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地与经验地把握乡土中国

1953年11月20日《河南日报》发表了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被《人民日报》于1954年1月26日转载，25岁的李准因此而一举成名。《不能走那条路》描写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农民转变观念和立场的故事。宋老定作为一个翻身农民，却时刻想着发家致富，他起早贪黑，目的是把家搞得像过去的富农那样。他甚至不惜乘张拴危难之时买他的地，最后他在地头看到自己的老朋友张拴他爹的坟而发现自己的错误，终于意识到“不能走那条路”，从而放弃了过去发家致富的梦想。这篇小说在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开始时发表，非常及时地反映了农村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农民依然眷恋土地，梦想回到过去的发家致富的传统社会模式中。这说明对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多么重要。“不能走那条路”的理由在当时看来是不言自明的，无论如何没有人怀疑“那条路”是死亡之路。正如小说中的张栓他爹的坟所象征的一样，中国农民如果想要回到旧社会，就会有苦难在等着他们。这是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经典叙事模式：历史在其开始时，结论已经摆在那里，那就是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篇小说概念明晰，叙述简洁，人物的社会属性分明，以阶级和路线论善恶，“政治上正确”决定了人物的命运归属和情感状态。

1960年，李准发表《李双双小传》，很快被改编成电影《李双双》。作品描写一个农村妇女在大跃进中如何积极踊跃“办食堂”，通过妇女的崭新的精神面貌来歌颂大跃进。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并非是对当时的意识形态的简单演绎，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具有某些文学性的感染力。现在有不少学者试图在“重写文学史”的纲领下，重新解读一些当年的经典作品。例如，有些学者认为《李双双小传》包含着很深刻的“妇女人权的历史内容”，整篇作品的题旨在于表现大跃进中妇女人权、地位和精神的解放等方面。研究者进一步指出：“李双双的形象融合了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凸显了其勤劳善良、豪爽泼辣的个性。她身上既有现实性的成分，又有理想化的色彩，是一个在社会变革过程争得了平等地位和独立人格的农村青年女性的典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解放历程。”事实上，作为一种愿望和想象，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在某些历史条件下，文学总是以夸张的手法来表达社会愿望，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还原到历史现实中去解释是值得怀疑的。在大跃进年代，没有任何事实表明中国妇女的人权、地位与精神状态得到了解放或提升，相反，它几乎是被贬抑的。我们只能客观地说，这部作品试图通过一个妇女积极参与兴办食堂的活动，鼓励人们支持大跃进，用生动的形象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作者对劳动妇女的性格心理刻画得颇为成功，写出了一个个性直率泼辣的女性形象，这是它的积极而有限的文学意义。

另外有些学者试图从艺术上来论述这部作品的意义。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这部作品的电影改编本被作为主导概念“民间”与“潜在写作”的证明。作者认为：“不管作家主观上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人物性格及其冲突，体现了民间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也是民间传统艺术中的‘二人’对戏的模式……所以，这部作品的人物性格冲突有自身的民间逻辑，办食堂或者评工记分只是外在的符号，或者说是一件披在作品上的外衣，于艺术的真精神无关紧要。”这种看法没有把文学与政治简单等同起来，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文学总是有一种超出时代政治决定性的力量，否则，文学就无法作为文学存在下去，而且也就不会有那么多次的文学运动，因为文学始终不能被政治完全规驯。这很难用来说明中国作家对文学有多么真挚与诚实的态度，但是文学本身确实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过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被解释为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矛盾，也就是说，作家的艺术能动力量中有一种文学本身的规则在起作用，它可以抵制住世界观中的落后偏执的因素，从而完成“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这种观点有点夸大了作家主体的能动性，在我看来，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不可能脱离它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在长期的文学史的传承氛围中形成，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它总是有一种基本规约和底线。作家的写作，确实受着多种力量的支配，思想的、观念的、道德的——所有的这些来自观念层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来自艺术本身的支配作用，总是有一种语言的和表达艺术的规则在起作用。所以，作家的写作不可能全盘服从政治的律令，它也会被作者自身的文学修养、文学表达的规则所影响。确实有一种超出政治的文学性的东西始终在起作用。但《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的论述似乎又把文学的独立性推到了不恰当的地步，“民间”的定位，似乎使作家保持着某种独立。无论如何，对大跃进时代的意识形态的表达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叙事动机，也渗透进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至于这些民间性的东西，并不是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也从来没有超出占据历史主导地位的阶级意识的需要。中国的民间社会或民间文化表达几乎从来都没有超出官方或正统文化的阈限，中国从未发展出独立的民间文化或知识分子文化，其原因也许在于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之间没有起源性和结构性的分离与冲突，民间总是官方的补充、模拟或替代。

实际上，毛泽东本人也在努力寻找民族性的表达方式与风格，他设想有一种中国的民族性风格与社会主义革命文艺完美结合的作品。这是他的设想，也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文艺所需要的风格和表达方式。如果放在现代性的框架中去理解的话，正是现代性巨大的断裂，和革命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伤痛，需要一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抚平与安慰。民间性的艺术，本质上也是一种美学的合谋。革命引发的剧烈的社会冲突需要这样的抚慰品。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1958年6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周立波早在解放区时期就以《暴风骤雨》而闻名。1954年底，他回到家乡湖南益阳农村安家落户，体验生活，参加了合作化运动的具体过程，《山乡巨变》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这部小说分为正编与续编，前者描写县委办社干部邓秀梅带领基层干部办起了常青农业生产合作社，反映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兴办的过程；续编描写常青合作社转入高级合作社后的生产生活情况，反映了高级合作社给农村带来的深刻变化和新的精神风貌。这部作品描写的时代背景是1955至1956年间，当时正值邓子恢要收缩农业合作社，被毛泽东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时政治的需要，反映合作化运动给农村带来的新生机。作品也包含了一个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结构框架，如，以邓秀梅为首的坚持走合作化道路的革命阵营与暗藏的阶级敌人龚子元之间的矛盾冲突为主线，但作者并没有刻意去写两条路线斗争，相反，他花费了相当多的笔墨去描写那些落后的“中间人物”，或者右倾分子。这些人物显然更多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真实情况。周立波曾表述过自己的创作思想：“创作《山乡巨变》时，我着重地考虑了人物的创造，也想把农业合作化的整个过程编织在书里。我这样做了，不过是着眼有远有近，落笔有淡有浓，考虑到运动中的打通思想个别串连，最适合于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我就着重地反映了这段，至于会议、算账，以及处理耕牛、家具等等具体问题，都写得简明一些。……合作化运动是一个全国性的规模宏伟的运动，上自毛泽东同志，下至乡的党支部，各级党委，全国农民，都在领导和参加这个历史性的大变动。清溪乡的各个家庭，都被震动了，青年和壮年男女的喜和悲，恋爱和失恋，也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和运动有关。”周立波虽然相信土改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等一切社会主义革命行为，但作品还是具有相当的文学性。如果说，现实主义的文学的首要意义在于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历史面目的话，那么，周立波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当时的部分现实，依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来写农村正在发生的变革。也许是因为作者回到家乡的缘故，又带有客居的成分，这使他对家乡湖南的自然风光带有特殊的情感，过多的自然风景描写，优美的抒情笔调，使小说具有一种审美的氛围，这都与那个时期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很不协调，它是一种补充还是对立？是替换或是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