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论衡”自序

儒、道、释，在中国社会里被并称为三教，亦为中国社会与文化之骨干，这是大家都晓得的事，但很少人能真正深入理解之。三教经传浩如烟海，历史又极复杂，理解起来也确乎不易。我因特胜因缘，得以略窥堂奥，渐乃兼通三教，而皆能得益。刘梦溪先生曾说我做学问：“于儒学能得其正，于道家能得其逸，于释氏能得其无相无住”。这种境界当然是我所向往的，能否臻及，却不敢说。但儒道释三教既是中国社会与文化之骨干，不知此或不汲润于此，焉能得中国文化之精髓？因此钻研含咀，不敢不勉。频年积渐，成稿甚多。今承北京大学出版社朋友的好意，略辑一些，由艾英费心编为“三教论衡”，凡分说儒、论道、解释三部。

儒家之学，我童而习之，对它感到熟悉、亲切，自然不在话下。而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我还相信孔子、喜欢孔子。

相信，不是宗教式的感情或信仰；喜欢，不是道德文化使命式的敬爱。同样地，我对孔子和儒学的理解，也不仅是客观知识的掌握、考古材料的梳理或理论认知的拼图。我能知孔子，殆如庄周之知鱼于濠上，千古遥契，莫逆于心。我的性气与处事方式，多幻设、喜游戏、矜才情；我的学问，杂于道、释、文、侠之间，皆与孔子貌不相似。然而，正因不求貌袭，所以神似，此则非他人所能知也。

孔子并不容易学，也不容易像。正如儒家之不易知。我自少年时期起，借径于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熊十力、马一浮以及清代诸儒，以上窥周秦学术之大凡，著《古学微论》数十万言，略申儒道会通之义。后治汉唐经学，撰《孔颖达周易正义研究》等，又数百万言。更与当代新儒家诸师友摩习切磋数十载，上下其议论。积闻渐博，研练渐精，反复思维而后知之，足证其难。

但孔子与儒学其实也是不难懂的。童年一晤，握手成欢，那时我事实上就已经懂了。后来的积闻研练，只不过是与那些把孔子和儒学解释得歪七扭八的各种说法、把孔子和儒学乱批一通的各类反儒言论相纠缠罢了。为了证其误、订其、明其踳驳纠缭，而费了许多年许多工夫，回想起来，实在颇觉不值。学非所以见道，徒疲精神于辨讹，哀哉！

而这也就是吾人生于这个时代的无奈。在这个时代中，反思儒学之境况、拟测其发展，写点东西，说明往哲时贤在儒学研究上的毛病，乃是不得已的。倘以儒家成己之学的标准来说，学贵自得，谁耐烦做这些舍己徇人的工作？而从现实上说，做这些事，那些被我指称为走错了路、少读了书的人，当然也不会领情。吾人破费工夫为此吃力不讨好之务，能说不无奈吗？

《儒学新思》所辑，即为此类无奈之篇什。内容大体可分两部分，一说明历来儒者如何走错了路；一为研究儒学的人补习补习，告诉大家儒学还有许多丰富的内涵有待抉发、还有许多面向可供开展。

谈儒家的饮馔政治学、星象政治学、历数政治学、圣典诠释学、性学，以及儒家与道教之关系，都属于替大家补习的性质。民国以来，对于这些课题，学界大抵不知道、没想过，或是在视域中遮蔽、漠视之。开发这些课题出来，才有助于推展儒学之研究。否则学界讲来讲去，大家都以为已经很懂儒学，儒学也讲得烂熟、听得烦腻了，可是实际上还早着呢！许多材料，研究儒学的人根本没看过；许多论域，大家根本没想到。故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也是浅陋不足以语儒学之深美闳约的。

正因儒学内涵丰富，所以过去谈儒学或以儒者自居的人不仅所见不广，瞎子摸象，还有不少人误入了歧途。本书论以儒学经世的问题、宋明儒学丧失历史性的危机等，就是要破邪显正，以定真诠。

除了批评古今研究儒学者的错误，开发一些新的论域外，居今之世而论儒学，我当然还希望指出向上一路，提出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

这个方向，乃是企图顺着当代新儒家所说的“生命的学问”，进一步发展，将儒学建立成一种“生活的学问”。我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生活美学》一书中，即曾揭橥此义，本书赓续发挥，来说明生活的儒学才是这个时代的儒学实践之路。吾人可以以此经世，亦可以此避免儒家丧失历史性的危机。这个路向，过去几年，除了理论上的阐明，我也与一些朋友做了不少实践的尝试，希望将来可以继续做下去。

儒家以外，我又喜欢佛道，对各种宗教事务也都感兴趣。盖性喜幽奇，博涉多方，辄于此寄寓遐思也。但并不只是单纯的宗教感情导引着我去接近宗教、试图理解宗教，而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总体关怀，使得我必然注意到儒家及儒家以外的宗教状况。

一九七八年左右，友人林明峪作《禅机》、《妈祖传说》、《台湾民间禁忌》等书，我曾参与其研究过程，对佛教和民间信仰做了些初步的探讨，零零碎碎写了点文章。其后我又花了一些气力研究我国的宗庙制度、祖先崇拜、宗族会社等，并试图通过天命思想去钩勒中国小说史的嬗变、利用佛家三性说去处理宋代诗学理论及“学诗如参禅”的问题、由儒佛对抗关系上去理解唐代孔颖达所编修的《五经正义》……这些研究，在发表时多少均引起过一些争议，因为取径略异于时贤，亦非纯宗教之研究，乃是依我对文化史之研究方法和分期的整体看法来的。我的文化史研究，主要是想观察一个文化体在时间和空间的延展中，如何与自觉的价值意识互相感应，而带出意义的追求及处理事务时的不同取向。宗教所涉及的，正是一群人的终极信念与存在安顿之问题，由这个地方来审察其意义取向及性质，当然最为真确。因此我较喜欢由此切入，拨开表象，直探意义之核。

一九八九年，我在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研究所筹办了第一届中华民族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其后并襄助道教协会成立中华道教学院。这个学院，在道教界是个创举，我即担任其教务长、副院长，并讲授“道教文献选读”等课。一九九〇年，我又与灵鹫山般若文教基金会合作，创办国际佛学研究中心。这些事务，使我与宗教界有更广泛的接触，也更直接地进行了宗教研究。

我家世原本即与道教有些渊源。家伯父龚幹升先生，在《历代张天师传·序》中提到“余与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真人，自韶关遇合，至浮海入台，时聆妙绪，既上书内政部以维道统，复翊创道教会以振玄风。交契苔芩，谊联兰谱”云云，即指其事。我幼年体弱，民间俗习，例须奉继予僧道，因此我也就拜张真人为义父。义父与伯父、父亲交好，常来往燕谈。家堂兄龚群先生，则长期在嗣汉天师府任秘书长，且办有《道教文化》杂志，弘传正一法脉。道教之科仪掌故，我因熏习日久，故亦渐有所知。借着办道教学院的机缘，乃通读《道藏》，并因往游大陆之机会，参访宫观、检辑资料，以与昔日所曾思虑者相印发。

我跟佛教的渊源，不如道教这般直接，但人生机缘倒也难说得很。我本来便兼做一点佛学研究，因为研究中国文化，岂能不懂佛学，故于此亦熏习久之。文士说禅，渐且泛滥于笔端。办了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以后，在阐述义理、整齐文献，积极与世界佛学哲界对话方面，自然又越来越熟稔。一九九三年起，筹办佛光大学，先设了南华管理学院，嗣后改制为大学，乃又续办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替佛教奔走了十几年，凡所倡议或创立之典章制度、观念构想，不可胜数。对教界和佛学研究界，当然也有入乎其内的理解。

道教学院或佛光大学，均是佛道教数千年来之新猷，我因历史之机遇，得以出入其间，自来儒者之福报，岂有过于我者？故我之深知佛道，恐怕也胜于古今诸儒。

但正因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我之理解和体会，便与教内教外都不相同。或以我为同盟之友，或视我为异端之邪，而我实有取于两端而不为其所摄也。论佛论道的文章，取名《道教新论》、《佛学新解》，就表明了这种不与人同的意味。此等新论新解是否即为正论正解，唯通人知之耳。

二〇〇八，戊子岁暮，风声凄紧，序于燕京小西天如来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