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以“文章”为中心
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虽然著述甚多，且曾经声名显赫，其实缺乏独立的理论思考，只能说是“躬行君子”；因而，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远不及章太炎、马一浮重要。所谓“其治经汉、宋兼采，合考据、义理而一之”
，基本上是客套话；倒是晚年的讲学实践，更值得称道。
没有多少精彩理论表述的唐文治，极为关注学生的人格培养与道德熏陶，因“学问之道，首重品行”。据唐先生称，其以“检束身心，砥砺品行”为讲学宗旨，并非始于无锡国专；出长上海工业专门学堂时，便“每于星期日集诸生讲经并修身立品大要”。如此以孔门学说为根基，以宋明大儒为榜样，几十年“传道授业解惑”，本来应该大有成效，可令人困惑的是：千余学生中，“文史方面有成就的固然不少，但竟举不出一位研究宋学而有成就的校友”。跟这直接相关的，还有另外一段话：“为什么国专出来的学生，一般还能写写文章，这和唐先生的熏陶有关。”换句话说，一个修养很深的理学家，竟教出一批能文章的文史专才。
如此局面，除了时世迁移，理学之接受与传播大受限制，还与唐文治的教学宗旨与方法大有关联。《茹经先生自订年谱》有云：“余向主道德教育，迨阅历世变，始悟性情教育为尤急。”如何实现“性情教育”？唐先生的思路颇为奇特，即借助于文章的阅读与写作，完成学生的人格塑造：“居今之世，教授国学，必须选择文章之可歌可泣足以感发人之性情者，方有益于世道也。”
几乎所有的老校友，回忆起无锡国专来，都会集中在如下四点：修身养性；专书教学；书声琅琅；作文比赛。以“文章”（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学”）为中心，借助“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咏，切己体察”的“十六字诀”，既实现“性情教育”，又完成学业训练。这与现代大学分门别类的课堂讲授，自是大有差异。
所谓“学者欲穷理以究万事，必读文以求万法”；或者“读文一事，虽属小道，实可以涵养性情，激励气节”，单是追究其与程朱理学的离合，在我看来，还远远不够。因唐文治如此立说的深层原因，乃直接针对“五四”新文化人之排斥文言写作。无锡国专要求学生在抑扬顿挫、缓急轻重的诵读中，玩味文章的起承转合，以及文气的阴阳清浊，长久地沉浸于诗文的境界中，而后豁然开朗，一通百通。如此教学，从内容到方式，都与桐城文派大有关联。实际上，唐文治的诵读与作文，受晚期桐城大家吴汝纶的影响很深，这一点，《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中有明确的表述。
无锡国专的教授，颇有以能文著称的（如陈衍）；至于唐文治本人的文章，倒不见得十分精彩。钱基博为唐文治《茹经堂外集》作序，称自从参加无锡国专事业，“乃得时时亲接其言论，然后知先生躬行君子，不徒沾沾词章记诵之末”。以“躬行君子”相许，自然是极高的评价；可其中似乎还蕴涵着另一层意思，即对唐文评价不高。1932年无锡国专学生集资铅印钱基博的讲稿《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1936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增订本时“材料增十之四，改窜及十之五”，可二书均只字未提唐文治的文章。这与同在无锡国专任教的陈柱撰写《中国散文史》时，专门表彰“吾师唐蔚芝先生”之“以古文为天下倡，性情文章，均近欧阳修”，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
与钱基博态度相近的，还可举出被唐文治奉为上宾、高价聘请的陈衍。在《茹经室文集三编序》中，陈衍大力称许唐文治“晚讲学乡邦，于举世不悦学之日，独以通经致用为根本要图”，并提及“其作为文章，于平日读书见事所得力，遇题而左右逢源”。不说才情与学识，而突出“益以数十年宦海世途之阅历”，其实也是对唐的文章不太以为然。钱锺书《石语》中记录下陈衍这么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时人的真实想法：“唐蔚芝学问文章，皆有纱帽气，须人为之打锣喝道。余作《茹经堂》三集序驳姚惜抱考订义理词章三分之说，而别出事功一类，即不以文学归之也。”
理学不如马一浮，朴学不如章太炎，就连文章也都不被陈衍等文坛宿将看好的唐文治，其主要贡献在教育。作为教育家，唐文治有眼光，有胆识，有恒心，其独力支撑很不时尚的无锡国专，为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留下另一种可能性，值得尊敬与同情。
对于20世纪中国教育来说，1950年是个关键的年头，不只无锡国专消逝了，无数个性鲜明的私人学校都不复存在。这一年，梁漱溟曾上书中央，建议设立民间的中国文化研究所，熊十力则曾希望恢复三个私人讲学机关：欧阳竟无创设的支那内学院、马一浮主持的智林图书馆，以及梁漱溟执掌的勉仁书院，目的是“存旧学一线之延”。如此低调的申辩，仍未能获得谅解。
此后的很长时间里，私学被彻底取缔，思想大一统的局面日益僵硬。
进入80年代后，私人办学逐渐放开，可步履十分艰难。比如，中国文化书院至今未能正规办学，筹划已久的无锡国专复校，看来也希望渺茫。表面上各种民办高校迅速发展，学生数量激增，但缺了唐文治当年孜孜以求的“正人心，救民命”，毕竟是一种很大的遗憾。
退一步说，即便做不倒“正人心”，也无法“救民命”，若能在“继绝学”方面有所贡献，也都值得尝试与鼓励。
2000年6月27日于北京西三旗
（初刊《现代中国》第一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曾收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大学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