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救民命”到“正人心”

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颇有一言九鼎，决定整所大学的风格与走向的，如国立大学的蔡元培、梅贻琦、私立大学的张伯苓、教会大学的司徒雷登等。但所有这些校长，就其与所主持的学校的亲密程度而言，均不若唐文治之于无锡国专。称唐校长乃无锡国专的灵魂，一点也不过分。不只是规划与创办，更包括日常的管理与讲授，唐先生几乎事必躬亲，尽管其眼睛已经基本失明。可以这么说，无锡国专的一举一动，都带着明显的唐文治个人色彩。这自然是因为学校规模小（顶峰时期学生人数也不过三百人），加上是私立，校长有权“说了算”。但更重要的是，如此兼及传统书院的山长与现代学堂的校长，正是唐文治的自我定位。故必须将唐先生本人的社会阅历、政治倾向、文化理念与学术追求考虑进来，方才可能解读这所风格独特的学校。

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作为大名鼎鼎的交通部上海工业学校（即1896年由盛宣怀奏请筹设的南洋公学，1921年起改名交通大学）的校长，为何辞去现职，跑到无锡创办小小的国学专修馆？这一点，论者大都依据唐文治本人的自述：因目疾日深而辞职，因宗旨相近而办学。可这里有几个小问题，牵涉到日后无锡国专的发展方向，不能不详加辨析。

依《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庚申（1920年）五十六岁”则，不顾交通部以及学校同人的再三挽留，十月初三日“余遂决计解职回锡”，同年十二月间方才应施肇曾邀请开办无锡国学专修馆。也就是说，辞职与开馆，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此前半年，唐先生已经答应出任私立无锡中学的校长，并为其制定章程。此前八年，原籍江苏太仓的唐文治，已经在无锡购地建屋，奉父徙居。回过头来，不难发现，56岁的唐文治之所以退隐无锡，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已将无锡作为终老之乡，这才能理解其宣布讲学宗旨时，突出“预储地方自治之才”。而所谓“惟冀有如罗忠节、曾文正、胡文忠其人者出于其间，他日救吾国救吾民，是区区平日之志愿也”，除豪杰崛起于乡间的传统想象外，还凸显了清末民初变革的新思路：权力下移，地方自治。

而这，正好对应了精研易经、洞明世事的唐文治一生的运动轨迹：京城为官（1892—1907），上海办学（1907—1920），无锡讲道（1920—1950）。对于唐先生来说，真正的“节骨眼”，不在大清王朝的解体，而是自家的文化根基。抗战中坚持民族气节，拒绝出任伪职，这对于理学家来说，自在预料之中。曾任商部左侍郎、后又曾署理农工商部尚书的唐文治，辛亥革命后不只没有成为遗老，甚至在关键时刻，与伍廷芳等联名通电，要求清帝逊位。这显然得益于其尽早离开了污浊的京城，远走上海办学。

1907年的远走上海，并不像自订年谱上说的，只是为了照顾“父亲年迈，思乡日切”；在我看来，主要还是官场失意：一直提携他的农工商部尚书载振被参劾辞职，唐因而前途渺茫。而同样是弃政从教，选择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而不是北京实业学堂或北京贵胄学校，这倒是很能显示唐文治的见识。4年后，唐因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改南洋大学事上京，年谱里留下这么一句：“京师气象，腐败已极，余小住数日即回上海。”十几年的京官，不能说对红顶子毫无留恋——自订年谱里再三出现蒙皇太后召见垂询云云，可见一斑。陈衍批评唐文治“学问文章，皆有纱帽气”，不无道理。可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告别无可作为的京城与官场，远走上海的唐文治，又投身于晚清另一热门事业：“教育救国”。

到任不久，唐文治上条陈，订章程，立宗旨。除了要求增加经费、扩充专科人数，更强调“严定章程，以道德端其模范，以规律束其身心，庶几教授管理有可措手，学生乃能有志上进，蔚为通才”。作为“实业学堂”，自是“大要在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全国实业为主”。可监督（校长）唐文治，却还有培养通才以及整顿士风的愿望，于是在《咨呈重订章程和宗旨》中，不忘添上一句“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官样文章，讲求实业与保存国粹并重，正是唐先生一辈子奋斗的目标，也是其区别于一般的洋务官员或理学名臣之处。

曾两度跟随载振亲王出访英、法、美、日等国，再加上任职外务部和商部，唐文治对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略有了解，当然明白“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二者交叉的分量。出长上海实业学堂后，强调“学堂异于科举，要以崇实为宗旨，使人人重于实学”。正是由于这种“尚实”的办学宗旨，加上上海的特殊地位，学校水平迅速提升，博得国外教育界的好评，毕业生甚至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院深造。以至唐先生不无得意地称：“余私心窃计，以为中国东南各省无大学，于此，盖始基之矣。”

作为东南各省大学之翘楚的上海交通大学，1930年举行第三十届毕业典礼，特邀请老校长前来训词。唐文治先是表白当初办学之“区区宏愿，尝欲兴办实业”，很快地话锋一转，引述诸多孔孟语录，论证“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当先砥砺第一等品行”。确是理学家本色，时刻不忘教导学生如何做人。如此才性，出长“工业专门学堂”，其对于创办铁路或电机专科，改革土木及机械课程，到底能投入多大的热情，实在值得怀疑。不妨看看唐校长上海十四年间的著述：《国文大义》、《古人论文大义》、《人格》、《国文阴阳刚柔大义》、《论语大义》、《孟子大义》、《大学大义》、《中庸大义》、《工业专门学校国文课本》等。除了理学，就是文学，作为人文学者的唐文治，无可挑剔；可作为专门学堂的校长，唐先生明显对电机之类缺乏兴趣。

身为一校之长，唐文治更关心学生的“人格”，而不是具体的“学业”，这完全可以理解。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惊讶唐校长著述时之精力充沛。1912年，“因胸中欲言者甚多”，唐校长将制订校训的计划，改成撰写《人格》一书：“是书宗旨，专在发明人道，示以当然之格。”第二年，在致交通部的公函中，唐校长又强调：“居今世而言教育，惟有先以注重道德为要点。……道德并非空谈，唯以人格核之，而后事事乃归于实。”同年，又将自编《高等国文讲义》八册函请交通部转送教育部审查，希望“以之饷大学生徒”。大概是意识到可能遭遇“不务正业”之讥，唐文治预先摆明“本校国文一课特加注意”的理由：“科学之进步尚不可知，而先淘汰本国之文化，深可痛也！”

作为“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本该是引进“科学”的先驱，可唐文治却关心起汹涌澎湃的西学大潮对于本国文化的无情冲刷。这种思考，显然超越了具体校长的职权范围，更像个深谋远虑的教育家兼思想家。假如世道平静，唐校长一边推崇实学，一边讲求人格，二者互为补充，未尝不是好主意。可迅速崛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唐校长以“人格”调节“实学”的计划，是个致命打击。原先赖以安身立命的孔孟学说，如今被北大的新秀们扫进了垃圾堆，这可是唐文治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问题在于，由“文学革命”而“政治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如飓风般迅速推进。上海自然也不例外，校园里，除了“科学进步”与“本国文化”之此起彼伏，如今又添上“新文化”与“旧文化”的猛烈碰撞。而这，对于唐校长之“决计解职回锡”，我相信有直接的影响。

《茹经先生自订年谱》1920年则在述及因目疾日深而自行解职时，还有这么一句：“自上年学潮后，学风愈觉不靖。”虽是寥寥十二字，却不可轻易放过，在我看来，这与唐之由大学校长转为“讲学家居”颇有关系。对于举世瞩目的“五四”运动，唐文治的态度值得玩味：既公开发表通电，要求政府谅解学生的“爱国热忱”，“勿加苛责”；同时又对此后校园里难得平静不无忧虑——这其实也是蔡元培等大学校长以及社会名流的想法。对于一个希望“严定章程”加强管理的校长来说，这绝对不是好兆头。

辞职之前，感叹“学风愈觉不靖”；辞职之后，当即开办国学专修馆，并宣布讲学宗旨：“吾国情势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为学，必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惟一主旨。”二者如此配合默契，不会是纯粹的巧合。考虑到此后唐文治越来越公开地批评新文化运动，有理由相信唐氏此举乃寄托遥深，是人生关口的一大转折。其重要性，一点不亚于1907年的弃官从教。

在参照朱熹《白鹿书院揭示》、高攀龙《东林会约》等而制订的《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中，唐文治强调“吾馆为振起国学，修道立教而设”，故特别看重的是“检束身心，砥砺品行”。甩开“振兴实业”的口号，专注“维持人道”与“挽救世风”，对于理学家唐文治来说，显然更为得心应手。从筹办洋务，到讲求实学，再到“修道立教”，唐文治的道路，在晚清新派学人中，很有代表性。

经过生光电化、坚船利炮的洗礼，清末民初的士大夫，已很难再只讲仁义、礼仪，而无视制度、物质的强大力量。只是有感于西学大潮使得传统中国风雅凋零，有违自己的良知与教养，方才挺身而出，救弊补阙。对此，有必要给予“同情之了解”。从早年的提倡洋务（“忠臣孝子断不可不谈洋务”），呼唤西学（“西学堂之不容不设”），到晚年的“振起国学，修道立教”，这一转折，有个人安身立命的考虑，但更多的是时世推移，而不得不做出的自我调整。对于积弱贫困的中国来说，“振兴实业”与“挽救世风”何者为重，很可能见仁见智。但若套用唐文治的讲学宗旨，无锡国专无疑着眼的是“正人心”，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救民命”。

作为一名别有幽怀的理学家，由“振兴实业”转为“修道立教”，或者说由“救民命”转向“正人心”，自是本色当行，也自有其独立价值。问题是，晚清以降，有此情怀的不只唐文治一家，为何无锡国专能取得骄人的成绩，而康有为、章太炎、马一浮、梁漱溟等人之创办书院，便显得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