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们只有通过象征实践建构意义领域，但并非一切象征冲动都是人类活动的无罪证明。象征实践总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仪式性，即通过重复变成陈词滥调，通过强置仪式成为社会控制而不是解放的力量。在宗教和革命的象征实践中，当人们把象征图式奉为真理而不是可改变的知识、可错的实践，并变成权力的强制仪式时，神圣的意义冲动就会变成“恶的象征”。在人们相互冲突的社会实践与意识形态观念背后，也总是隐藏着彼此不同的象征视界的冲突。人们既受到象征共同体的庇护也受到它的强制。

围绕着商品拜物教所生产的象征图式，与宗教社会和革命象征主义一样，在一个时期内既提供一种意义生产，又带来意识形态的规定性。现代社会发展了一种象征法则，这种象征法则具体体现为不同产品的意义差别，它充当了社会分类的一般图式。一种明显的事实是，拥有经济社会的那些标志优越地位的象征物，并不依赖任何内在的精神过程，获得象征物的过程是物化的过程，象征符号具有直接的交换价值，它不似宗教场域的象征那样富于超验性，也不具有原始社会象征物的可逆性，以及自然象征的多义性。人的感受性的丰富内涵不能够进入这种象征系统的表义过程。

由于现代社会占支配地位的象征场域在意义建构上的狭隘性，同时也由于人们的内心认同或情感认同通常依赖于更早历史阶段所提供的意义视野，而不是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价值原则的简单认同——人们的情感结构、观念结构和无意识结构因此不像技术经济所支配的世界那样变动得如此之快。通常而言，不论是激进的人们还是保守的人们，都喜欢以认同先前的价值自居，——因此，先前历史阶段中所建构的象征视阈的消失、古老的象征秩序的消失被人们作为信念的危机体验到，作为意义资源的匮乏被经验，作为表达的困境在经历着。因为，象征的衰落首先意味着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中某些重要的语义资源的枯竭。因此，既需要关心在一个祛魅或去象征化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受到象征的消失或解体所带来的精神困扰，也不能无视新的社会表征及其象征秩序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强制性。

在诗学意义上更值得关心的是，这些象征图式和象征视野的消解在语言层面上所产生的意义资源的贫乏与枯竭。宗教与革命的象征主义的消解发生在社会学层面，语义资源的消失却发生在更深入和隐蔽的层次，它延伸到我们当下的话语与表征活动的困境之中。如果说前面四章讨论了象征问题的社会历史语境的话，本书的第五章到第八章是这一主题在四位当代诗人的文本中的具体展开，并与个人的感受性构成了对应主题。

当传统的象征视野模糊或消失，我们的感知不再能够通过这些象征图式获得意义，实践感不再作为意义的建构被认知，个人感受性的问题就突出出来。传统的象征图式与感知过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秩序就是人们感知本身的结构，个人感知方式与共同体的象征图式之间有着更多的相似性。原始社会的象征不是完全任意的，如索绪尔所说，符号可以是任意的，然而象征有着感知上的根源。象征是感知的图式化、程式化，它把可以感知到的对立和关系组织成为语义结构，或语义法则。色彩、形态、时间、空间等特性被以对立的语义关系引入象征逻辑，引入文化实践的象征秩序。我们看到的是整个自然界以及它的结构、进而整个社会被纳入象征系统之中。

但在个人的感知领域，永远存在着超越这些感知图式的时刻，尤其在现代社会，个人的感受性处在共同体的象征图式与偶发性的意义指向之间，成为一种具有活力的要素。个人对世界的感知总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某些特殊的感知不仅受象征图式的激发，也受偶然语境的诱惑，因此，一些特殊的感受性也能够诱发出新的象征视野，激发出新的意义视阈。没有个人独特的、充满偶然经验的感受性，象征就只是一种集体意识的陈旧模式，没有个人感受性的灌注，对感知模式的持续更新，文化的象征模式就只能以衰退的形式存在，或以社会习俗的形式幸存。个人的感受性与共同体的象征秩序之间的张力因此成为必要的。在对意识形态化的象征秩序进行解构时，我们依赖的正是人的感受性或感知力。这些新的感受性僭越了象征图式的限制，它来自于某种微观的、个人的意义视阈的创造。文化实践的方向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从象征逃离开去，趋向于人的感受性。社会生产与交往现在正在再生产出这种感受性，马克思早已说出了现代社会的谜底：“创造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把“遭受苦难的存在物”变成感受力或本质力量的最终自我实现，似乎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产与交往的一个基础隐喻。

语言共同体的象征图式与个人的感受性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性的要求。在某种象征图式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感受性之时，一方面这些象征图式给予共同体一种共享的意义视野，另一方面共同体的象征图式也因此禁锢着其他类型的感知力。语言共同体的象征图式的每一种强化，在带来个人认同感的强化、对个人焦虑的分担之外，也同时带来对个人感受性的规约；而每一次个人感受性的解放，也都标志着共同体象征的又一次衰落。个人感受性及其话语活动，使共同体象征所追求的知识整体化的努力碎片化。个人感受性的表达在建构一种充满偶然性的意义视阈，而不是共同体的象征秩序所建构的连贯的和总体化的知识—真理图景。与此同时，共同体的总体象征及其修辞总是企图控制个人的感受性及其表达，个人话语也总是在宗教神话、革命象征或经济场域的总体化修辞中，寻求自身的自律性和自主地位。

诗歌话语作为一种深刻地依赖于象征视阈的话语形式，既感受到共同体的象征给予语言的意义资源，也明显地感受到象征图式对某种特殊的意义视野的限制，尤其感知到共同体的意义模式对个人感受性的限制，诗歌话语与共同体的语言、即共同体的意义图式之间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张力作用，诗歌话语建构新的意义视阈，使新的意义资源得以开辟，但诗歌话语又抗拒着象征视阈的彻底消解。诗歌话语的象征法则利用和转化共同体的象征图式，也努力使属于偶然语境的象征意图得以显现。但诗歌的话语实践与综合、程式化以及朝向总体象征的过程格格不入。或者说，诗歌话语的象征视阈趋向于一种被建构的过程而非既定的整体。本书的第五章讨论了王小妮以缺失的现象学方法对“去象征”的生活世界的回应；第六章论述了昌耀在非连续性的历史语境中以个人的修辞学对革命修辞学的转换，在自传式经验中寻求自我统一性的努力；第七章讨论了沈苇通过地方与空间特性的修辞对自我与主体的持续建构；第八章则是对臧棣诗歌所建构的弥散的主体的分析，以显现诗歌话语对语言与自我意识的双重启蒙意义。

如果说共同体的象征实践建构了一种语言、象征符号与世界相融合的图景，那么，现代认识方式的策略是使语言——先在的观念与象征——与事物的分离技术。近现代思想使得没有先在的观念中介的个人感知过程成为知识的一个起源，并使语言脱离象征成为呈现感性知识的一种描写或再现手段。如果先前的认识方式有赖于作为世界之象征的语言，现代社会的知识途径则有赖于把语言作为充分的经验描写与自由交流的能力。知识的欲望抛弃了对世界的总体意义的把握，把对经验的再现作为认知方法和知识的目标。在再现的话语模式的视野中，具体的和个别的经验也不再被视为整体的表现，不再被视为整体的提喻法则，个别事物和微观世界不再是总体的寓言。一切经验都只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秩序。如同现代小说与诗歌的话语世界，它们是某种索引意义上的轶事集成，一些专有名称所标志的特殊事件。它们预示着经验的更高的统一性是一个疑问，或是超越了清晰的文本形式，超越了再现的范围。

与知识语言中发生的事态相似，描述个人感受性和感知经验的诗歌话语，在象征衰落之后，经历了古典再现式的话语的支配，而现代诗歌的兴起则采用了自主性、封闭性或者说是不及物的语言策略。它们使得对感知经验进行描述的语言自身成为描述的对象。语言越来越多地成为自我描述的对象。新的象征法则以能指形式再度出现在描述的语言中，就像在知识话语中的情况，诗歌话语从再现模式的“没有概念作为中介的知觉”，变成了以语言自身为对象的“没有知觉作为中介的概念”。话语的自我参照成为诗歌话语的特征，对象征的参照、对事物的参照并没有彻底消除，它们变成了依赖于语境的次级参照物。语言中固有的象征模式彻底解体，语言变成了自身的象征。也许可以把这样的话语方式视为应对个人感受内在化的一种激进的策略。