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古希伯来文化的世界意义

一、希伯来文化与西方文化

希伯来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体现在它与希腊文化相融合后派生出的基督教文化上。312年，君士坦丁大帝立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标志着经改造后的希伯来文化在欧洲的胜利。

5世纪中叶，蛮族入侵，西罗马灭亡，但以日耳曼人为代表的蛮族却被基督教文化所教化，他们的务实精神和“二希”结合的基督教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欧洲中世纪文化。因此，所谓的中世纪文化其实就是以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为中心，吸收日耳曼文化并加以融合的产物。“二希”文化与日耳曼文化相结合，又加上东罗马拜占庭文化的兴起，使西欧的新文化空前高涨，奠定了欧洲文化成为世界强势文化的基础。

1050—1450年间的中世纪被称作“黄金中世纪”，是欧洲文化的繁盛期，期间建筑、教育、医疗、文学、哲学等各领域都得到了充分发展且成果丰硕，这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希伯来文化，但希伯来文化作为对欧洲中世纪文化影响甚巨的基督教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亦功不可没，它通过基督教这个途径，对欧洲文化施加着潜在的影响。日耳曼民族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贝奥武甫》、《罗兰之歌》、《熙德之歌》以及北欧的《英雄国》、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等史诗都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骑士文学如《亚瑟王的故事》等更是宣扬基督教思想的话筒，骑士们追求正义、恪守信条的精神和希伯来人恪守律法的行为别无二致。随着城市的兴起而出现的各种宗教剧、奇迹剧、道德剧同样是在演绎基督教故事的过程中表露出了对希伯来文化的继承。

宗教改革时代，马丁·路德的“唯信圣经”和加尔文的“因信称义”都旨在强调回归圣经原始传统，以古代希伯来人的习俗和生活环境来理解圣经，剔除一切后来的附会意义，这为希伯来文化在欧洲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动力。在新教改革家的这种倡议下，文学家们纷纷关注历史体裁和圣经本身，以引用圣经典故为荣，莎士比亚的39部剧作对圣经的引用随处可见，弥尔顿的史诗《失乐园》和《斗士参孙》以引用旧约故事著称；班扬的《天路里程》则用了大量圣经语句及比喻词；法国诗人拉辛则改写《希伯来圣经故事》创作了自己的《以斯帖记》和《亚她利雅记》。18世纪德国诗人歌德的《浮士德》则借鉴了《约伯记》中的情节和写法。19世纪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中时处显露出对希伯来历史故事的钟情，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则以引用圣经著称。19世纪末期出现的各类现代派作家如乔伊斯、叶芝、卡夫卡、奥尼尔等人，也都在作品中广泛使用希伯来—基督教题材。此外，20世纪出现的以破除中心权威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从源头上也可以追溯到《希伯来圣经》中的巴别塔故事。

二、希伯来文化与东方文化

按照欧洲中心主义的地理划分，巴勒斯坦地区属于东方，希伯来文化属于东方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一支，希伯来文化以其对传统文化的绝好继承闻名于世并对同属东方的叙利亚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日本文化及中国文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然，弱小的希伯来民族的这种文化传播是通过基督教这个载体来实现的，其他地区的人们在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同时，无形中部分接触或接受了希伯来文化。

叙利亚北邻巴勒斯坦，基督教产生后，当彼得、保罗等使徒热衷于向西方传教的同时，另外一些门徒则开始了东方传教旅程，编纂于4世纪末的叙利亚古书《阿达教义》记载了耶稣七十弟子之一的阿达曾前往叙利亚的重镇伊德撒传教，传教活动不但被地方酋长阿布加尔王接受，还受到了住在伊德撒的犹太人的欢迎，这充分证明希伯来文化对当时的叙利亚文化施加了影响力度。2世纪中叶，叙利亚出现了他提安、巴得撒尼和帕吕特三位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和文学家，他提安的《四福音合参》中特别强调禁欲主义，这和希伯来人对摩西律法的一再强调有某些关联。

希伯来文化对波斯的影响是通过波斯和罗马战争中对叙利亚的争夺这一特殊时机来实现的。260年，波斯王沙普尔一世率军打败罗马并俘获其皇帝瓦勒良，从此将小亚细亚纳入囊中，叙利亚的基督徒也开始在波斯活动，但始终遭到波斯固有宗教祆教的压制和迫害，后因波斯与罗马媾和而获得生机。428年，叙利亚人聂斯托里创立了自己的教派，后来他遭到罗马教会批判和封杀，他的门徒则结合当地文化特点创立了基督教聂斯托里教派（景教），在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地区建立了传教基地，并向印度和中国派遣传教士，使希伯来文化的气息得以传递到更远的地方。时至今日，景教在波斯依然存在，成了波斯文化的一部分。

按照《希伯来圣经》和《古兰经》的记载，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有着共同的祖先和生活地域，他们有着共同的习俗和远古传说。公元7世纪，出于民族团结的需要，阿拉伯先知穆罕默德比照犹太教和基督教，取二者之长，结合阿拉伯人习性，创立了伊斯兰教，从此希伯来文化随着伊斯兰势力的扩张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传播，因为《古兰经》中许多传说故事及生活规约和《希伯来圣经》只是存在关键词称谓上的区别。特别是在回教徒征服波斯后，犹太人因和阿拉伯人同属一神的子民而受到了特别优待，体现出早期阿拉伯文化对希伯来文化的认同。

希伯来文化与印度文化的关系源自使徒托马斯前往印度传教的传说，该传说认为，耶稣的使徒托马斯曾于公元50—51年间前印度西海岸的马拉巴尔传教，并使迈拉布尔的地方邦国国王及全体民众皈依了基督教。1521年，葡萄牙人在迈拉布尔圣托马斯教堂遗址的托马斯墓考古，发现了托马斯的遗物；1547年他们又在马德拉斯发掘到刻有十字架和鸽子的石碑，这足以说明基督教对古代印度的影响力。事实上，自339年开始，波斯境内不堪迫害的基督徒已开始大量移居印度，形成了早期的印度—叙利亚教会。

同样，希伯来文化对日本、中国的影响也是以基督教传教为先导潜移默化地进行的。1549年，耶稣会士沙勿略在鹿儿岛登陆，凭借商贸贿赂在割据一方的贵族中传播基督教，后经德川禁教、岛原之乱，明治维新后全盘西化的日本最终接纳了基督教文化，并出现了内村鉴三、植村正久、海老名弹正等神学家及北村透谷、国木田独步、志贺直哉、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远藤周作、三浦绫子等一系列著名的基督教作家。中国与希伯来文化的接触则始自635年景教僧阿罗本入长安，留下了《三威蒙度赞》、《志玄安乐经》等一大批汉文景教文献，使中国人认识到了希伯来人的上帝；北宋时期，曾有一批犹太人经印度前往东京（开封）定居，至今仍有裔民住在开封市教经胡同；元朝时，随着蒙古西征，犹太人及基督徒再次进入中国，在大都（北京）和泉州等地留下了他们的踪迹。明朝末年，耶稣会士再次入华，利玛窦等人的本土化传教政策曾影响了一批中国人。1919年，中文《圣经》官话和合本译就，希伯来文化的精髓正式与国人见面。

总之，希伯来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在当代社会已随着占据世界文化主流的欧美基督教文化传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使各国文化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受到了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