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方向与革命文学的范例

20世纪的中国历史交织着血与火的洗礼，经历过天翻地覆的革命，它终于向着自己的顶峰挺进，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统治下的新中国。回首过去，我们无疑会看到历史的多个侧面。它如此复杂，众多因素纠杂其中，造成的最终结果又未尝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如果从现代性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关口这一点来理解这一历史进程，也许更能体现出具有包容性的历史主义态度。如果把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看成是一个现代性的必然过程，看成是中国面对西方挑战所选择的必然道路，那么，我们可以从中既看到历史的合理性，也看到历史的偏激；既看到历史掩盖的那些苦难，也看到倔强而放纵的狂热。理解历史，不是判断历史或设定历史，而是去探究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历史这样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的现代性的进程并不是世界的现代性进程之外的“他者”，但中国的现代性确实有着它自身的显著特点。在现代性的一般历史状况和价值理念之外，中国的现代性的独特之处表现为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深重压迫而做出了不断激进化的选择。

近代中国的历史处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深刻矛盾冲突中。由于帝国主义的介入，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显示出被迫和被动的特征。当这种被迫与被动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激进的革命运动就被引发。共产主义的迅速传播，给处于困境中的中国提供了理想的转型方案。从推翻帝制的共和革命到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共产革命，短促的时间、紧急的心态和崇高的理想决不容许革命拖泥带水，中国现代性的转型于是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进行。文学不可逃避地被卷入了这样的历史选择。作为一种精神的审美表达形式，文学要从人类内在情感的抒怀转向简明扼要的政治符号，显然要经历一个痛楚的变异过程。这样的转型就是从资产阶级启蒙文学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再进一步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在这一过程里，有着一种势在必行的“历史化”在发挥作用，新的“历史化”需要开创、自我起源，需要依赖某些标志性的事件、思想和作品，这就是我们理解文学史的基本线索。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标志性的界碑。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方向和文学观念的转变，主要都源自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