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之情与同窗之谊

作为及门弟子，闻、朱去世后，季镇淮和王瑶分别撰文，追忆、缅怀、表彰先师的功业，可谓不遗余力。除编著《闻朱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在《来之文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和《来之文录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中，季镇淮还有6篇谈论闻一多、4篇谈论朱自清的文章。《闻朱年谱》乃合并为编全集而作的《闻一多先生年谱》和《朱自清先生年谱》而成，曾得到了朱自清、浦江清、吴晗、陈梦家等联大教授的指点，虽因当初资料所限，不免略显疏阔，但面目清晰，是很好的入门书。王瑶在闻、朱两位先生去世后，曾多次撰文，后集合而成《念朱自清先生》、《念闻一多先生》这两篇既包含珍贵史料，又神定气闲的好文章。

吴宏聪先生1942年在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毕业后，未读研究生，而是留在系里当了一名助教。吴念书时以及工作中，虽也与闻、朱有接触，但交往毕竟不是很深，故日后谈论闻、朱，多采用“论述”而非“追忆”的姿态。在《闻一多的文化观及其它》的“后记”中，吴先生谈及此书为何如此命名，理由很简单：“本书收入有关闻一多先生的文章较多。”但此说其实不成立，全书收文十八则，六篇谈鲁迅，四篇谈闻一多，为何不是“鲁迅的文化观及其他”？可见，隐约之中，还是显示了某种“师承”。吴先生谈闻一多、朱自清的文章，确实不如王、季二位精彩；但其表彰杨振声之文，若《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杨振声先生在联大二三事》、《忆恩师杨振声先生》等，值得充分重视。因为杨不像闻、朱，一直笼罩在圣洁的光环中，而是多少已被世人遗忘。正是由于萧乾、孙昌熙、吴宏聪等老学生的再三追忆，杨振声先生才重新得到学界的关注。

王瑶先生去世，季镇淮先生撰文《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王先生、季先先后去世，吴宏聪先生撰文《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留在我心中的记忆》。所有这些文章，毫无例外，都从当年西南联大的生活说起，尤其是如何同堂听闻、朱等教授讲课，那是他们永远的“共同记忆”。记得王先生去世，季先生曾写挽诗，前四句是：“烽火遍华夏，滇南始识荆。感时崇大德，积学绘群英。”

不管是追忆师长，还是悼念同窗，谈得最多，谈得最好的，都是关于西南联大的记忆。在这一意义上，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可谓密不可分。在我看来，这里有私交，但更多的是公谊。无论为人还是为学，师长们均“和而不同”。虽说闻、朱从来相提并论，但两位先生的性格和才情大有差异，这点学生们看得很清楚。

晚年的朱先生，尽心竭力地搜罗亡友遗文，去世后，王先生曾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一张纸条，是入医院前写的，告诉大家他又发现了四则闻先生的遗文，希望将来能编进全集里。在《念朱自清先生》中，王先生称：“在生前，闻先生和朱先生的私交并不如一般所想象的那么深，他对于闻先生《全集》的编纂，照着闻先生的遗志来计划清华中文系的系务，都并不只是为了私谊。”

课余时间，私下里“品鉴”自己的老师，那是当学生的特权。季先生在《回忆朱佩弦自清先生》中，描述当年清华文科研究所的情况：“所有三间正楼房，为大家读书研究之用，各有一张长方形书桌。我注意闻先生每日伏在桌子上用功时间最长，朱先生生活最有规律，每日早起要用鸡毛帚打扫几处，书桌最干净，不堆书。闻、朱两位先生隔一张书桌对面坐，他们看书或写作之间，亦偶然休息谈话。”作为研究生，王、季二位与闻、朱多有接触，对他们的性情及交谊的了解，当比我们这些只靠书面材料写文章的来得贴切。在他们看来，一个是“任何小事都不随便，每样用具都有一定安排”，另一个则主张“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各有各的风雅。

作为导师，闻、朱又是如何在生活以及学术上关怀学生的呢？不妨先从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闻一多全集》第十二卷里的四封书札说起。1941年10月24日，闻一多致信校长梅贻琦，推荐季镇淮当研究所助教：“季君本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国文系，成绩卓异，近复投考本校研究院，并以最优成绩录取本所。研究所半时助教一职，以君当之必胜为荷。”1944年7月18日，闻一多再次致信梅贻琦，称季镇淮研究院毕业初试及格，目前只用助教名义，“一俟正式毕业，则宜升为教员”。另外两封给梅贻琦的信，则是推荐王瑶接替季镇淮，作为研究所的半时助教。这四封信，似乎只是事务性的公文，没什么了不起。可季先生晚年多次谈及，他在联大念书时，生活十分窘迫，如果不是闻先生再三给他争取经费，根本无法念下去。这才让我们意识到，那位如火如风的大诗人，也有“心细如发”的时候。

至于师生之间学问上的交流，更是让今人感慨不已。1948年6月，王先生在清华园寓所为《中古文学史论》撰写《自序》，提及：“在属稿期间，每一篇写成后，作者都先请朱佩弦师过目，得到的启示和指正非常多。已故的闻一多师，也曾给过作者不少的教正。”将近四十年后，清华大学出版社决定将季镇淮所撰闻、朱二位先生的“年谱”合刊，季先生当即称：《闻一多先生年谱》经朱先生“提供资料，并审阅二次，有所指正”，为保存先生“指教手泽和历史面貌”，重印本不做增删修改。

闻一多先生与弟子间的教学相长，或曰“良性互动”，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在《“七十二”》一文前面，闻先生写了“识语”，称“这可算作一次‘集体考据’的实例罢”——先是季镇淮提交读书报告，导师肯定选题有意思，让“对汉代思想极感兴趣的”何善周参与讨论；接下来，三人分头搜寻资料；最后，由闻一多将文章写成，“一方面容纳了新得的材料，一方面在几点上作了些进一步的分析”。即便如此，闻先生还是强调，此文“主要的材料和主要的意见，还是镇淮的”虽有如此“肇始之功”，季先生从不将此文入集，对此，弟子夏晓虹有过很好的阐释：“这段文章因缘感动我的，既有导师对学生的尊重，也有学生对导师的爱戴。今日学界所向往的‘前辈风范’，我想也应该包括这种师生间投缘的默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