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百年？

文章的题目，是从两本英文书借来的：一是杰西·格·卢茨的《中国与教会大学，1850—1950》（Jessie G. Lutz, 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1850-1950,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1），一是鲁思·海霍的《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世纪的文化冲突》（Hayhoe Ruth, China's Universities,1895-1995: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二者都以“百年”为叙事框架，而且都有相当充分的论证。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登州文会馆19世纪80年代方才开始进行高等教育，杰西·格·卢茨从1850年说起，只能理解为“寻根溯源”。考虑到中国大陆的教会大学，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概消亡，用“百年史”来涵盖，倒也未尝不可。谈论“中国大学”，可就没有那么确凿无疑了。加上一个问号，就因为鲁思·海霍的思路，与中国的教育史家大相径庭。在找到准确的答案之前，只好依古训，“多闻阙疑”。

到底是“中国大学百年”，还是“中国大学四千年”，不只牵涉史家的叙述框架，更与中国人对于“大学”的想象息息相关，故需要认真辨析。为大学“正名”，并非本文的主要目的；借助晚清以降教育革新历程的梳理，讨论大学的功用，展现其可能出现的前景，方才是本文的宗旨所在。

不过，话还是得从头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