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单于号研究

作为匈奴国家的最高政治职位，单于是中国史籍所见的内亚草原政治体最高统治者（supreme ruler）最早的、明确的称号，按本书所使用的术语系统，应即一种“官称”（political title）。内亚政治体的演进到了匈奴国家这个历史阶段以后，草原上诸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对于单于职位的争夺。无论单于一词在语源、语义方面有多少探究的余地（注：有关研究者对单于一词语源、语义的研究，内田吟风有集中的介绍和评议，见所著《‘単于’の称号と‘匈奴単于庭’の位置に就て》，收入氏著《北アジア史研究·匈奴篇》，京都：同朋舍，1975年，第83—91页。），匈奴国家建立之后，单于作为草原政体制度形式中的最高职务，从此凝固下来，成为内亚政治传统重要的一部分，影响深远，直到公元三至四世纪被可汗（Qaghan）称号所代替（注：单于被可汗所取代，应当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期。从现有史料来看，这个过渡期大致上相当于从北匈奴政权的崩溃到鲜卑诸部确立其对于蒙古高原（特别是蒙古高原的中部和东部）的统治地位这一时期。）。

本文要讨论的不是单于这一职位名称（即“官称”）本身的语源、语义、职权及其在北族政治文化中的意义等问题，这些重要问题或者已经被深入研究，或者暂时难有确解（注：Peter B.Golden，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Ethnogenesis and State-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 Verlag，1992，pp.57-60.），都不是本文的目标。本文要讨论的“单于号”（appellation for the title of Shan-yu），是指附加在单于称号之前的、带有装饰意义却又具备稳定制度形式的某种衔号，即一种“官号”（appellation）。根据我们对可汗号的研究，我们确信在内亚民族中存在着一种古老的政治名号演化现象，即装饰性的美称被用作政治名号以后，会发生向官号和官称进行二元分化的过程。完整的政治名号是由官号与官称两个部分构成的，官称指某种制度化的政治职务（institutionized political title with an office），官号则是附加在官称之前的装饰性荣衔。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只要在政治体内控制某种制度性资源，具备制度性身份，他就必定同时拥有一个官称及与此官称相搭配的、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官号。我们相信匈奴时代的游牧帝国政治体制内，也存在着官号与官称共同构成政治名号的传统。本章主要是讨论匈奴最高政治职务单于及相关名号的问题，但不是要讨论作为官称的单于本身，而是要讨论与此官称相配合的官号——单于号。

虽然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匈奴的单于号制度，但史料中许多匈奴单于的单于号被保存下来了。比如，《史记》和《汉书》所记的匈奴单于中，有些单于明确地具有这种单于号。《汉书》记虚闾权渠单于死，颛渠阏氏与左大且渠都隆奇谋，“立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注：《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3789页。）。在这里，单于是政治职务，屠耆堂是原有的名字（given name），握衍朐鞮是单于号，即一种官号（appellation）。后来姑夕王“与乌禅幕及左地贵人共立稽侯犭册为呼韩邪单于”（注：同上书，第3790页。），稽侯犭册是名字，呼韩邪是单于号。握衍朐鞮和呼韩邪是装饰性词汇，是附加在单于称号之前的，然而这种附加性装饰却是制度性的，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屠耆堂和稽侯犭册登上单于位之后，就分别获得握衍朐鞮和呼韩邪的单于号，他们此后被人称呼的是单于号而不是原有的名字，在历代单于的系列名单里，正是专属于他们的单于号使得他们具有独一的身份（identity）。

下面我们就根据我们对内亚政治文化传统的认识，特别是对“政治名号=官号+官称”这一模式的认识，来界定匈奴单于号的性质、功能和形式，由此尝试恢复西汉匈奴单于号的本来面目。我们认为，西汉匈奴史料中有关单于号的记录虽然是模糊甚至是错误的，但在以上分析模式指导下，我们仍然有可能探究匈奴政治名号的实质与真相。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还将考察呼韩邪单于之后、特别是东汉南匈奴时期的单于号问题，以探寻匈奴政治传统在汉朝文化的强烈影响下所发生的深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