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1944夏天，陶行知先生送了一本《武训先生画传》给电影导演孙瑜，其中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孙瑜，并促使他数年后改编电影剧本《武训传》。电影由赵丹主演武训，年底上演。公映后，好评好潮。但1951年3月份开始出现少数批评文章，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于是，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拉开序幕，由此拉开了建国后波澜起伏的文艺战线批判运动的序幕。

电影《武训传》讲述武训“行乞办学”的故事，歌颂武训以教育为本，穷尽毕生精力，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影片把武训塑造成了一个不屈不挠地为了中国人民的自强奋进而献身的“先贤”形象。影片采用插叙的手法，片头片尾都是展现新社会的生活，在结尾处，暗喻武训的精神在新社会才能得到发扬，并且正在发扬。武训的故事源自真人真事，不过后来出版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揭出了一些反面材料。武训出生在山东省堂邑县一个穷困的农民家庭，从小就做雇工。从幼年时代起，他就对穷人因为不识字而备受欺辱的事实痛心不已，成人后铁了心要为穷人办学。他身无分文，目不识丁，但20岁起就打出了“行乞兴学”的招牌，四处募钱。为了讨到钱，他耍把戏、磕响头、喝脏水，甚至挨打受辱，不顾一切也要乞讨钱物，用以办学。如此募钱当然收效甚微。若干年后，他把募来的资金委托给地主豪绅放债，成为高利贷者，以所得利息买地出租。到了晚年，他已经是地产跨三县的大地主。在武训的财富聚集过程中，镇压过太平军和捻军的山东巡抚张曜是个关键人物。他亲自赏给武训白银二百两，还“赐之黄布钤印缘簿，又命司道钤印捐赀”，武训“从此遍谒历任学院及邻邑府厅州县，求其钤印缘簿之上”，有些人认为，他实际上是与官府勾结敛财聚富。真实的武训与电影中的武训被严重混淆起来了，人们各取所需，武训的多重性，为褒贬双方都提供了不同的资料。在批判武训时，武训与地主阶级勾结敛财成为一个重要的罪状。

当然，这些历史材料后来才被披露，5月2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是针对电影《武训传》而发的。这篇社论经过毛泽东的大量修改，最后定稿。社论指出：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这段具有典型的毛泽东雄辩文风的话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社论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这里的观点表达了当时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立场，这种观点和立场确立了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和运动形态。

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之后，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又开始了。

俞平伯早年参加过文学研究会、新潮社、语丝社等文学社团。在新文化运动中，他的新诗曾经名噪一时，散文小品也多受好评（如其传颂一时的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他青年时代就追随胡适，研究《红楼梦》也受了胡适的影响。1922年，在短时间内写出《红楼梦辩》,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此书在当时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被并称为“新红学”的代表作。解放后，俞平伯将此书删改、增订，改名为《<红楼梦>研究》, 1952年由棠棣出版社出版。1953年第9号《文艺报》“新书刊”栏目对此书加以推荐。俞平伯此次再版，改动增补并不算太多，明显修改之处是他对胡适的“自叙传”有不同意见，他原来的《红楼梦辩》是把胡适的“自叙传”作为“中心观念”的，修改后的观点认为，并不一定要把“自叙”往曹雪芹一人一事上去附会，说《红楼梦》取材于曹家是可以的，如果完全把它与曹雪芹个人的经历经验等同，那么“这何以异于影射，何以异于猜笨谜？”也与旧红学的“索隐派”相去未远了。俞平伯在后来发表的多篇文章中，也一再表达这个观点（后来在对俞平伯的批判中，批判者列为首要错误的就是指责俞平伯持“自叙传”观点，这是胡适的观点，俞平伯恰恰对此已经做了相当的修正）。另一点明显的改动是，俞平伯加进了不少新名词，例如，关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问题等等，这些说法非但没有见出新意，反倒显得很勉强。尽管俞平伯的“新红学”研究做了如此修正，但在有的人看来，他还是没有脱离胡适的实证方法，没有从现实主义的理论的高度，在历史与阶级的冲突关系中来阐述《红楼梦》的深刻意义。当时的两个年轻学者李希凡、蓝翎，据此对其发难。

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开始是向《文艺报》投的稿，但没有被接纳。经历过一番曲折，才于1954年在其母校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上发表，随后《文艺报》被指定转载。李、蓝的文章显然是在学习了《讲话》精神后，运用现实主义的理论来阐述《红楼梦》的，主要批判了俞平伯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思想方法。李、蓝的理论资源主要是毛泽东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论述、俄罗斯革命理论家杜勃罗留波夫的观点，用这些理论来批判俞平伯这位旧学才子，那是绰绰有余的。俞平伯当年写《红楼梦辩》时也不过21岁，后来也未见得有多少伤筋动骨的改动。现在，李、蓝用马列主义作后盾，他们认为，不能从作者的世界观落后的角度去理解作品，也不能以作品的琐碎细节去穿凿附会，而要从作品所表现的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和深度来探讨《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认为曹雪芹是现实主义的大师，他对追怀往昔流露出哀感，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同情注定要灭亡的阶级，但他揭露了封建官僚地主腐朽的阶级本质，揭示了它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敢于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敢于概括现实生活的典型规律，创造出红楼梦的社会悲剧性结局”。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的信立即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应，《人民日报》于10月23日发表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28日袁水拍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这两篇文章都提到毛主席信件的内容。袁文还经过毛泽东的审阅修改。

10月24日，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会议由古典文学部部长郑振铎主持，俞平伯也在被邀请之列。出席会议的除了李希凡、蓝翎外，还有《红楼梦》研究工作者和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共49人。另有旁听者和报刊编辑。在会上发言的有冯至、舒芜、钟敬文、王昆仑、老舍、吴恩裕、黄药眠、范宁、郑振铎、聂绀弩、启功、杨晦、浦江清、何其芳等。周扬也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讲话。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发表了《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的谈话，刊登在《光明日报》上。他显然是在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号召，要把这场斗争看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当做文化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来抓。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了四次扩大会议，在首都文艺界展开了急风暴雨的批判斗争。《文艺报》的领导班子因此被改组，文联和作协的机构以及各省属的编辑机构都因此面临整顿。

李、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解释《红楼梦》，这正是建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所急需的观念立场和思想方法。毛泽东在两个青年人的身上敏锐地看到了清除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建立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迫切性和可能性。当然，更直接的原因在于，毛泽东从李、蓝揭示的问题中看到了胡风的阴影依然在社会主义时代潜移默化。毛泽东在上文提到的那封信中已经指出，李、蓝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的意义在于：“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郭沫若也说：“战斗的火力不能不对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胡适”，“认清胡适思想的反动性，清除他的影响，是文化界当前的任务”。

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的白话文学革命主张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化启蒙运动的先河。胡适深受杜威实用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一影响与他个人的文化修养，与中国的国学渊源相联系。但他在学术研究方面采用的实用主义观点和方法，并不是杜威理论的翻版，而是带有很强的中国国学考据色彩。考据变成了实证，不过是更强调了材料论据的科学性鉴别而已。胡适曾表白说，他的唯一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意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在学术上并无什么特别之处，更谈不上什么过错，今天看来，这只是在强调学术研究必须秉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但是，建国以后，在人们迫切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眼光来解释历史现实、解释一切事物的时候，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都被看成是谬误的唯心主义学说。蔡仪在《胡适思想的反动本质和它在文学界的流毒》一文中说道：“实用主义根本否认客观现实，否认现实的规律，自然更否认社会现实的阶级斗争，他们的文艺观点绝不可能是现实主义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学术观点方法不分为科学或不科学，只分为进步或反动。学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

尽管毛泽东通过对鲁迅思想的阐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度评价，但具体到五四的思想文化传统时，除去鲁迅，他很难找到可以与社会主义时期的思想文化相沟通的资源。胡适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首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也被作为典型的资产阶级文化遭到批判，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还剩下什么样的资源可供继承呢？在把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加以叙述的同时，也就把鲁迅提升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前驱的地位；这一提升的实际意图，是把鲁迅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中剥离出来，放入无产阶级的历史文化起源的语境中去。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有着两派思潮的话，那么，一派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另一派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思想。鲁迅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要略晚于这两派思潮（三四十年代是鲁迅影响力显现的时期），客观地说，也主要是在文学界。另外，鲁迅是以个人的立场来发挥他的影响力的，就此而言，他的思想相对更少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阶段，这两股思潮并行不悖，并无根本的冲突。鲁迅的思想也兼采两方面之精华，这正表明鲁迅思想所具有的历史/个人的真实性。我们后人理解一种思想，并不在于评判何种更优，何种更劣，何种更“进步”，何种更“落后”，因为时过境迁，不同时期对思想有可能有不同的定位，重新给出其历史意义。重要的在于理解一种思想所具有的历史真实性，也就是说，它可能包括的真实历史内涵。思想力量之根源正在于此。但“历史的真实”并不是静态的和被动的，它可以被创造，被放大和夸大，这就构成了思想演化的历史过程。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后来迅速被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所取代，并且被逐出历史舞台，这其中就是历史主体的能动创造，是一大批革命家的实践的结果，也是中国历史根源所决定的趋势。但是历史之趋势并不代表着历史之全部合理性，历史之选择的正确或谬误，终究会在更长的时段中彰显出来，促使人们思考，并作为思考现实和面向未来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