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另有渊源的“东南学术”

在教育史家眼中，晚清之书院改学堂，目的是使中国教育走上“与国际接轨”的康庄大道。故论及书院教育，基本上截止于“清末书院改革”，或者“书院制度的近代化进程”，偶尔顾及“近现代对书院精神的发扬”，也都未能给予认真的清理与公正的评判。反而是思想史家，会对章太炎、马一浮等人的书院讲学感兴趣，因为这是一种有理想、有信念，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的可贵尝试。

20世纪20年代初，有感于“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所向披靡，对“忠信笃行”等传统伦理道德造成极大冲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教授们借《学衡》杂志奋起反击，与新文化分庭抗礼，形成南北对峙局面。撇开当初论战时的激愤之辞，大致而言，北方学者锐意革新，自是容易流于空疏；南方学者功力深厚，可又未免过于守旧。张其昀关于“世人多称南高学风偏于保守，这是一误解，与其称为保守，不如称为谨严，较近事实”的辩解，在我看来，实属多余。因文化理念的“激进”/“保守”与治学态度之“空疏”/“谨严”，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而胡适所说的“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虽是持平之论，却忘了南北学者治学态度的差异，其实隐含着政治立场与文化理想的冲突，很难靠学养或方法来调适。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界，与《学衡》杂志（1922—1933）文化理念相近的，除散落各地的专家学者，还包括若干很有特色的私人讲学机构。1918年筹备、1922年正式成立于南京的支那内学院，虽由沈曾植、陈散原、章太炎代为撰写“缘起”与“简章”，主持人欧阳竟无也有“须复宋明讲学精神之教育”的说法，但毕竟近于居士道场而不是传统书院。倒是唐文治1920年创办于无锡的国学专修馆、康有为1926年创办于上海的天游学院、章太炎1935年创办于苏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都以“国学”相号召，对抗其时已经如日中天的“新文化”。有趣的是，这些有影响的私人讲学，均集中在江苏一省（上海旧属江苏，二三十年代江苏省的教育、文化组织多仍在上海活动）。真应了那句名言：“东南学术，另有渊源。”

据张耀翔在《清代进士之地理的分布》一文所做的统计，清代一甲状元、榜眼、探花共342人，其中江苏就有119人，占34.8%，浙江81人，占23.7%，安徽18人，占5.2%。三者加起来，共218人，占63.7%。虽然科考功名并非人才的惟一指标，但据此可约略看出一地之教育及文化水准。故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所下的判断：“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还是大致可信的。

正因为文化积累深厚，在社会/学术转型中，东南士子自然不甘只是充当配角；更何况旧学根基深厚者，必定反感新学之“浮躁”，也有能力与之争锋。考虑到民初浙江学人大举进京，占据北大等重要位置，甚至有盘踞把持学界之嫌；而早在晚清，“徽籍学者大量涌入江浙地区，造成了安徽书院的学术真空状态”，难以产生学术大师。好不容易涌现出若干新锐（如陈独秀、胡适），又都跑到北京兴风作浪去了。这样，20年代的中国，有资格也有能力代表传统文化与学术的，确实非江苏学人莫属。这就难怪南京学界自觉扮演主流之外“另一种声音”的代表。当然，考虑到晚清以降学者们大都四处求学，转益多师，原籍不再是决定性因素，故这里更看重讲学者的居住地。

一地学风与一地民风相勾连，无锡国专之得以成功，与当地士绅的财政支持，以及民间的文化需求大有关系。有意讲学的“当世大儒”，非只唐文治一家；借私人讲学弘扬国粹的，也非只无锡国专一处。但只有无锡国专能够获得足够的本地生源，以及相对充裕的办学经费。

1926年，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研究天地人物之理，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天游学院，原本准备办成正规大学，因经费无着，只好改在上海愚园路自家住宅设教。登报招生后，应者寥寥。好在“康圣人”豪气不减当年，做了非常精彩的自我辩解：“上海各大学人数动辄千百，我院只有二三十人并不为少。耶苏有门徒十二人，尚有一匪徒在内。今其教遍于天下，岂在多乎。”可此一时彼一时，康有为晚年处境，不要说无法比拟“耶苏”传教，与早年万木草堂讲学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

与康有为上海讲学之凄清截然相反，章太炎的苏州讲学则显得十分热闹。1935年9月，太炎先生创办“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因有众多政界闻人与学界名流捧场，加上诸门人充任讲师协助教学，创办之初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可称得上“盛况空前”。可有一点不应该忘记，这笔数目不小的办学经费，乃蒋介石的“私人馈赠”。此“都下故人之情，有异官禄”，故不妨用以办学的万金，一直支持学校的运转与《制言》杂志的出版，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停办，方才“全部用罄”。

其实，在20世纪的中国，所有“大儒讲学”，都无法回避不太“优雅”的经费问题。独立于现代教育体制之外的“讲习会”或“专修馆”，没有功名引诱，也不教谋生手艺，可想而知，愿意付费问学者，数量不可能很多；因而，单靠学费，无法维持正常运转。既不像康有为那样捉襟见肘，也并非如章太炎依靠当局馈赠，唐文治的无锡讲学，靠的是民间赞助。自施肇曾投入第一笔经费（开办费八千，常年经费每年一万）起，无锡国专主要依靠地方士绅的捐赠，非但弦歌不辍，且日渐扩大规模，完善设施。关于无锡国专的经济状况，《茹经先生自订年谱》中颇多记载，总的来说运作良好，没有出现大的危机。

自古富庶的江南，在晚清开始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化浪潮中，“近水楼台先得月”。20年代的无锡，虽也同样遭受战火蹂躏，毕竟工商业发达，经济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士绅受传统中国文化影响，热心于赞助教育事业。远在戊戌变法之前，无锡就开始创办新式学校，而且均为民间私立。钱穆对其家乡人“重名犹过于重利”的习性，有相当精彩的描述：“凡属无锡人，在上海设厂，经营获利，必在其本乡设立一私立学校，以助地方教育之发展。”《师友杂忆》举的例子，还包括无锡巨商荣德生之创办江南大学，以及“无锡巨商唐家，请太仓唐蔚芝来无锡创办一国学专修馆”。后说不准确：最早动议并出资兴办国学专修馆的，是钱塘人施肇曾；只是后来跟进的，确以无锡士绅为主。正因有此传统，无锡一县，在教育方面，往往开风气之先。二三十年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教育运动，江苏是领头羊，而无锡又是“江苏社会教育的策源地”，这也可见当地民众及政府对普及教育的重视。

除了无锡地方乡绅的教育理念，还必须考虑唐文治的文化理想与个人魅力。应该说是二者一拍即合，天衣无缝，否则，无锡人何必恭请原籍太仓的唐文治？曾为京官的唐文治，自1907年激流勇退，赴上海办学以后，便十分热心江苏的地方事业。先后出任江苏教育总会会长（1908）、江苏地方自治总理（1910）以及各种同乡会、赈灾会的会长。当会长不只是满足虚荣心，还要出钱出力——尤其是赈灾的时候。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及各种回忆文章，不难发现唐文治对于地方教育及慈善事业的投入。这与早年之坚信“天下惟能爱其乡土者，然后能爱其国家”，故“欲上下数千年”、“纵横亿万里”者，“当自乡土始”，可说是一脉相传。而这，其实正是传统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从来名宦大臣，退老居乡，多知恭敬桑梓，敬宗恤族，于地方有贡献。”只是由于现代都市的兴起，使得城乡之间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医疗条件迅速拉开距离，以后的“名宦大臣”，“退老”但不“居乡”，更别说服务桑梓，于地方有所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