，不管是封疆大吏，还是一介书生，论及中国走向富强之路，无不把“实学”放在首位。至于西政可能危及政体，西艺则纯然大补、有益无害，更是任何当朝者都不会忽略而又不便明说的秘诀。因而，讲西艺，求实用，有可能得到“举国上下”的支持。可是，正因其近乎“常识”，没必要大张旗鼓地展开讨论，其重要性反而可能被遮蔽。直到50年代院系调整出乎意料的顺利，方才让后世的史家大吃一惊。

调整后的“大学”，在短时间内，较好地满足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求，似乎显得生机勃勃；但其割裂文、理、工、医，以及裁减政法、财经，留下无穷祸害，使得中国的大学理想，几乎倒退了半个世纪。1917年，在《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中，蔡元培总结中外大学的经验，认定是由易入难循序渐进：

 

盖兴学之初，目光短浅，重实用而轻学理，人情大抵如此也。

 

依此类推，中国的大学发展，应逐渐从专为实用转移到注重学理——《大学令》的拟定以及北京大学的改造，正是依此思路展开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确有日渐注重学理的倾向。抗战中，文理各系数量锐减，实用性的教育及工、农、商等大有发展，其中尤以医学增长最快，达到225%。即便如此，与50年代院系调整中只保留十四所综合大学，仍不可同日而语。

50年代以后大学教育的诸多弊病，主要是政府决策的失误，非校方或教育家所能左右。但浸染日久，习惯已成自然，以至“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不少人仍以恢复“文革”前的大学为目标。实际上，时至今日，“学院”已经纷纷升格为“大学”，可“重实用而轻学理”的倾向依然十分严重。

另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美国式的大学理想，又重新得到了中国人的承认。除了老北大学生对于牛津、剑桥的向往，以及20年代末模仿法国实行大学区的失败尝试，百年中国大学，其“兼采泰西”，大体分为德日—美—苏—美四个阶段，其中尤以美国的影响最为长久，也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