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的迁徙与大学的命运——民国年间的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

南大人之谈论百年校庆，最为眉飞色舞的，当属中央大学那一段历史。像《南京大学》、《走进南大》、《南大逸事》等书，都不约而同地在“民国最高学府”上大做文章。这里的“最高”，并非时下模棱两可的“之一”，而是名副其实的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这所由1902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发展而来的大学，对于其后来居上，曾在某一历史时段超越老资格的北京大学十分得意，难怪个中人特别在意“民国最高学府”这一美誉。

其实，南大前身中央大学于1928年的异军突起，主要并非自家努力的结果，而是由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原先的东南大学，经由一番蜕变，成为首都乃至全国的第一高校。当初师生们之强烈要求改校名为“国立中央大学”，理由是大学区体制下的“江苏大学”这一称谓，“既不足以冠全国中心之学府，又不足以树首都声教之规模”。作为“首都大学”，中央大学的迅速崛起有其必然性。对于大学来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对于政府来说，意识形态控制必须借助最高学府的支持。这种权力与知识的共谋，使得“首都大学”获得更多发展的动力与资源。如此“公开的秘密”，可谓路人皆知。

当然，你可以反唇相讥：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之所以独领风骚，不也是沾了“首都大学”的光？曾经统领全国新式教育的“京师大学堂”，不就因设立在天子脚下？“北京大学”之所以成为民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当然也与京城的重要性密不可分。这里有文化积淀与学术传统的因素，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政治权力。只是当局者迷，往往有意无意对此加以回避，以为单凭几个文化人就能创造奇迹，挽狂澜于既倒。

几乎就在国立中央大学成立的同时，已在南京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借为《北京大学三十一周年纪念刊》作序，提醒北大师生们注意，北大的特殊地位正受到严峻的挑战：

 

有一部分的人，好引过去的历史北大的光荣，尤以五四一役为口头禅；不知北大过去中差强人意之举，半由于人才之集中，半亦由于地位之特别。盖当时首都仅有此惟一之国立大学，故于不知不觉中当艰难之冲，而隐隐然取得领袖之资格，而所谓贪天功以为己力之嫌疑，亦即由此而起。今则首都既已南迁，一市之中，大学林立，一国之中，大学更林立。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决不宜狃于已往的光荣，妄自尊大。

 

基于对北大的特别关爱，前任校长蔡元培已预见到首都南迁对这所大学的巨大影响——即使不是备受冷落，也将不再得到政府的格外支持。正是有感于北大日后发展的艰难，蔡先生才谆谆告诫北大人“要去尽虚荣心，而发起自信心”。这段话中，并没说明哪一所大学将取代北大，“隐隐然取得领袖之资格”；但明眼人都能猜到，作为东南大学后继的中央大学，因其“首都大学”的特殊位置，有可能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

中央大学的学术班底，主要来自东南大学。蔡元培先生既是东南大学的校董，又曾在1921—1926年间多次提及这所诞生不久的国立大学，只是言谈之中，并没有特别推举的意味。尤其论及北大与东大时，作为北大校长，更是取居高临下的姿态。1921年7月16日，蔡元培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发表演说，提到“东南大学新办预科，其幼稚可以想见”；“力量较大者，惟一北京大学，有三千余学生，一百六十余教授，单独担任全国教育，惟力量有限，而中小学校太多，势难联成一气”。1925年4月3日，蔡元培在欧洲游历时，应世界学生基督教联合会的邀请，发表关于中国大学的专题讲演，提及中国人的当务之急是“仿效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而历数中国大学的布局：

 

迄今为止，在北京（首都）有国立北京大学，在天津有北洋大学，在太原有山西大学，在南京有国立东南大学，在湖北有武昌大学，以及在首都还有其它一些大学，所有这些大学，皆直属中央政府，经费由中央政府拨给。最近，几所省立大学也相继宣告成立，其它一些则正在筹建之中。直隶的河北大学，沈阳的东北大学，陕西的西北大学，河南的郑州大学，广州的广东大学以及云南的东陆大学，都有了良好的开端。

 

到了具体论述时，仍集中在那所位于“首都”的国立北京大学。曾出任民国首任教育部长，蔡先生思考问题时，始终保持兼顾全局，而不仅仅局限于北大。其所以选择北大作为主要推介对象，有对这所大学“非常熟悉”的缘故，也与他对其时国内各大学学术水平的基本判断有关。

1926年的双十节，蔡元培发表《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的进步》，谈及从民国元年的“惟北京、山西各有国立大学一所，各省公立的止有高等学堂”，发展到如今国立、省立以及私立大学合计起来有八十几所，应该说是很大的进步。除北京大学外，文章中特别点出几所大学：“又素有美国大学预备科（之称）的清华学校，已扩为大学，在江苏与广东，增了东南与广州（东）两大学，天津的北洋，上海的南洋与同济，均扩为大学了。”随后的历史证明，蔡先生的判断相当准确，这几所大学日后均前途无量。

在蔡元培眼中，东南大学固然是值得一提的国立大学，但“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根本无法与老资格的北京大学相抗衡。可两三年后，风云突变，蔡先生转过来称“北大不过许多大学中的一校”，显然已意识到由东南大学摇身一变而成的中央大学，将对北京大学构成巨大的威胁，甚至可能取代北大而“隐隐然取得领袖之资格”。想想也是，大学固然不同于一般机构，有相对的独立性，其学术传统一旦建成，会有很大的内在驱动力；但在一个教育经费严重短缺、政治干预无所不在的时代，国民政府的抑扬，依然能决定大学的沉浮。毫无疑问，单是首都南迁这一事件，就意味着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的命运，必将产生巨大的逆转——“民国最高学府”的桂冠，不再属于北京大学。

原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在《美国校园文化》中，强调美国大学的竞争性，使得每个地区都有自己享誉世界的大学，接下来便语带讥讽：

 

存在于巴黎、东京或战前柏林的那种“一步占先，永远优先”的权力，在美国根本就不存在——感谢上帝！

 

为什么法国的巴黎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以及日本的东京大学可以“一步占先，永远优先”，最关键的，其实是“首都大学”的特殊地位。这一点，在东方国家表现得尤其突出。落实到中国，便是随着首都的迁移，从政府到学界，都认定教育及学术中心也必须另起炉灶；而当初之改称“中央大学”，追摹的正是这三所具有“国际性”、“永久性”、“权威性”的“首都大学”。

此后二十年，深受蔡元培教育观念影响的北京大学，不见得真的坚持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但其特立独行、桀骜不驯，以及明显地镇压学潮不力，确实让国民政府很不愉快，以至屡遭冷落与打击。相对来说，曾一度由蒋介石兼任校长的中央大学，虽也有这样那样的波折，其获得的政治上的以及经济上的支持，显然比北京大学要大得多。

在20世纪前半期，由于政权的转移与首都的迁徙，有两所大学曾因成为“首都大学”而独领风骚。其中，北京大学之活跃于1898—1927年，以及中央大学之领先于1928—1949年，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种“风水轮流转”的局面，一旦引入政治史或思想史的判断，便大成问题。比如，国共两党对于1930—1940年代北大与中大各自所起作用的判断，便可能天差地别；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与行政官员对于北大自由主义传统的体认也不尽相同。国民政府之扶植中央大学而压制自由主义传统强大且学潮频繁的北京大学，在当年的激进知识分子看来，此举并没有使得北大“边缘化”，反而使其“殉道者”的形象更加完美。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建都北京，中央大学不只失去“首都大学”的光环，更因其与国民党政权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受到严重质疑乃至压抑。直到最近十年，中央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地位，方才得到比较公允的评价。

1950年代以后，史家对于北大与中大的评判，牵涉到整个中国现代政治史的叙述，非三言两语所能打发。不妨暂时退后一步，将问题局限在教育史，而且只谈北大、中大地位的逆转。国民政府将中央大学视为嫡系，鼎力扶持，而对学潮不断的北京大学则不无戒心，这不必教育史家论证，略具常识的人都能猜想得到。可也正因为“路人皆知”，很容易有“想当然尔”的引申发挥。比如，1920年代末中央大学便已一枝独秀，其“系科数、学生数、教职员数和年经费数都几近于清华、交大、武大、浙大四校的总和”；“据说到了1948年，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只有几百人，而南京中央大学则有将近两千人”。这两组数字，表面上看来很有说服力，但经不起认真的推敲。

第一组数字虽注明资料来源，据《申报》1931年1月22日发表的教育部工作概况统计，实际上是得自龚放等编著的《南京大学》第57页，而且上了编著者“删繁就简”的当。该书为了印证“中央大学成立初时，颇具一番‘首都大学’的气象”，选择性地提供了“国内五大学”的基本情况。而被故意隐瞒的两个重要事实，明显不利于中央大学“一枝独秀”的结论。第一，其时国立中山大学的规模远大于清华、交大、武大、浙大四校，与中央大学差别无几。请看以下三组最为关键的数据。学生数：中央大学1731人，中山大学1625人；教职员数：中央大学565人，中山大学410人；年度经费：中央大学1555 162元，中山大学1266 564元。第二，北京大学的缺席，使得这一表格的权威性必须大打折扣。这倒不是史家刻意隐瞒，而是没有发现漏洞，仔细追究。前一天的《申报》上已经说明，此表格“仅有十七年之高等教育统计”；而1928年的北京大学，已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加以改组，弄得面目全非。直到1929年8月6日，“国立北京大学”方才真正复校。而《申报》1929年12月27日的两则报道，让我们明白，其时中大虽略占上风，但北大的力量依然不可小视——前者有在校生1839人，后者则是1239人。

第二组数字只是“据说”，不详典出何处，但按目前掌握的材料，此数据很可能失实。以1947年为例，北大教师有说是587人的，也有说是761人的，二者均有当年北大校方的统计表作为依据。中央大学呢，有说全校教师779人的，也有称全校教职员1266人的——后一个数字，明显来源于1948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编“高等教育”部分，可在此年鉴中，中大教师总数为752人。考虑到当年教师流动性强，加上统计方法不太严密（比如，如何处理兼职便是个难题），数字之间互相打架，并非“不可理喻”。为了相对公平起见，这里选择教育部组织编纂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看看这两所大学抗战胜利复员回到南京和北京后的局面。

将年鉴所记载的1947年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教职员以及经费的统计数字，两相比较，真的耐人寻味。学生人数一目了然，中大4068人，北大3478人，有差距，但不是很明显。教职员的情况比较复杂，中大共有教职员1266人，其中教授293人，副教授57人；北大则只提供了各种具体数据（教授201人、副教授64人、讲师198人、助教302人、职员575人），略作统计，不难发现，北大的教职员人数比中大还多，共计1340人。更有意思的是两校经费，经过各三次追加拨款，中大和北大的经费居然一模一样，都是“总计全年经常费为国币3634 600000元”。其他大学的经费全都参差不齐，惟独中大和北大“一碗水端平”，可以想见主持其事者的煞费苦心。

南京国民政府欣赏中央大学而不太喜欢北京大学，这点没有任何疑问。问题在于，北大在国内外学界有着巨大的影响，不可能轻易抹杀。而国民党的文化官僚中，也不乏北大出身者，对母校自然呵护有加。过分夸大迁都南京或复员归来后国民政府对于北大的打压，在我看来，不是很恰当。

北大的发展真正受到严重限制的，其实是备受赞美的西南联大时期。抗日战争中，漂泊西南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大学，奉部令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名声显赫，至今仍“笳吹弦诵情弥切”，但很少有人追究这一光荣背后的阴影。不管国民政府是否有意，将北方三大名校合成一“名师荟萃”的西南联大，其实是矮化北大而拔高中大。此举如何严重限制了这三所大学自身的发展，在没有看到政府年度拨款报告之前，不妨先以招生数目为例证。

据1937年3月7日《北平晨报》报道，北大现有在校生1031名；而龚放等编著《南京大学》则称，1937年度中央大学在校生有1072人。中间虽只相隔半年，因有抗战爆发学校西迁这一重大事件，上述数字只能仅供参考。但抗战前中大和北大学生数量相差不是很大，这点我想可以肯定。到了1944年，情况便大不一样了。中央大学在校学生3837人，全校教师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呢？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年在校学生人数统计表》,1944年文、理、法、工、师范等学院以及研究院和各专修科学生合起来，总共也才2058名。而另外两个表格《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三年度教员名册》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三年度教授、副教授名单》则告诉我们，其时西南联大共有教职员382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79名。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西南联大，其办学规模约略等于中央大学的三分之二。考虑到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均为国立大学，其经费来源一样，单看这两组数字，便能明白国民政府的态度。

当然，老大学有老大学的好处，一旦回到北平，北京大学如鱼得水；深厚的文化学术传统，使其得以迅速发展，很快又可以向中央大学叫板。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前面提及的1947年度财政拨款二者平分秋色。

抑扬褒贬这两所民国年间最为著名的大学，并非本文的目的；之所以罗列大串琐碎的数字，无非是想纠正若干流传甚广的说法。首先，中央大学的迅速崛起，确实得益于国民政府的着意扶持，但这不完全是意识形态的缘故，“首都大学”的定位，很大程度决定了1928年后北大与中大的命运。其次，北京大学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以及一次次有明显党派背景的学潮，确实为国民政府所厌恶乃至嫉恨，但关于北大所受挤压的描述，不宜过分夸大其辞。第三，中央大学日后的发展，以及其学术上的基本风貌，其实与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所奠定的根基大有关系，刻意渲染“首都大学”之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第四，不主张在教育史或思想史的论述中将北京大学与中央大学绝然对立起来，因中大历任校长中，北大出身的罗家伦是很有作为的一位；中大文科的著名教授中，更有不少曾在北大念过书或任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